序言
太武灭佛是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采取的一系列排斥佛教，打击迫害僧侣的政治事件。此次行动从公元446年持续至452年，共六年时间。
这次轰轰烈烈的灭佛行动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佛道之争、逃避徭役、勾结官僚、生活腐化等。
但究其根本是拓跋焘认为佛教的发展威胁到北魏统治，如果任由佛教扩张，后果将不堪设想。综上，拓跋焘对佛教势力展开大清洗，极大抑制佛教的发展。
盖吴起义——拓跋焘灭佛的导火索
公元445年，关中地区爆发了卢水胡盖吴领导的武装起义，这场起义的原因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长期压迫鲜卑本民族以外的胡人。
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广大中原地区正处于诸胡并立、局势动荡的十六国向北魏统一政权过渡的时代。
拓跋焘十五岁继位，经过十余年的征服，成功统一北方地区，诚然，拓跋焘是当时杰出的少数民族政治家、军事家，但受封建时代局限，拓跋焘没有摆脱民族隔阂的界限。
为了支撑对周边部族的战争，拓跋焘对其他被征服地区胡族征收沉重的赋税徭役，导致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深重。
当时的卢水胡是匈奴别部，因居于卢水而得名，后逐渐分布在陇右、关中一带，正是在这种极端压迫下，爆发了盖吴起义。
这场起义得到关中各族的响应，起义军在数日内扩大到十万余人，规模蔓延至陕西中部、甘肃东部、宁夏东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北部等广大地区。
拓跋焘亲自领军征讨，采取分兵牵制、各个击破的策略，一面组织关中豪族建筑壁垒，隔绝义军各部之间的联系，另一边进行残酷血腥镇压。
当大军驻扎长安时，拓跋焘在一处寺庙中搜出大量兵器、财宝甚至奴婢。
经过查证，兵器是僧人与义军领袖盖吴勾结所得，官银财物则是关中地区郡守官僚与僧侣之间的利益往来，奴婢美女则揭示了佛僧骄奢淫逸的生活。
曾经被北魏臣民所信仰的佛寺竟是藏污纳垢之所，最令拓跋焘愤怒的是这些平日吃斋念佛的和尚还与叛乱反贼互相勾结。
拓跋焘盛怒之下诛杀全寺僧人，抄没寺庙财产，紧接着又下令焚毁长安城所有的佛寺，大量佛像被拆、经卷被焚烧，很多僧人被处死。
作为一名铁血帝王，拓跋焘不会容忍丝毫威胁，在446年平定关中叛乱不久即颁布诏令，将这场灭佛行动推向北魏全境。
其实，盖吴起义只是这次灭佛行动的导火索。
真正让拓跋焘下定决心的是佛教的发展已严重影响北魏政权的生存根基，如同癌细胞一般侵蚀北魏的生命机体，已到了不得不除的境况。
拓跋焘灭佛的深层次原因
在探究拓跋焘灭佛的原因之前，我们要清楚佛教为什么在中原大地能有生存发展的空间。
佛教在中原的兴盛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佛教最早进入中国是在东汉初期从西域传入，史称白马驮经。
佛教在汉明帝刘庄的支持下建立中国第一座佛寺白马寺，从此开启了佛教本土化的漫漫长路。
此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佛教的发展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根本无法和兴盛的儒家相比，甚至也不如晚于其出现的道教。
不过随着东汉末年社会秩序崩塌，诸侯割据，军阀混战，思想文化领域也开始了重新洗牌。
由于社会动荡不安，长期的战乱给民间带来无穷灾难。
而佛教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思想，很好的契合了当时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将眼前的苦难转移到所谓的来世。
同时纲常伦理的崩塌意味着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受到削弱，佛教思想趁虚弥补了当时意识形态领域的空白。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势力得到进一步巩固，无尽的战争和门阀士族的压迫使得底层百姓苦不堪言，佛教给予了人们足够的精神寄托。
同时中原处于五胡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为了巩固统治，利用佛教中“忍耐”“平和”的出世思想，大肆宣扬佛教。
后赵皇帝石虎为了推崇佛教，将佛教领袖佛图澄抬举到国师的地位，享有的礼仪尊崇远超王公贵戚，仅次于皇帝，所有的军国大事都要事前与其商议。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把佛教抬高到一个超然的地位，使其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绝对主宰。
北魏作为鲜卑族政权，继承了十六国的统治衣钵，对佛教持包容认可的态度，佛教也得以继续兴盛发展，直到423年拓跋焘上台还坚持“兴诸佛像，以致礼敬”。
不过前面我们说过，思想文化是要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
不论哪一种思想流派成为主流都要顺应社会的需求，春秋战国时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汉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是如此。
实际上，拓跋焘上台时期的北方较十六国时期有了很大变化，关西的北凉、东北的北燕、关中的大夏都已羸弱不堪，北魏是北方地区的绝对主导。
北方统一的进程大大加快，拓跋焘急于完成这一功劳伟业，而这一切需要进一步的君主集权和足够规模的强大铁骑，佛教恰恰成为拓跋焘战略规划的羁绊。
政治上，佛教势力已经渗透到北魏社会各阶层，上至宫廷下至民间，对佛教的信仰已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随着信众规模迅速扩大，百姓对佛寺的尊崇胜过对庙堂的敬畏，拓跋氏本是扶持佛教维护统治，但到头来却使得佛教成为减损朝廷权威的强大势力。
更可怕的是，佛寺僧侣已成为独立于鲜卑军政集团的特权阶级。一些大规模寺院的住持僧侣与地方郡守官僚暗通款曲、输送利益，攫取土地、资源，俨然成为与世俗政权并立的权力中心。
经济上，佛寺的兴盛极大的侵害国家赋税和财政收支，在封建社会，经济运行主要围绕土地和农业展开。
因为在小农经济和农耕社会，社会生产力和物质财富主要来源于耕作和土地资源，政府通过征收农业税、土地税充实国库，维持社会运转。
而佛教的广泛传播需要大量的寺庙，建立寺庙就需要大量的土地，人们供奉寺庙僧侣的方式是捐赠以及购买香火。
久而久之北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寺院经济体系，但这种体系与北魏世俗政权产生了冲突，甚至是违背统治者意愿。
因为寺庙不会形成物质产出，僧侣不事耕种、不纳赋税、不履行徭役，寺庙通过占用土地，吸收民间财富来延续生命，它的回报是给人们精神慰藉的寄托场所。
然而，佛教占用大量的土地资源，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寺庙的免税政策也增加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在承平时期，国家社会能够负担得起这一社会阶层的存续，但在一些特殊时期恐怕就行不通。
拓跋焘统治时期是北方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过程，这一时期需要不断的征伐，持续的输出战争需要充裕的物质基础和金钱。
很显然，拓跋焘缺钱，缺钱的原因就是本应由政府吸收的财富被寺庙占用，拓跋焘的灭佛行动从本质上倒不如说是薅羊毛和经济资源的重新分配。
军事上，寺庙吸收了社会庞大的劳动力和人口红利，冷兵器时代，打仗最需要的是青壮年劳动力，如果没有庞大的人口资源是无法撑起一个统一政权的。
所以在魏晋乃至南北朝时期，大小割据政权都会把掠夺、迁徙人口作为一项重要的措施。
北魏帝国恰恰是建立在鲜卑军事集团基础上的武装政权，拓跋焘的征服霸业需要源源不断的兵源。
而人们为了免除兵役徭役就跑去寺庙当和尚，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僧侣人数急剧增加，国家兵源减少。
宋文帝刘义隆北伐时，拓跋焘竟征不到兵，经过调查才发现大多数青壮年竟都遁入空门了，当时北魏的律法规定和尚是无需服兵役的。
而且北魏境内僧侣数量众多的情况，不符合北魏全民皆兵的理念，再加上常年兵荒马乱，政府没有太多金钱物资。
相反，僧侣却把持大量资产，拓跋焘对此非常不满，愤怒指责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并宣布凡是五十岁以下的僧人必须还俗服兵役，直到与佛教翻脸。
文化上，拓跋焘渴望学习汉文化，并积极寻求与北方汉人士族合作，以融入中原社会，巩固统治。
拓跋焘当时特别看重宰相崔浩，崔浩出生于名门世家清河崔氏，此人不仅博览经史，而且善于阴阳五行及术数之学，是一名忠实的道教徒。
于是崔浩上书劝谏拓跋焘，引导其改信道教，并派人奉玉帛牲畜去祭嵩山，同时还将资深道人寇谦之引荐给拓跋焘。
而拓跋焘看中崔浩和他背后的士族集团，遂大力倡导道教，最终在崔浩的鼓动下开启这场轰轰烈烈的灭佛行动。
当然，拓跋焘作为一名铁血帝王，他的任何措施都是为维护统治，不管是佛教还是道教，都是其舆论工具而已。
在灭佛行动结束时，北魏爆发国史之狱，起因是崔浩借修北魏国史，揭露北魏拓跋先祖立国时对中原士民犯下的种种暴行。
拓跋焘在鲜卑贵族的劝谏弹劾下，屠灭崔浩宗族，连带将与崔氏联姻的几个北方世家大族全部诛除，使北方士族门阀遭遇沉重打击，道教的发展也就此中断。
综上，在古代封建社会，宗教只是统治者的思想舆论工具，只要出现宗教势力威胁皇权或不利于统治时就会被毫不犹豫的清洗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