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心怀理想的支教老师，是如何「黑化」体罚学生的

我是本期节目的制作人王沁。我出生于一个贫困县，对县城中学的单一重复应试教育有着刻骨之痛。一年多前我想报道博雅教育如何在县城发展，当时一位编辑说我太过于自上而下的精英视角，而我并不理解。

我的朋友熊老师，正在云南山区一所村小支教，他跟我说，正因为我是已经跨过高考的窄门、从小地方进入大城市的人，所以会对大城市的精英教育抱有期待，而他在乡村学校所教的小学生们，整体成绩在及格线上下徘徊，能读到高中的可能只有三分之一。山路十八弯的山区，不是博雅教育的土壤，对于这里的学生，更合适的教育或许是更有助于谋生的职业教育，「可能长大后找一份有保障的蓝领工作，回家不打老婆，就很好了。」

今年初，我来到了熊老师支教的乡村小学，在云南的山区，所属县份曾经是深度贫困县，县财政缺钱，全县一年的财政收入只够所有公职人员的两个月工资。

■图 / 山村的房子建在陡峭的半山腰

这是一所云上的村小，清晨山上起云雾，村小就被云朵环绕在半山腰。村子在两省交界上，离县城有三四个小时的车程，山路上很多 180 度的大弯，我在上山和下山的路上都遇到前路上山体塌方，一次路过危桥。有一段泥巴路直到 2024 年才修成水泥路。快递寄不到这个村子，离最近的快递代收点要骑十几分钟的摩托车。

到达县城时，县一中在午休时也大门紧闭，完全看不到学生的身影，县一中周边也没有寻常学校附近常有的小吃店。后来得知，这里的县一中完全是封闭管理，学生在休息的时间也不能出去吃饭。早上 6 点 45 早自习，晚上 10 点多下晚自习，甚至有些高三班延长到晚上 11 点。周末只有半天假，每月一天月假，饶是如此，校长还觉得抓得不够紧。

我遇上的县一中的两个学生都告诉我，「读不下去了」，没有继续上学了。其中一个扎着马尾的女生家住在山里，她所在的高三文科班，班上 60 多个人，有 20 多人读不下去，另外有个高三班甚至有 30 多人没有读。不读的学生当中，有保留学籍的，也有直接退学的。

为什么不读了？「因为没有希望，知道自己考不上大学。」那个高三女生对我说，他们班数学平均分在二三十分左右，考到五六十分就能到前几名。

在县一中，那位休学女生的班上，老师的吼骂是日常，会对学习不好的学生说「成绩这么差，不如退学」，会惩罚因为没有时间吹头发而披头发的女生去操场当众蹲鸭子步。这个女孩的班主任还会对学习不好的女生说，出去找个人嫁了吧，长得好看的还能找个有钱人，长得一般的自己看着办。

这个女生休学后，在乡下的家照顾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割猪草喂猪。她准备春节过后到昆明，跟着堂姐在水果店卖水果，月薪三千多。她保留了学籍，会参加高考，打算高考完去浙江打工。

学生休学或退学的比例如此之高，也与当地老师的考核压力有关。当地老师的教学成绩需要参与积分考核评比，积分排名末位的老师，需要轮岗交流。村小校长告诉我，轮岗交流政策的本意是让末位的老师去更好的学校交流，结果变成了发配到更偏远的学校，还要降几百块的月薪。在考核压力下，老师便可能劝退成绩不好的学生。一位支教老师曾经在会议上听到县教育局领导说，自从积分考核制度施行以来，全县一年以来大约有一千个初中生不读了。

实际上，县中的孩子，相比于村小的孩子，已经是相对的幸运儿。在乡村学校读书的山里孩子，只有成绩好才可能到县城读书，但读出去后又常常在新环境里落后，体会到巨大的落差。

在村小，我见到的一年级孩子，爬上教室的窗子，在课桌上跳来跳去，又趴在楼梯栏杆上从二楼滑到一楼。天真可爱也是他们，野性顽劣也是他们。而个头更大的三年级学生，已经从成人社会中习得了脏话、暴力，也习得了一些「偏理」，例如以大欺小、以强欺弱，有学生知道可以举报老师，但只会举报好对付的、温和的老师。

而熊老师要讲述的故事，是电影《超脱》的一个缩小的现实版。很多支教老师到了实际的教育环境后发现，教育者最开始往往出于个人经历的创伤、出于理想主义而想所谓「拯救」学生的灵魂，但实际上想让这一群充满野性的、甚至有不良行为的孩子能够安静的上课、不闹事，就已经困难重重。

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讲述者熊老师，出生在一个省会城市，从小出于兴趣爱好而熟读人文社科，在国内排名顶尖的大学读本科，又留学，曾在北京当过记者。他是城市精英教育的受益者，也是城市精英教育的对抗者。

熊老师选择到乡村支教，原本是想当一个温和的陪伴孩子成长的老师，证明自己小时候在大城市经历的权威打压式的精英教育不是唯一的道路。但他来了之后才发现，这群山里的孩子已经习惯了家长和老师的打骂，甚至已经习惯了以暴制暴。成人世界中更隐晦、更冠冕堂皇的暴力，在孩子的世界中，以更加野蛮直接地生长。

假装班上没有我这个人

我是熊老师，今年 25 岁。

我高一的时候成绩比较好，是当时所有非竞赛班里的年级第一，然后等到高二重新分班的时候，就把我分到原来的竞赛班。

分进竞赛班之后，我跟班主任第一天就闹掰了，因为我暑假作业一个字没写。因为我就是不写作业的人，觉得作业没有意义。

班主任先是让我在教室后面一直罚站，让我补完作业再回去。我就不补，我就站着。

之后班主任把我发配到了一个看不见黑板的位置，还不是最后一排，而是与黑板平行的位置，在教室的左前方，类似于一般班级教室会摆图书角的位置，什么完全看不见。

班主任就假装班里没有我这个人。全班轮流回答问题时，她就跳过我。她还让其他几位跟她关系好一点的任课老师，也假装班里没有我这个人。有时候班上要贴成绩排名之类的，她就会把我的那栏删掉。

如果在教室里或者课间，她看见我和谁玩得比较好，她就会找那个人去办公室谈话，就这样试图孤立我。

我那段时间，有点像青春期的那种感觉。每天有点苦闷，也在思考很多问题：人类社会为什么是这样？人性为什么会是这样？就会思考这些很中二的问题嘛。

当时我觉得自己很有个性，很有自我意识。但是跟现在这些乡村孩子相比，我又会觉得（我当时能与老师对抗）也是因为我家给我提供了很好的教育资源。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我的家庭所提供的教育资源和教育理念，超越了当时体制内的教育体系，才导致让我变成这个样子。

我最初来这里支教，确实有想改变自己童年的动力。我接触到很多支教老师，其实每个人的动力很不一样。对于我来说，我就是想证明，城市里那套向往精英的教育方式不是唯一正确的答案。所以我并没有严抓学生的成绩和纪律。但是我也见过农村出身、靠努力和刻苦考上大学的老师，他们来这里支教，是想证明农村的孩子学习起来不比城市的孩子弱。他们想通过死抓这些孩子的学习和纪律来证明这一点。这些不同的动力就会转化成截然相反的具体措施。

2023年夏天，我辞去了在北京的记者工作，来云南的这所山村小学支教。

这个县曾经是深度贫困县，县财政缺钱。之前开会时，一位县教育局官员说，全县财政收入只够所有公职人员的两个月工资。

乡镇中心校领导把我们从县城拉到这个镇上，花了三个小时左右，这个过程中我就看到大山一点点变陡，江水两边没有平原，房子是盖在很陡峭的山的中间。

我所在的村小，有 60 个左右学生，四个年级，每个年级有十几个学生左右，没有五六年级。根据新政策，五六年级的学生就要到乡中心学校上学了。

我高一的时候成绩比较好，是当时所有非竞赛班里的年级第一，然后等到高二重新分班的时候，就把我分到原来的竞赛班。

分进竞赛班之后，我跟班主任第一天就闹掰了，因为我暑假作业一个字没写。因为我就是不写作业的人，觉得作业没有意义。

班主任先是让我在教室后面一直罚站，让我补完作业再回去。我就不补，我就站着。

如果在教室里或者课间，她看见我和谁玩得比较好，她就会找那个人去办公室谈话，就这样试图孤立我。

2023年夏天，我辞去了在北京的记者工作，来云南的这所山村小学支教。

这个县曾经是深度贫困县，县财政缺钱。之前开会时，一位县教育局官员说，全县财政收入只够所有公职人员的两个月工资。

我所在的村小，有 60 个左右学生，四个年级，每个年级有十几个学生左右，没有五六年级。根据新政策，五六年级的学生就要到乡中心学校上学了。

村小支教初印象：好野啊

刚到村小的时候，就觉得山里的孩子野啊。第一天来就看见学生骂人说脏话啊，在地上滚啊，爬树啊，爬栏杆啊。

孩子们也不怕衣服脏、手脏，常常滚得一身是泥巴，他们家里人好像也不在意。衣服脏了之后，他们第二天常常还是穿着同样的衣服来，只是更脏了一些。

大部分学生没有水杯水壶，很多孩子想喝水就去直接对着水龙头喝水，水是从山泉上面引下来的。

■图 / 熊老师在露天的乒乓球台上辅导学生写作业

报到第一天我印象很深的是，当时读二年级的一个女孩沈欣（化名），在跟另外一个年纪更小的男生争吵。当地方言把「骂」叫做「操」，方言里说某人操你，就是指某人骂你。当时那个更小的孩子就哭着说，那个女生在操他。

沈欣穿着校服，黑黑瘦瘦高高的，长长的马尾辫。校服是扶贫队捐助的，她把校服领子立起来，一看就是不羁的刺头。

那个女生的妈妈就在旁边说，唉我家这个娃就是这样，你们老师要对她管严点，拿条子抽都无所谓。

我之前预想山里的孩子会比较懵懂、单纯、不懂太多东西。实际到了这里，发现孩子们都很鲜活，跟老师沟通时也毫不怵。当时我觉得挺好的，挺有个性的。

结果开学后不久，有一天下午，我让班上同学写作业，跟沈欣说把本子拿出来，她就直接把数学本子撕了，把本子一页一页撕下来，塞到嘴巴里吃了，咽了下去。

我当时跟她说话的语气是很温和的，来这里的前两个月，我应该没有对学生发过火，甚至没有非常大声地对他们讲过话。

但是她就是发火了，发飙了，很拽地说「我就不写」，把本子撕了往嘴巴里面塞。

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处理，就去找隔壁班正在上课的老师，他把沈欣拉出去教训了一顿。这个老师也是支教老师，但在这边待了两年了。他是农村出身的，他一直说他的教育理念就是打。

确实就像一些教育学或者儿童心理学所说，学生对新老师就是要给你一个下马威，试探你的边界。这也是孩子的本能，不一定是认真思考过后的。我教到后来，他们可能更调皮了，但都不会吃本子。

■图 / 一年级学生在走廊上玩

后来沈欣成了班上的小霸王，她能管住一整个班的学生。老师管不住的学生，她也能管住。她在班上建立起了自己的权威。

前几天，有个平时不起眼的柔弱的女生，她把沈欣借给她的一支笔弄丢了。沈欣很生气，好像是拿棍子去抽打她的脚。被打的女孩就哭得很惨。班主任很生气，把沈欣叫到办公室，说了她一顿，之后就让她回去。

当时在午间休息，学生们在外面玩，结果沈欣回去后，让所有学生都回教室。沈欣当着所有学生的面说，她那支笔很珍贵，现在既然这支笔已经被那个女生弄丢了，还害得她被班主任骂了一顿，要不然就让那个女生赔这支笔，要赔 100 块钱。那个女生很害怕。后来沈欣又说算了，没事，刚才是骗她的，不需要她赔东西了。这事情就能看出沈欣是怎么建立她的权威的。

我控制学生到底对不对？

去年教当时的二年级班的时候，一整学年，我经常情绪崩溃。之前老师都公认这个班很难管。

一上课，常常有学生在地上打滚，课上着上着就爬到地上玩，老师拉也拉不回来。

■图 / 学生在山上

我第一个学期教过他们手工，结果就是他们拿剪刀去划别人，刺别人，闹着玩。是小孩子那种剪刀，前面是圆头的。

大约二十个学生里面，可能有十个是不会按照上课秩序来做的。绝大多数男生，大概五六个，就开始拿着剪刀比划了，一开始就是比划着玩一玩，然后就有人开始骂人了。你骂我爹，我就骂你爹，骂得越来越凶。

这两个小孩可能就会打起架来，这个秩序就不在我的控制范围内了。

这边孩子打起来有多凶？真的打急了，我见过拿拳头直接往对方脑袋上一圈一圈砸的，而且很用力。还有的会用脚往人的肚子上猛地一踢。还有就是两个人厮打在一起，互相抱在一起，然后互相用自己的胳膊肘去捶对方。

纠正不了他们时，我就很无力，自责。心想我连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劝停两个七八岁、八九岁的孩子打架，都做不了。更多的时候是疲惫，其实你在那个时刻想不了事情。第二个学期时，下午四点多放学，我经常下课之后就回到寝室床上躺着，有时候想想一天下来被学生欺负的委屈，就很难过，滴两滴眼泪。

去年有个二年级的孩子，有次他在课上一直躺在地上，我要拉他回座位，他就会用很凶的语气说「我又没拽你，你凭什么要拽我」，他就开始揪我的胳膊，挺用力的。这种时候我也肯定也会上来情绪，我就是硬要把他往座位上拉。那是夏天，我穿着短袖，他就一把抓住我两个胳膊，死死地抓着，然后咬我的胳膊，把我的胳膊咬出一大条血印。那天我也很崩溃，好像也哭了。

每次像这样的事情发生后，我就反思：我刚才为什么有情绪，为什么要拽他呢？这是因为我想控制他，但是我控制不了。然后我会想，那我控制他到底对不对啊？

所以我会进入一种半死不活的状态——我又管不住他们，我自己内心又积攒了很多东西。

也会想，我来这里支教真的有意义吗？可能跟我性格有关，我有时会把这些转化成存在主义的焦虑。回想自己当初离开北京，心想我要不要回去做媒体，当然我也不后悔离开北京的环境，但是在支教的环境里，工作也做得不好，自己内心也不开心。我就会想，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我的位置？

在支教的第一年，我还是恪守不对学生动武的原则的，不对学生动用体力上的压制。

后来有段时间，我也尝试一些适当的体罚。但我发现，我体罚的效果非常不好。有的老师平时已经塑造了很有威严的形象。他真的是一拿出棍子，学生就会怕他，不敢动了。

而我可能因为前半段已经跟学生混得比较熟，学生觉得我很温和。有时候我打他们一下，他们反而说：「我不疼啊，你能不能打得再狠一点？」

学生在试探我的边界。他们心里清楚，我不可能使出全力打他们，所以这样试探我，甚至嘲笑我。

我有时对某些学生打得重一点，他甚至会回过头来打我一下。他们是小孩子，打起我来是不会控制力度的，真的会使出全力，或者咬我，而我不可能使出同样的力度对待他们。这个场面就很难收场。

我去年和今年都会梦见自己打学生。因为在现实中，我不可能那么狠地打他们。但是如果是个成年人，天天对我竖中指，天天嘲笑我、骂我，我可能就打他了。所以真的会做梦，在梦里我会拿扫把打学生，会掐他们的脖子。

■图 / 山区的夜晚

孩童世界的暴力：害怕大人又模仿大人

三年级学生经常以大欺小，而且好像渗透到他们的世界观。他们就是去年很难管的二年级学生，今年升到三年级。

中午学校有午自习。对于学前班和一年级，就会找一个高年级的学生去照看低年级学生的纪律。这些高年级学生对低年级学生是非常狠的，在管纪律时，真的会打。

一次，有个一年级孩子的家长反映说，孩子的脸被打红了，被高年级学生打的，扇脸、扇嘴巴。

还有一天，一个学前班的、四五岁的小女孩，可能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还没有性别意识、隐私意识，她中午在班上玩的时候，就把自己裤子脱下来了。当时管纪律的是一个三年级的女生邓心慧（化名），她就让这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到讲台上去，把裤子脱下来，背过身去，把屁股给全班人看。她可能觉是这是对不守规矩的惩罚。但是他们高年级学生自己上课时又不会守规矩。

我跟这些学生讲道理：如果你以后去了初中，去了乡镇中心学校，那里有比你更大的孩子，他们欺负你，你怎么办呢？或者说，老师我比你们块头大这么多，我要是想打你，肯定可以把你揍得很惨，那我为什么不打你呢？

但是他们不仅不接受这些道理，还觉得可笑。有时三年级学生管纪律时打了低年级，我就让打人的学生出去。他们反而会跟我说：「你又管不住他们，你都不配当老师，你还不让我们管？」

但是这些三年级的孩子，特别是一些早熟的女生，会把以大欺小的现象归结为一种世界观，认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大的就是可以欺负小的。

有次邓心慧的同桌不小心碰到了她，邓心慧就一定要还手，说要打死他。她就用青少年那种叛逆的、无所谓的态度说「我要复仇」「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

这种时候我就真的很崩溃。因为哪怕说这话的是一个成年人，你都觉得很难说服他。而这些小孩平时的生长环境里，身边就是有很多以大欺小的事情。

我确实会担心这种以强欺弱、以大欺小的世界观会在他们脑海中成型。如果学校老师又用比较传统严厉的方法对待他们，看起来学生好像会在那些威严的老师的课上更乖一些，但其实会不会加强他们这种想法呢？

-5-

如果回想创伤，我就打不下手

邓心慧的一些行为习惯问题，或许也跟家庭环境有关。她是家里的大姐，有两个弟弟。我去家访时，吃完晚饭后，她的弟弟在玩，而她要干家务洗碗。

她的弟弟的行为习惯问题其实更严重。这个男生今年上三年级，在学校里犯了几次比较严重的事情。我会买一些糖给学生做奖励，一般放在我的宿舍里。结果这个男生在我的宿舍偷过几次糖。

（注：孩子们很看重这些糖，村小周围没有商店，要下山走一段山路才有小卖部可以买零食，学生家里一般也比较贫穷。学生要在课上表现好，集齐四个印章才能换一个糖。另外，沈欣也偷过熊老师的糖，会把糖分给同学）

而且，这个男生会去抢低年级小孩的东西。有一天中午，我听到一个一年级女生在哭，哭得很伤心，她说一天前那个三年级男生来搜过她的书包，如果搜到吃的或者钱就会拿走。这个女孩放到书包里的糖，是前一天村子下面有人结婚，她去吃那个喜酒，给她一些糖和牛奶。这个女生就害怕那个三年级男生会继续来搜她书包。

我听到后很火大，就去找那个三年级男生，他一开始不承认。

我就拿了一个扫把，这也是跟他们学的，他们打架的时候会拿扫把。我就拿着扫把问他到底有没有拿？我比去年那种被他们弄哭的时候，脑子更清醒了。我想这个事情今天一定要解决。

但是你拿了是不是？

不是我拿的！

你现在把它拿到哪里了？

给人了。

给谁了？还有同学被他拿东西的举手！

我让他去跟一年级的学生一个一个道歉，他就拒绝，就很无所谓。

我发了火，就直接拉着他的衣服领子，从楼梯上往下拽。他们三年级在二楼，我就把他往楼下一年级教室拽。我当时印象很深，拽到楼梯的时候，他还看我是真的发火了，他整个人脾气也卸下来了。他就带着不情愿的态度说，好好好，我去还不行吗？

你翻他的书包了。

对不起（懒懒的道歉声）

你这样我就让你重新说啊，一直说到好为止。

对不起！对不起！（嘶吼的道歉声）

其他老师包括一些更专业的支教机构都会说，偷东西这种事情，如果没有明确的证据，先不能提，很容易被别人说成是诬陷，一定要留证据。所以当时拿着这个扫把在身后的时候，特地开了我手机的录音。

这个三年级男生道歉完之后，我就跟他说，我都录下来了，我可以跟他妈妈说。为了吓唬他，我说得更严重一点，说你这是偷东西、抢东西，我可以跟警察说。

我让他出去，结果这个男生就开始在门外骂我，就说「你还牛逼了，你还叫警察！」

这个男生可能把这个事情跟他们班几个学生说了，他们就开始通过门缝往一年级的教室里面吐痰和扔泥巴。

然后再到下一节课，最早把这个三年级的这个小霸王供出来的一年级小男生，就被那个三年级男生打了。

现在再回想，我当时还是应该把他们接下来再教训一顿，就是事实上这才是做这个事情的原则。说的夸张点，就是你打要打到他服为止，不然你前面打的就没有意义。

在支教第一年，我的想法是，如果他们身边没有一个耐心和善的人，那我就以身作则，成为一个在他们身边的耐心和善的人。

到了今年，我的想法就变了。这里并不是一个没有秩序的地方。如果你认为这里是无序的地方，理论上你可以把耐心和善的秩序带过来。但是他们是有自己的秩序的，这套秩序也很复杂，很坚固。

我很认同一句话，在一个习惯了丛林法则的地方，你想要改变他们，你要先把自己塞到这个秩序的上层。你不把自己塞进上层，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只会觉得你很软弱。

所以我今年也比去年更凶了，我也认清楚，有时只有我一手拿着棍子，他们才能听进去我讲的道理。学生还会从山路上捡树枝送给我，当作棍子。

虽然我最开始来支教，是跟童年的创伤有关。但如果我回想我小时候受到的创伤，我就打不下手，就做不了这个事情。我现在就只能不想。

我现在回想这些不会痛苦。到了这个学期，我越把学生看成我工作的对象，或者像平等的工作中的同事一样。如果我们之间有什么问题，那么我要推进工作，我要解决问题。

-6-

「妈妈飞了」

在我去年担任班主任的一年级学生里，12个孩子中，有4个孩子都是父母离婚、母亲离开了。

在离开的母亲中，有些出去打工就没有回来，有些改嫁了。

很小的年龄就当父母的现象，在当地村子并不罕见，有些父母是00后，在二十岁左右、甚至十六七岁就生了孩子，也没有领结婚证，那么离婚出走自然也很常见。

之前那个抢低年级小孩东西的三年级男生，他有次抢了一个弱小男生的10块钱，这对他们来说是挺大的钱。

那天他妈妈打电话给我，让我去叫她儿子把钱还回去，不然她就要回家，要把她儿子抽死。

我当时就很奇怪，心想这个母亲自己回家不就可以教育吗？

那个男生的姐姐告诉我，说这段时间「妈妈飞了」。我也不知道「飞了」是什么意思。

后来有次，那个男生告诉我，他回家写不了作业，说：「我爸爸的手被割了，我回家还要割猪草呢。」

■图 / 当地女性常常用背篓背孩子，或者背着背篓上山割草、赶集

我通过附近的村民知道，他爸爸平时是在外面打工，前段时间回家后又开始打他老婆，用他们当地人的话说就是「毛病又犯了」，把孩子的妈妈打走了。所以孩子会说「妈妈飞了」。然后他们爸爸手又受伤了。

后来我们去家访，他们家房子其实盖得挺大的，按我们校长说，这个房子在当地盖起来两层楼也要十几万，估计是他们爸爸在外面打工挣的钱。但是房子里面就空空荡荡，客厅很大，只有一盏灯，能给他们写作业的桌子椅子也没有。他们家一共三个孩子，睡在一个房间里，那个房间里一盏灯都没有。

那天我们几个老师还帮忙把一个堆了杂物的小桌子搬过去，旁边加几个小板凳，这样他们姐弟三个可以在那里写作业了。

■图 / 学生家里家徒四壁，受访者提供

所以我们老师哪怕平时在学校对他们的各种行为很恼火，到他们家里，看到空荡荡的屋子，又觉得生不起火来。你能说得出口问为什么你天天不写作业吗？讲不出口。因为他们连写作业的桌子都没有。爸爸又把妈妈打走了，现在是爸爸在家，那么平时爸爸打不打他们姐弟几个，还不知道呢。那我们要怎么跟他们爸爸说，你家小孩有些暴力行为或者讲脏话？

-7-

溃败和转机

去年接近期末，因为我和他们产生的冲突确实太多了，课也上不下去了。正好有另一个老师说可以跟我换一下班。

后来校长说这个学期换成他来带这个班。校长是本地老师，严厉一些，本来他觉得今年由他带，效果会好一些。这个学期前两个月，他也付出很多额外心血，在正常的教学之外，花了很多额外时间给学生补习。但学生的成绩还是很差。

他作为编制内教师，有积分评比考核的需求，上报成绩时，还是把这个班放在我名下，这样不影响他的考核。

第一学年结束，二年级班带不下去时，我想的最多的就是，自己是否适合这个工作？自己是否适合在这么一个环境下当老师？

但当时我会跟自己说，如果现在打了退堂鼓，我自己以后回想起来，如果这一年只是让我认定了我不适合做这个事情，那这一年也算浪费了。如果我再坚持做一年，即使我真的发现自己没那么适合，我也觉得问心无愧，至少尽了全力。

以前我是学新闻的，以观察者和理解者的姿态，你就会想背后的微观家庭原因、宏观社会原因啊，你就觉得很无力。

今年回来后，我心态转变了。说得夸张一点，像他们搞投资的会说，悲观者永远正确，乐观者才会挣钱。这个话我不一定认可，但是教育这件事也是类似的。

更小年龄的小孩，行为习惯纠正起来更容易，你会慢慢看到一些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