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县人朱梅与张裕葡萄酒的故事
王 星
“人类的感情,往往容易流于偏激,所谓‘爱则加诸膝,恶则坠诸渊’,就是就这种情形而说的。人类的批评,也往往容易流于对人,而忽于对事,所谓‘因人废言’,也是就这种情形而言的。我们应该极端尊重每一个人的存在价值,一个人力车夫也好,一位达官贵人也好,不论他一生中有多少荣绩,也许会有若干黑点存在着,不管他有多少罪恶,也许有若干常人所不能及的卓异可讲。”
倘若不加说明,很难相信这段颇有哲学文采的文字会出自中国葡萄酒酿酒专家、同时有“中国啤酒之父”尊称的人笔下,他就是张裕第四代酿酒师——朱梅。
朱梅1909年9月20日生于四川荣县于佳乡。据20世纪90年代初毛一波《啤酒师朱梅》一文介绍,毛一波与朱梅在读泸州川南师范时结识。正当“少年十五二十时”,毛一波在校中成立了一个“爱波社”,聚集了十几名同学,大家论学挥毫,还编辑了一份《零星》半月刊,在重庆《商务日报》上作为副刊面向社会发行。朱梅是个新文艺爱好者,自然也是社友,他发表作品的笔名叫梅子,不知道底细的人还认为他是女孩。之后,朱梅先后前往重庆、武汉,当过水利局公务人员,仍以“梅子”笔名撰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朱梅带了几个华侨学生回到上海法租界蒲柏路开了一家“马来亚书店”。朱梅与巴金交情颇深,他的书店曾出版了巴金的译本《草原故事》,朱梅自己出版于1934年的小说《争自由的女儿》也是由巴金写的序,两人的友谊延续了一生。上海居大不易,后来朱梅的书店关闭,1935年他前往欧洲,先在法国巴黎补习法语,然后到比利时布鲁塞尔国立发酵工业学院学习酿造,并在该地的皇家夏士啤酒厂实习。
此后便是朱梅与张裕的因缘。20世纪初的30年代正是张裕最困难的时期之一。据林济《潮商史略》一书,张弼士生前将大部分精力用于官场周旋、社交应酬,而将其商业事业委托“挂沙”(全权委托人),同时经营思想中残存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任人唯亲原则。“企业内部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各个家族成员各自为政,容易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所以张弼士一死,其商业王国立刻分崩离析。”当时张弼士的企业还没有完善的股权制度,以致造成继承人的内耗分拆,部分企业在经营不善下消亡或被贱卖给挂沙人。庞大的张氏产业中,最后只有其长房儿子张秩君掌管的张裕保存至今。
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哲学系,最后却进入了金融业的徐望之,1934年接管张裕,1935年又代表中国银行接管了烟台醴泉啤酒公司。醴泉啤酒与张裕葡萄酒同属当年烟台的四大民族工业品牌,始建于1920年。中国银行接管张裕的过程,朱梅在后来的《张裕公司二三事》一文中有详尽的记载。张家后人不善经营而又所托非人,造成张裕拖欠烟台中国银行30万元贷款。烟台行的上级青岛行察觉后,派徐望之前来烟台查账,免去时任烟台行原行长职务,由徐望之继任。查核过程中,1931年,张裕突然起火,办公室与厂房烧掉一大半。在这种混乱的绝境中,张秩君的儿子张竹岩代表其父请求中国银行代管,并请徐望之代理经理。同时徐望之要求张秩君担任监理,以监督中国银行。
徐望之曾有言,自己“一生两大夙愿曰救国曰求贤”。关于与徐望之的初遇,朱梅是这样回忆的:“徐望之任张裕公司经理后,对于修复烧毁的公司厂房一点也不发愁,最愁的是没有中国的技术人员。虽然当时公司请了一名意大利酒师,但由于语言不通,加之这位意大利技师也很调皮,所以徐望之下定决心要物色中国的技术人员。”“我是1936年从法国回到上海的。当时上海的《新闻报》和《申报》报道了我回国的消息。徐望之和王雨田二人正在上海,看到这条消息,惊喜若狂,说我们可找到了中国技术人员了。”“我们初次见面,使我感到很突然,但徐望之的态度非常诚恳,他说:‘我们有啤酒厂和葡萄酒厂,可是技术人员都是外国人,我们希望你能和我们合作,请你到烟台工作。’当时我没有思想准备,流露出犹豫的神态,被徐望之看出,他紧接着对我说:‘你可先到烟台看看,如果能留下就留下,如果不愿意的话就回来,来去的路费由我们负责。’”
1936年4月,朱梅来到烟台,首先在醴泉啤酒公司担任厂务主任,一年后受聘兼任张裕公司的技术副经理。同年11月,朱梅代替两家公司前往欧洲考察,历时半年,考察的重点是葡萄园的管理、葡萄酒厂和啤酒厂的设备,还访问过巴斯德研究所并在该所进行访问研究工作。
徐望之(左)与朱梅(右)
1937年,徐望之发起并创办中国第一个酿造界学术团体“中国酿造学社”,朱梅也成为首批会员。徐望之在学社杂志《酿酒杂志》中呼吁:“杯酒之饮,何以不能自酿?生产之权,何以操诸人手?”与张子章的“经验型借鉴管理”相比,专业出身的朱梅为张裕带来了更规范的制度与标准,成为中国第一代葡萄酿酒名家。同时身兼葡萄酒与啤酒总酿酒师,这在世界酿酒史上也是罕见的。“和外国技师当场打赌”“朱梅酵母”,朱梅很早就以自己的才华在醴泉啤酒公司造就了一串传奇故事。与这些戏剧性故事相比,朱梅在张裕的工作显得有些平淡:整理和恢复原先从国外引进的葡萄品种,亲自前往欧洲引进一些优质品种,将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张裕的实际条件结合起来。在1939年的《酿酒杂志》中,“解百纳”作为张裕的红葡萄酒产品登台亮相。这是以烟台特有的蛇龙珠调配赤霞珠、品丽珠等葡萄品种酿造而成的中国第一款干红葡萄酒。
当时恐怕很少有人能够预见,张裕这位堪称“文武兼备”的新酿酒师还将开创一个更辽阔的葡萄酒酿造理论世界。1954年,朱梅的《葡萄酒》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详尽介绍现代葡萄酒酿造工艺的著作。除著述以外,更重要的是朱梅为中国葡萄酒酿造留下的一批人才。1953年,经朱梅悉心传授,张裕酿酒师的接力棒完美地传递给第五代酿酒师陈朴先。陈朴先任职期间,起始于巴狄士多奇、成型于朱梅时期的张裕解百纳在配方和酿造工艺上得到进一步完善,于1987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第25届世界评酒会上荣获金奖。
在张裕艰难的20世纪30年代,倘若还有一个人能预见到八九十年后的今天,那或许是学哲学出身的徐望之。1945年,朱梅以出版人的身份印行了徐望之的著作《人事问题》。在全书的“读后记”中,朱梅回忆了这本书的诞生背景:1939年的烟台,“因为市面上的混乱,我们都躲在一个离城极远的海滨旅馆中”。“我们约定,《人事问题》一书到我们抗战胜利之日才出,这为的是带给胜利后的青年一点礼物。《人事问题》为每个做事的人所感到的苦恼,也是将来复国建业一般青年人必须注意的。”
自19世纪末的“天外飞仙”年代起,中国本土葡萄酒终于等到了自己的“剑神一笑”。
(原载《走向世界》2013年第22期,原题目为《朱梅:本土奇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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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王 星
供稿:自贡市地方志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