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晓梅，今年36岁，出生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小时候村里交通不便，四周都是连绵的山岭，家家户户都靠种地为生。村子小，村里人少，日子清苦得很，但也算平静安宁。
现在，我在省城的一家私企做文员，日子过得虽然不算富裕，但也还算安稳。
丈夫王俊在一家工厂上班，我们有一个6岁的女儿，叫王可可。
这几年，因为房贷、孩子教育、日常开销，生活一直紧紧巴巴，但一家三口其乐融融，日子虽忙却不乏温暖。
从上个月开始，母亲就三天两头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和丈夫今年春节一定回老家过年。
我本不想回去，毕竟回去一趟车票就要好几百，再加上给弟弟、父母带的年货，七七八八地少说也得花上两三千。
但母亲的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打过来，话里话外透着埋怨，说什么“你弟弟刚结了婚，家里人都指着你们回来热闹热闹呢”“你都嫁出去这么多年了，哪次不是我们主动找你？
你这次好歹也回来看看吧”，甚至最后还带了点哭腔。
我知道母亲的性子，软硬兼施的招数她最拿手。挂了电话，我叹了口气，和王俊商量了一下。他知道我心里为难，倒也没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那就回吧，反正一年一次，免得你心里过不去。”
于是，我匆匆请了假，买了两张火车票，拉着丈夫和孩子，带上大包小包的年货，回到了那个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家。
一回到老家，村子里的寒风带着湿冷扑面而来。
母亲早早在村口等着我们，见到我们时笑得特别热情：“晓梅啊，可可长这么高了，快让外婆抱抱！”母亲还是一如既往的健谈，嘴上说着关心的话，手却不停地接过我们手里的行李。
“爸呢？”我随口问了一句。
“在家里炖鸡呢，知道你们回来，高兴得不得了。”母亲脸上的笑容看起来特别真切，我心里那点回家的抵触情绪也稍稍缓解了一些。
可刚到家，我还没来得及坐下歇口气，母亲却突然开了口：“晓梅，你弟弟的新房啊，就差一辆车了……”
我愣了一下，刚要脱下外套的手顿时停在了半空：“妈，您这话什么意思？”
母亲叹了口气，语气像是理所当然：“你弟弟结婚的事你知道的，家里掏空了积蓄装修了新房，聘礼也花了不少钱。现在他丈母娘那边看咱家没车，有点不高兴。我和你爸商量过了，你弟弟要是再买辆车，婚后过得就更体面些。你在省城工作，条件也不错，能不能支持一下？”
我听着这话，心里一阵发凉。原本以为母亲这次急着让我回来，是因为想念我这个远嫁的女儿，可没想到，原来她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帮”我弟弟买车。
弟弟张晓伟比我小三岁，从小到大，他都在家里享受着最好的待遇。母亲总说，弟弟是家里的顶梁柱，男孩子就该多照顾些。而我，作为姐姐，理所当然要让着弟弟。
小时候，我穿的衣服永远是大姑家姐姐穿剩下的，鞋子也是母亲用布缝的。
可弟弟不同，他的衣服从来都是新的，就连村里少有的零食，他也能时不时地拿在手里。
我曾经羡慕过，也嫉妒过，但母亲的那句“男孩子长大了要成家立业，咱女孩子迟早是别人家的人”，总是让我无话可说。
后来，我初中毕业后，家里说什么也不让我继续念书了，理由是“家里供不起两个孩子上学”。我哭了整整一夜，可最终还是去了镇上的缝纫厂打工，把挣来的钱交给家里，供弟弟读了高中。
再后来，我嫁到省城，生活拮据，父母却总是为弟弟的事找我帮忙。
弟弟大学毕业没找到工作，母亲让我给他在省城找人托关系；弟弟谈恋爱缺钱，母亲让我给他转账；弟弟买房，母亲又让我和丈夫拿出了两万块钱“帮衬”。
这些年，我和丈夫不知道为这个家掏了多少，可父母却从未觉得有任何不妥。
听了母亲的话，我心里一片冰凉。丈夫王俊似乎看出了我的不悦，拉了拉我的手，小声说：“别急，吃完饭再说。”
吃饭的时候，弟弟和弟媳也来了。
弟弟一边往嘴里夹菜，一边笑呵呵地问：“姐，今年年终奖多少啊？省城工资高吧？”
弟媳也跟着附和：“就是啊，姐，你们在省城日子肯定比咱农村好过得多，买辆车对你们来说应该不算什么吧？”
我放下筷子，冷冷地看着他们：“晓伟，咱们家这些年我贴了多少，你心里有数吗？我和王俊拼死拼活地赚钱，不是为了给你当提款机的。”
弟弟的脸色顿时僵住了，母亲见状，连忙出来打圆场：“晓梅，别这样说话，晓伟是你弟弟，你不帮他还能指望谁？”
“妈，我已经结婚了，我也有自己的家要操心。你们要是再这么不分轻重，我以后都不回来了！”我咬了咬牙，忍着眼泪说完这句话，抱起女儿进了房间。
那一晚，我彻夜未眠。丈夫轻声安慰我：“晓梅，你不是没尽过心，只是他们永远觉得你的付出是理所当然的。你也该为自己考虑考虑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带着一家三口离开了老家。母亲追出来，站在村口喊着我的名字，但我没有回头。或许，这一次的疏远是痛苦的，但我真的累了，不想再当一个永远“无偿奉献”的姐姐了。
春节回家，本是一场团圆，可对我来说，却成了一次伤心的别离。这一次，我终于下定决心，为自己和小家庭争取一点平等和尊重。或许母亲和弟弟永远不会明白，但我知道，这条路，我必须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