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道之妙，玄奥非常，其中情志疗法，独具神效。古之医者谓，人之七情 —— 喜、怒、忧、思、悲、恐、惊，与脏腑气血紧密相连，七情调和则身康体泰，若情志失节，病邪易侵。故疗疾之时，不仅需药石之辅，更应注重情志之调摄，以达身心同治之境。今有一段关于名医李时珍以情志疗法治愈郡守沉疴之奇事，且听细细道来。
明时，四海升平，然官场诸事繁杂，各地官员皆夙兴夜寐，劳心劳力。应天府有陈郡守，其人清正廉洁，心怀苍生，殚精竭虑于政务之间。每日或批阅文牍，或调处纷争，或抚慰百姓，一心只为治下安宁。奈何长久处于精神重压之下，终被病魔所缠，患上重症抑郁之疾。
自此，陈郡守终日郁郁寡欢，往昔眸中睿智坚毅之光不再，唯见阴霾密布。昔日所好之琴棋书画、花鸟鱼虫，皆难再引其兴致。府中往日欢声笑语，似被其抑郁之气吸尽。饮食渐减，纵是珍馐美馔，入口亦如嚼蜡。身体每况愈下，身形愈发清瘦，令人堪忧。
闻李时珍医术精湛，擅治疑难杂症，郡守府遂遣人快马疾驰，恭请其至。李时珍负药箱，稳步踏入郡守府。其神色和蔼，而目光锐利如鹰。先为郡守细细把脉，又详询其起居饮食、睡眠安否诸事，继而静察其神态举止。一番诊察之后，李时珍心中已然明晰：郡守之病，根源于久积情志不畅，忧思过度，致体内气机阻滞，气血运行乖逆。虽药石可培补元气，然欲求根除，情志法为关键。
斟酌再三，李时珍定下独特之法。其故意开具一方，皆平常之品，配伍亦无精妙之处。每次看诊时，态度颇为冷淡，对郡守病情避重就轻，问之则简略作答。郡守满心期许妙手回春，见此情景，心中不禁恼怒。自思重金相请，又诚心相待，换来的却是如此庸医，实在可气。这股怒火在其心中愈燃愈烈，逢人便斥李时珍技术拙劣、态度轻慢。
数日后，李时珍于一次看诊时，忽然神色凝重，对郡守言道：“大人，您之患已深入脏腑，如今药石难施，还望大人早做筹谋。” 郡守闻此言语，怒发冲冠。自觉身体虽有不适，然远未到已入膏肓之地步，此李时珍所言，实乃荒谬绝伦！盛怒之下，郡守整日咒骂李时珍，情绪激愤难平。于府中来回踱步，每念及李时珍之语，便怒火中烧，恨不能当面痛斥。
未料，奇妙之事接踵而至。经此一番情绪剧烈起伏，郡守竟觉胃口渐开，从前难以下咽之饭菜，如今亦能食之有味。夜晚入眠不再艰难，可安然至天明。心情亦不再如往昔那般压抑沉闷，偶有笑容浮现。其精神状态渐复，抑郁之症竟悄然减轻许多。
原来，李时珍深知郡守久处压抑之境，忧思过度致气机阻塞，心血不畅。故而巧用情志相胜之法中的 “怒胜思”，有意激怒郡守，使其将心中积郁已久的烦闷之气借由愤怒宣泄而出。此一怒，恰如破堤之洪流，冲开了阻滞的气机，令气血得以重新畅行，情志之郁结亦随之消散，病情自然得以缓解。
待郡守身体康复之后，李时珍方将实情相告。郡守恍然大悟，对李时珍感激涕零。紧执其手，感慨而言：“先生真乃神医也！不仅医术超凡入圣，更能洞悉人心。若非先生，吾恐仍在黑暗中苦苦挣扎。”
此事于应天府传扬开来，众人皆惊叹情志疗法之神奇功效。从中医理论而言，肝主疏泄，喜条达而恶抑郁，情志不畅则肝气郁结，气行不畅则血运受阻，百病丛生。思为脾之志，过度思虑易伤脾，脾失健运则气血生化无源 。
而怒为肝之志，适度发怒可疏泄肝气，使气机通畅。“怒胜思” 正是基于五行相克理论，以肝木之怒克制脾土之思，从而调节人体的气机与情志。
道之广博，情志法之精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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