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冲了龙王庙，1948年，苏联发生了这么一档子事。
当时在苏联高层主管科学的官员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日丹诺夫在一次报告中提到了科学家特罗菲姆·李森科，后者在当时是其国内首屈一指的专家，声望颇高。
然而尤里在评价对方时表现得十分不屑，甚至破口大骂。
就他也配叫专家？砖家还差不多！
李森科被誉为“苏联科学界的红衣主教”、首席科学家，是实打实的标杆人物，这种人一般都被供着，很少有人敢去得罪，然而尤里是有这个资本的——他的老爹是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掌管苏联意识形态的大佬，公认的“二号人物”，传说中的“最高领袖的接班人”；他的妻子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也有个很厉害的爹，名叫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
显然，按照常理而言，纵使李森科这样的名流，在尤里这样的“超级二代”面前根本不值一提，然而接下来，令人匪夷所思的状况出现了。
就在尤里针对李森科的批判报告过去没多久，高高在上的“二号人物”日丹诺夫竟亲自出面向李森科道歉：犬子无知，您大人有大量，千万别放心上啊。
能伫立在苏联的权力核心，冷血无情、杀伐果断是基本素养，日丹诺夫道歉显然不是因为他善。他很清楚，别看这李森科戴着个眼镜，文文弱弱的，此人实则狠着呢！
对方压根就是个披着“科学家”柔弱羊皮的狼……不，应该说比狼可狠毒多了。
特罗菲姆·李森科于1925年毕业于基辅农学院，被分配到一个偏南方的农业育种站工作。此时的他籍籍无名，就像一颗砂砾，随便刮来一阵风便不知会被卷走多少。而他迈向“苏联首席专家”的第一步，靠的并非刻苦钻研，而是投机取巧。
30年代初期，一种被称作“春化处理”的育种法在苏联业界引起了巨大轰动，提出者正是李森科。
众所周知，苏联位置偏北，寒冷是影响农作物产量的主要因素之一。而李森科称自己发明办法足以彻底解决该问题，并且经过了理论验证，真实可靠。
所谓“春化处理”，顾名思义就是“提前给种子带来春天”——在播种前提前把种子放在寒冷且潮湿的环境中“激活”，可让种子的发芽期更短，成长更快。
问题来了：这算哪门子“科学发现”，随便找个种过几年地的老农民都能想到，充其量只能称作“农耕经验”。没错，“春化处理”的实际发明者是李森科的父亲——1929年，其父偶然发现被雪覆盖过的种子可提前成熟，而李森科转手就把父亲的发现给偷走了。
为了出名，一个普通的农耕经验被他鼓吹成“珍贵的科学研究成果”，足见李森科并非一个单纯的人。他不但颇有野心，并且可以做到不择手段，这种人想不成功都难。
1935年2月14日，全苏第二次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召开，最高领导人斯大林亲自出席。李森科被安排演讲，再一次阐述他的“春化处理”的妙用。
大伙十分不满：过去几年里，一个破经验被翻来覆去讲了无数遍，我们早就听得不厌其烦，究竟有完没完？
李森科微微一笑，让大家先别急，他刚悟出“春化处理”另有妙用。
演讲中，李森科突然话锋一转，提到了当时苏联科学界对于一些科学问题的争论。他声称这些争论“就像是人们对集体化的争论”——集体化是由斯大林同志提出的，是重要的国家决策，只要反对它就是在反对最高领导人、在反对国家，是“企图阻挠苏联发展的阶级敌人”！
同理，只要反对我李森科的，也是阶级敌人。
听闻此言，与会者无不倒吸一口冷气，顿觉脊背发凉，为由斯大林微微侧目，眼神中透出赞许。
事实上，李森科提到的“科学的争论”，如今看来很是低级。原来在当时，针对生物的遗传问题，主流有两种观点：基因遗传和获得性遗传。前者如今已成常识，无需赘述；获得性遗传的支持者认为，生物可以遗传给下一代的性状是后天养成的。
后者否定基因的存在性，显然错得很离谱，但只因主流的遗传学是西方学者提出的，因而遭受相当一部分苏联科学家抵制，李森科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在与敌对科学家长期斗争的过程中，李森科逐渐意识到对身为学者的他们来说，争出个谁对谁错至关重要；然而在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看来，这些压根就不值一提。
“大人物”关心的是民众是否听命与他们，政策是否能顺利推行，局势是否稳定。无论是什么，只要有利于巩固期权力根基，存在即合理。
你看那个叫尼古拉·叶若夫的矮子，小学都差点没读完，大字不认几个，长得还丑，这种人有什么活路？哪知他只因心够狠，杀谁都下得去手，被大佬挑中接管了契卡，便一跃成为苏联“二号人物”。
他叶若夫可以，我李森科为何不行？
此外，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学界对生物遗传问题基本有了定论，孟德尔遗传学早已成为主流。李森科名校出身，岂能不知其中对错？或许他意识到，对那些大人物而言，故意坚持错的理论反而能起到“指鹿为马”的效果，全当服从性测试了。
理论错无所谓，只要立场对就行了。
此后，李森科所向披靡，于1935年成为乌克兰科学院、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双料院士，后又升任敖德萨植物遗传育种研究所所长。反观他的老对手，前任院长于1940年被捕，著名学者穆勒仓皇出逃，树倒猢狲散。
有了高层的青睐，李森科获得了远超他身份的权势，他实际上成为了斯大林在苏联科学界的“锚点”。得罪李森科无异于得罪了斯大林，尤里年轻看不到这一层，日丹诺夫老谋深算，岂能不知其中利害？
而逼迫日丹诺夫屈尊低头的，还有另一大原因。
20世纪40年代中期，苏联高层发生了几起人事调动：阿列克谢·库兹涅佐夫、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等人从列宁格勒被调到莫斯科担任要职。
这几位都是“列宁格勒集团”的核心成员，是日丹诺夫的坚实盟友，如此重大的调动不可能不经过斯大林首肯。正因如此，马林科夫、贝利亚等人大为惊慌，认为斯大林已经确定日丹诺夫为“接班人”，这些操作正是为其铺路。
日丹诺夫攻势咄咄逼人，马林科夫一伙不想坐以待毙，双方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这番斗争你来我往，极尽手段，过程非常复杂，我们且不做赘述。然而在残酷的消耗以及斯大林“帝王权术”的操纵下，双方胜负不分，反而形成了微妙的平衡。
此时苏联政坛就像一台天平，哪边多出一分一毫，胜利就将向哪一方倾斜。而在如此生死攸关的时间点上，尤里炮轰李森科一事无疑打破了平衡。
事实上，以尤里的身份，在苏联国内抨击任何一人，哪怕是赫鲁晓夫、马林科夫乃至贝利亚，恐怕都无关痛痒，斯大林说不定还乐得看这番“狗咬狗”的局面。然而尤里偏偏惹了李森科——打狗还需看主人，打错了狗，惹了不该惹的人。
尤里一时的口舌之快，间接要了日丹诺夫的老命，更是敲定了苏联的国家命运，不失为“熊孩子”界内的一段传奇。
苏联政坛向来论迹一定论心，日丹诺夫的儿子突然搞了这么个大新闻，究竟出何目的，会不会是他耐不住性子想要接过大权了？要知道，日丹诺夫身体状况很糟糕，虽被认为是“接班人”，他未必能熬得过斯大林。
而日丹诺夫显然也没料到自己的儿子会如此坑爹，当即乱了阵脚。
事情发生不久，马林科夫、贝利亚一伙便大肆造势，称日丹诺夫“早有反心”。他们甚至拿出了证据：多年以前，列宁格勒帮就曾提出建议，把部长会议改在列宁格勒召开，还提出要创立“俄罗斯共产党”，狼子野心毫不遮掩。
与此同时，马林科夫操纵国家宣传机器为对手精心构建了一个“信息茧房”，不过其中全是坏消息。日丹诺夫每天都要面对处理不完的麻烦，巨大的工作和心理压力令他身心俱疲，本来就重病缠身的他很快便撑不住了。
1948年8月，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日丹诺夫被送入疗养院。不出所料，他再也没能出来。在心电图室主任利季娅·季马舒克给出的报告中，日丹诺夫死于“肝硬化和高血压所引起的功能性紊乱”。
乍看一切没有问题，可值得一提的是，这所疗养院并不在日丹诺夫的地盘上……
此后，列宁格勒帮遭受了残酷清算，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冤假错案，纯属“赶尽杀绝”。马林科夫等人的吃相之难看，连斯大林都直呼没眼看。
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提到，斯大林深知日丹诺夫昔日的副手沃兹涅先斯基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搞经济的好手，便亲自出面，想要保下他一命。斯大林提出释放沃兹涅先斯基，让他管理国家银行。
哪知此举反倒加速了后者的死亡——审讯者以近乎先斩后奏的方式，于1950年9月将其处决。
有趣的是，当这场腥风血雨疯狂肆虐时，身为日丹诺夫的亲儿子，尤里非但没受任何沾染，反而平步青云：他不但在日后被授予了列宁勋章，还被任命为重要科学机构的负责人——或许是鉴于他的“卓越贡献”，胜利一方以此作为嘉奖。
也不是没这种可能，毕竟大伙儿都是体面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