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大学的只要回来，一样是嫁人，不过是彩礼拿得多点”

这是个女性觉醒的时代，女性的声音在各种媒介中，被越来越多地倾听到，然而在一些贫穷、与世隔绝的地方，包办婚姻依旧是她们改不了的命数，比如大凉山的深处。

“在这大山的深处，世界的尽头，她们是女儿、人妻和人母，唯独不是她们自己。”作家易小荷在新作《惹作》中如此写道。

这里的女性们早早地结婚，不停地生育，即使成绩好读了大学，若是回到家乡，仍然逃脱不了命运：“读大学的只要回来，一样是嫁人，不过是彩礼拿得多一点……”如果想要离婚，还要成倍地赔偿男方彩礼钱，“想填补上这个窟窿，唯一的可能，就是收取下一次婚姻的彩礼。” 她们甚至连名字都无法逃脱，本书的主人公“ 叫‘ 惹作’ ，彝语的意思是‘ 再来一个男孩’ 。 ”

惹作的故事太过漫长，唯有阅读全书，才能体会当中滋味。本文选取书中惹作生活的环境中其他女性的故事来呈现，她们的命运与惹作相似，都是从来不曾为自己活过的女人。

本文摘选自《惹作》。经出版社授权推荐。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有所删减。

“然而结婚是改不了的命数”

以惹作住过的房子为起点，沿着泥土路向北，约有两三块田地的距离，经过几栋新修的安置房和散落的柴火堆后，可以看到外来媳妇吉木衣洛的小卖部。一栋二层小楼，楼上住人，一层划分为两个区域：半边摆了张台球桌，打球免费，不外是希望聚拢点人气；另半边做成小隔间，几个黑色的铁架靠在墙角，架子上无非是一些袋装方便面、辣条、养乐多等零食，摆放并不整齐，杂乱无章。

衣洛是1999年生人，皮肤黝黑，五官并不突出，长得更像汉人，六七年前她从海拔更高的一个彝族村落嫁过来。租来的五菱宏光载着她颠簸在碎石和烂泥夹杂的路面上，像一匹野马。山路不断下降又攀升，仿佛波浪般无休无止。衣洛趴在车窗上看着即将到达的瓦岗，汽油味直冲鼻子，她强忍着呕吐感，摇头说了句：“这是个什么鬼地方。”如今，她已经在这鬼地方生了四个孩子。

俯瞰罗乌峡谷，大开大合｜摄影·易小荷

五岁的时候，有一天衣洛在核桃树下面站着，天色晦暗，一堆乌云聚集到山脊最高处，衣洛看看远处，又低头看看尘土扬到自己的赤足上。邻居小孩拿起竹竿，核桃一颗颗掉在地上，她也就跟着捡起来就吃，腰间忽地一麻，扔下来的竹竿插在自己腰上。她下意识地把它拔出来，腹间掉出来一截像鸡肠模样的东西，她也只是连忙塞了回去，捂着伤口去找大人。

她不明白自己是怎么活到现在的。她也从长辈那里无数次听到过“命数”这个词，但是衣洛不敢去算命，她害怕自己的“命数”过于悲惨。

并没有吃饱的记忆——跟着爸爸过日子，每天就是用很少的米煮成能照见影子的稀饭，爸爸喝米汤，米粒留给衣洛和弟弟。在菜地里揪撮白菜用水煮煮，没有酱油也没有盐巴，菜叶子煮熟了就往嘴里硬塞。

小学刚读完一年级，衣洛就退学了，带后妈生下的弟妹，帮家里干各种农活。为了不成为家里的拖累，成人礼刚过她就被嫁到了瓦曲拖村。丈夫在外面跑点小生意，赚的钱只够自己吃口饭，没有剩余。衣洛在村里开个小卖部，一包辣条一袋方便面地赚点零钱，养活自己和几个孩子。

她抱怨自己“太容易怀孕”，十七岁生下第一个孩子，之后又连生三个。开小卖部需要去县城进货，驾驶三轮车往返装卸都是她一个人，中途还要随时停下来喂奶，安抚哭闹不已的婴儿，大一点的孩子也不能疏于照料。

衣洛感觉到自己的生活轨迹似乎哪里不对，但从未想过避孕。昏暗的小卖部里，背景音乐是孩子永不间断的哭声。“如果可以，”她说，“要是不结婚就好了。”

然而结婚是改不了的命数，早早结婚生子，是女孩子不读书之后的仅有道路。出嫁前，有一天衣洛割完猪草回家，进屋就闻到一股子香味，很轻微，但一下子就从漫天的猪粪、牛粪的味道中跳出来。后妈出门了，屋里此时一个人都没有，衣洛在每个角落都搜了个遍，最后发现香味来自熄灭的炉火上用锅盖盖着的碗——后妈偷偷煮了方便面，一根面条都不剩，只留了些汤汁。衣洛端起来就喝光了，那是她少年时尝过的最鲜美的味道。

婚宴上的新娘｜摄影·易小荷

很多年以后，衣洛才知道那不是“饿”的滋味，而是“穷”的滋味。

“可是她好像没怎么为自己活过”

在多数彝族女性眼中，最羡慕的榜样是这样的：男人能赚钱，夫妻从不吵架。在瓦岗，这般被众人称羡的女人，只能是熊哈喜。

从苦惹作的房子往西直线距离五公里，步行一个多小时便是头人苏取哈家。苏取哈拥有瓦岗镇上最大的房子、最大的院子。左邻右舍的年轻人结婚，都会向他借场地办婚事。

然而房子的女主人，苏取哈的老婆、苏史古的妈妈熊哈喜，对自己的婚姻家庭也充满抱怨。她今年五十八岁，深浅不一的皱纹遍布她的脸，皮肤有一种经年累月被紫外线照射形成的黢黑。一个大大的背篓仿佛长在她的背上，不仅把她压得脊背前倾，还让她落下了腰椎间盘突出的毛病。腰突之前，她以为力气这种东西，会终生属于她。

十五岁的时候，熊哈喜从洛嘎阿则村嫁到苏家。洛嘎阿则村有汉人居住，海拔低，可以种水稻，生活条件比瓦曲拖村好许多。

熊哈喜一年到头都在劳作，她种苞谷、大米、洋芋、小麦、荞麦、高粱，但凡她见过的能吃的作物，她都想种下去看看能否收获。为此，她在分家时候仅有的两亩地的基础上，又开垦出了十多亩。

金阳县城街头背着木柴的彝族女性｜摄影·易小荷

婚后，熊哈喜生了两儿两女，从没避过孕。20世纪80年代以后，计划生育政策收紧，计生委每三个月来检查一下（按政策三个孩子以上算超生）。生第四个孩子苏尔古时被罚了四百元，之后，她又先后流产了两次。

不管是怀孕还是坐月子，熊哈喜从没有得到过任何照顾。第一胎生女儿时，是丈夫的后妈，还有另外一个女性亲戚来帮忙接生。所谓接生，就是地上铺一层蕨基草，让她躺在上面生产。小孩生下来，亲戚递给她一把剪刀，让她比着膝盖的地方把脐带剪掉，“消毒都不懂得”，之后用旧衣服把娃儿包起来。

第二个孩子苏史古还有十几天要出生的时候，苏取哈修房子摔了下来，没有钱也没去医院。他躺了整整十三天，都是熊哈喜挺着即将临盆的大肚子背着他去拉屎撒尿，再背回到床上。后面两个孩子都是熊哈喜独自生产，没人帮忙。四个孩子全部都是在家里出生，从没有去过医院。孩子们出生时，苏取哈有时会第一时间回来看看，有时就没有回家。熊哈喜的妈妈也心疼女儿生孩子，可是地里农活太忙，没有时间照顾她，背着米饭和面面饭过来，放下就回去了。

熊哈喜一直自诩身体很好，只是在生完大儿子之后，脑壳总是晕得很。苏史古还没有满月，才二十几天时，她已经起床，用磨子给自己推面面饭、做酸菜，基本上没有休息过。苏取哈生意做到很大，有个阶段差不多是瓦岗的首富，又因为做德古，帮人调解纷争，赢得了广泛敬重。

但是熊哈喜始终无法接受他赌博的恶习。“我在家里含辛茹苦，名声都是他得了。他一直赌博。赢的时候，天天在饭馆里吃饭，我们母子一口都没有吃到，输的时候，要债的找到家里来。高三那年，苏史古都说想退学了，全部是靠我喂猪喂鸡，一点点把这个家撑起来。”

家族的亲戚对熊哈喜这个说法表示有限的认同：“没有她（熊哈喜）稳住家，苏取哈早就把这个家给挥霍光了，然而也正是有苏取哈在外面打拼，才能在那个基础上稳定提升。”苏史古也毫不犹豫地承认：“这个家的支柱一直都是父亲，这个是根基。”

熊哈喜对丈夫的赌瘾颇有怨言，可是忍不下心来离婚。“娃儿辛苦得很。”熊哈喜说。如今她最大的喜好是喝两口小酒，大概是因为酒精能让她偶尔放松，忘却仓库里的粮食、待哺的小猪、地里的蚕豆、拉屎尿的孙子以及巨大的债务。

“在彝族社会中，作为女性，我妈妈做得非常好：养儿育女、操持家务、待客热情、秉承家风、买地建房、巩固家庭，不给家族和爸爸丢脸。可是她好像没怎么为自己活过。”正是从母亲身上，苏史古看到了一辈子和土地血肉相连的农民形象，也让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彝族女性是生存在最底端、被压迫得最多的一群人。”

“惹作”的意思是“再来一个男孩”

熊哈喜不仅把自己变成了瓦岗最勤劳的女人，也把苏取哈的妹妹阿喜影响得和自己如出一辙。阿喜是小名，她是苏尔哈和第二个老婆生的，大名叫苏惹作。她比苦惹作小一岁，一看就是那种典型的“听话”的好女孩。

阿喜很多年以后才明白，“惹作”的意思是“再来一个男孩”，类似于汉语当中的“招弟”。她不喜欢这个名字，更愿意别人称呼她的小名阿喜。1995 年，当她出生于百草坡的时候，妈妈看了她一眼，轻声地咕哝一句“又是个女儿”，就丢在旁边不去管她。直到一个姑姑听到了从家里传来的哭声，找了件小小的察尔瓦把她裹好，又寻来流食喂她。若非如此，天知道刚生下的阿喜，是否会因冻饿夭折。

身背猪草的阿喜｜摄影·易小荷

身为女性，阿喜很容易就能发现，彝族男女之间地位和待遇的巨大差异：每个家庭都会找毕摩给小孩算命，男孩的未来是念到什么学位、当多大的官、发多大的财；但是占卜到女孩的时候，所谓的未来就是长大会嫁个什么样的丈夫、丈夫会不会有工作、会生几男几女……

从小受大嫂熊哈喜的耳濡目染，阿喜也有样学样，特别勤快。阿喜的日常也和大嫂相似，但凡在家，每天天亮就起床打扫房子。此时苏取哈已经修了大屋，大大小小很多间，还有很大的坝子。打扫好房间之后还要喂猪，等着侄子侄女还有大哥大嫂起床，然后一起做早饭。

下午放学回来，继续投入新一轮劳作：喂猪、做饭、洗碗、打扫……大嫂也会言传身教，熊哈喜经常跟阿喜说：“女孩子就要勤洗衣服，干干净净的。”“女孩子要学会做饭、喂猪、扫地这些家务事，如果你什么都不会的话，到了夫家会被数落甚至被抛弃。”

与其他女孩相比，阿喜无疑是幸运的——在她七岁的时候，大哥苏取哈开始赚大钱，阿喜因此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但苏家的传统，所谓的“尚武”和“德古”那些精神都是留着灌输给男孩子的。

苏取哈在外面做生意难得回来，他和阿喜讲的是另一番道理：“什么年纪应该干什么事情，都是有规律的。女孩子要是没有在合适的年纪嫁人，以后只能被剩下。就像××家的女孩，人很优秀，家族也优秀，但是对婚姻一直很挑剔，结果三十岁一过已经没人过问，到现在都还是一个人，变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

从小学开始，阿喜时不时就会看到空缺了的课桌——那些女生结了婚之后就再没来上课，乖乖听家里面的安排，等着成家或者出去打工。当然也有结了婚还坚持读书的女孩子，多读几年直到初中毕业。

娃娃亲和包办婚姻是这里生活的组成部分，即使男性也无法逃脱这种被安排的命运。苏史古十二岁那年定了娃娃亲，大学毕业的时候，他意图抗争，想要摆脱这种形式，结果被父亲关在家里二十八天。苏史古还为此在考公务员之前去“流浪”，最后还是选择回归，听从家长的安排成婚。婚后家庭稳定，妻子学历高、品貌优秀，两人感情也甚笃，只是他回想起被安排的人生，总会觉得留有遗憾。

这样的包办婚姻想要幸福，需要运气眷顾。即使如此，苏取哈也绝不允许阿喜嫁给骨头更差的人家，也就是那些曾经被苏家统治过的家族。

2021年，阿喜在雷波县工作，同时准备贵州大学的研究生考试。一天突然接到大哥苏取哈的电话，把她喊到一个小茶楼，直接告知她，让她准备嫁人。阿达苏尔哈已经同意，如同当初嫁掉她大姐一样，也是听了媒人几句介绍就立刻拍板：第一，和这个家族开亲非常合适；第二，两家骨头合适；第三，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如遗传病、明显的性格缺陷；第四，男方在金阳县有个临时的工作。“咱们家又不是皇亲贵胄，凭啥就不嫁嘛？别人看得起你的时候你要嫁，再看来看去，过几年就三十岁了！”

整个县城响起了爆竹的声音，阿喜就这样在痛哭中迎来了新年，这是她第一次没有听大哥的话，始终不松口。幸好没多久，贵州大学社工专业研究生的通知书到来，阿喜才松了一口气。“如果当时没考上研，他们动作那么快，现在我可能就不是一个研究生，而是一个妈妈了……”

罗乌曾经的小学校｜摄影·易小荷

阿喜并不责怪大哥，她对苏取哈让她读书的感恩胜过一切。只是她也明白，只要回到瓦岗，她就永远都不会是大学研究生，而是一个命运随时可以被男性长辈捏在手心的小女孩。

“是啊，能跑到哪儿去呢？”

以苦惹作的房子为起点，瓦曲拖村往西翻过狮子山，一百一十二公里之外的觉呷村，二十九岁的石一日西被四次失败的婚姻弄得愁眉不展，终日长吁短叹。

日西第一次结婚的时候只有十七岁，被父母指定嫁给了一个堂哥。她非常不喜欢那个堂哥，小时候只要他来家里玩，她就会拿石头去打他。她也说不上来为什么，对他天然有一种生理性的厌恶，可是父母却特别喜欢他。当她哇哇地哭着反对，妈妈就骂她，你不嫁他，想跑到哪里去。是啊，能跑到哪儿去呢？

石一日西，1994年出生于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日哈乡的觉呷村。觉呷是日哈乡唯一的贫困村，处在古里峡谷中——那里也是苏家世仇的势力范围。

这里山高路陡，一旦下雨，出门就得使出下盘功夫，在黄色的泥浆中滑步前进。环顾四周，除了高山就是峡谷，除了熟悉的那二十来户邻居，就是家里的几十只羊。

每个女孩在婚礼那天都会戴上贵重的首饰，竭尽全力把自己打扮漂亮。日西却心灰意冷，脸都没洗。双方的家人有的在喝酒，有的忙着招呼应酬，似乎都没有注意到新娘的必要，也没有任何值得纪念的细节。日西全程都在敷衍，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我不打扮，丑一点，他就不会喜欢我了。”

这桩婚事，家里收了堂哥两万块钱的彩礼，石一日西绝对想不到，这段婚姻将是自己多年噩梦的开始。她想尽了一切办法，逃避这段婚姻。婚后在新郎家待了三四天，日西就以照顾外公的名义躲到外公家。她为此被父母骂，还有一个堂哥跑到外公家来骂她：“我们都不照顾外公？你跑来照顾他干吗。你一直在这个家，不去他家吗？”

行走在罗乌沧海一粟的感觉｜摄影·易小荷

有一次，她看见墙上写着那个男人的手机号码——那是她父母记下来的，她拿起一支笔，偷偷把号码中的“0”改成了“8”，天真地期望只要父母打不通那个错误的号码，自己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和对方失联。

并没有如她所愿，父母还是一直催促她去丈夫家。她一度为了躲避，还去广东打了半年工。如此四五年过去，直到二十一岁，父母终于同意她离婚。尽管她和堂哥没有同过一次房，对方还是要求十倍赔偿彩礼，两万变成了二十万。

二十万，对于凉山的彝族家庭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想填补上这个窟窿，唯一的可能，就是收取下一次婚姻的彩礼。有人给日西介绍了一个人，也是日哈乡的，见面的那天，双方父母找了个小卖部，买了几瓶啤酒，大家东聊一句西聊一句，两个人远远地看了彼此一眼，只知道对方看上去没有残疾，连长相都没看清楚。

第二次婚姻火速办完，日西家拿到二十万的彩礼，把第一次婚姻的赔偿款给补上了。她在日哈乡男人的家里待了十天，也是这段婚姻里两个人真正在一起的全部时间。其后多年，她都在北京打工。这段婚姻持续到了2021年。

第二个男人没什么文化，性格很暴躁，两人见面就是吵架。她在北京一待就是几年，男方到她家里闹了三四次，最后她从北京回来协商离了婚，这次需要赔偿对方三十七万。

第三段婚姻在2023年的春节，也是经人介绍，是一个西昌附近的人。介绍人在日西父母面前说得天花乱坠，对方怎么有钱、有房子、有工作，不会让日西吃苦。在父母的催促下，她便匆忙地进入到第三段婚姻，把第二次婚姻赔偿的钱给补上了。

一结婚才发现，对方并没有正经工作，最不能接受的是对方酗酒，端起酒瓶子就再也不放下。仅仅三个月之后就离婚了，赔了四十三万。

石一日西如今在西昌找了个饭店做服务员，一个月辛辛苦苦赚到四千多，省吃俭用，连一瓶擦脸的油都不舍得买，就为了把钱存下来，希望早点还清所欠的离婚债务——父母为了她，早把家里的牛卖了。

为了这庞大的债务，日西茶饭不思，不想和任何朋友联系。她从来都不会去忤逆父母，从小到大都如此，他们说的一切她都会照做，甚至对父母充满了愧疚。

“别人家的女儿出嫁，会拿那个彩礼钱去娶儿媳妇。而且其他人家的女儿在外面打工，赚一分钱都要给家里面。我爸妈一分钱都没要过我的，也没有用过我的，我这个婚姻一点都不能帮到家里。”她差点哭了出来，“我们彝族人最重视面子，我对不起我的父母，让他们丢人了。”

“她们是女儿、人妻和人母，

唯独不是她们自己”

瓦曲拖村的女人很少外出打工，用衣洛和她表妹阿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这个村特别不鼓励女人外出打工，生怕你翅膀硬了，将来就不回来了” 。

这里的价值体系是由家支决定的。2016年以后，外出打工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过年回家的时候，有个女孩染了一头红发，在镇上走了一圈。这无异于在瓦岗放了颗原子弹，看到她的孃孃回到村里就开始和人聊起这件稀罕事，传到第三个第四个人的时候，嫌疑人的人物画像徐徐展开：

那个人我认识，那是苏取哈家某个亲戚，是不是二十岁的样子，个子不高……不到半天，村里人人都知晓了此人的“个人简历”：属于苏家家支下面的瓦池支系，叫作尔诺，在广东打工几年了，也不结婚，看上去就是不守妇道的样子，说不定在外面私生活也很乱……舆论哗然，整个家支提起此事，都觉得抬不起头。

衣洛的表妹阿花是个〇〇后，因为上学时成绩不好，还在学校谈过男朋友，十七岁的时候，父母就匆匆忙忙把她嫁了出去。阿花的好朋友玛薇，也是十七岁结婚。“学习成绩好，可以去读大学；成绩不好，就会被父母匆忙嫁人。但是，”她笑嘻嘻地说，“读大学的只要回来，一样是嫁人，不过是彩礼拿得多一点……”

彝族姑娘盛装出席火把节｜摄影·易小荷

活下去就要忍，如果去死，也很决绝。这里自杀的人不算少，大多三种方式：跳崖，上吊，喝农药。

衣洛说：“我们这里死的女人比较多。谁都怕死，可一个女人如果婚姻不幸福，不能离婚，逃也没处逃，亲人又觉得没有面子，结了婚以后，对娘家来说就是外人，对婆家来说是陌生人，简直无路可走……和这种绝望相比较，死亡根本不算什么。”

高海拔地区强烈的紫外线、长年的劳作，使得此地的女性大多手指皲裂、皮肤粗糙。村里有位妇女因为长年用手剥核桃，手被核桃的外果皮染成绿色，终生不褪。

阿喜四岁大的时候，等山上干活的爸爸回来，看到屋檐下放着剁猪草的菜刀，学着大人拿起来把玩。刀很重，劈在手指上，直接把食指劈开成两截。大姐赶紧抓起一个蜘蛛网，糊在伤口上，又用绳子给捆绑了几圈，勉强止了血。长好以后右手的食指比左手短一截，像是发育不够良好的树节，从指甲那里鼓出一坨，指甲盖也因此显得畸形。多年以后，她依旧怯于与人握手。

伤痕累累是这双手，擦洗器皿是这双手，抱柴烧火是这双手，喂猪打草是这双手，抱住孩子是这双手，背负重物也是这双手——千百年以来，无数的彝族女性靠双手劳作活着，吃饭、睡觉、结婚、生育，她们仿佛从来都没有用这双手为自己做点什么。

在这大山的深处，世界的尽头，她们是年幼的惹作、年轻的惹作和年老的惹作，是女儿、人妻和人母，唯独不是她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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