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幼承袭潮彩技艺，一生致力于陶瓷技艺的深入探索与创新发展。回顾往昔，我的家乡潮州赋予了我深厚的陶瓷文化底蕴，香港为我打开了技术视野的大门，而深圳则成为了我施展才华、实现创业梦想的舞台。在陶瓷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我见证了深港两地的交流日益密切，合作层次不断加深。展望未来，我衷心希望两地能够继续深化合作，让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在世界舞台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詹培明
出生于1948年12月，广东潮州人。1979年迁居香港，1989年来深圳创业，斯达高瓷艺创始人、总工艺师、董事长。中国陶瓷花纸标准起草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全国印刷行业百名科技创新标兵、世界野外鸟类摄影家。
壹
上世纪70年代末，我获批迁居香港。那是一个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1979年4月13日，我踏上了前往香港的旅程。
与陶瓷的缘分与生俱来
我的家乡广东潮州，被誉为“中国瓷都”，这里的陶瓷产业源远流长，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积淀。1948年，我作为家里十个孩子中的“老幺”，出生在潮州市枫溪镇詹厝村，祖父和父亲都是技艺精湛的潮彩工艺大师。
上世纪40年代，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父亲与几位兄长远赴南洋经商，最终停留在了香港。而我，则与母亲一同留在家乡，与父亲开始了漫长的分离。
制瓷是家中世代相传的手艺，我从小就跟着家人一起玩泥巴，学习用陶土制胚、上釉、烧制以及画瓷。耳濡目染之下，年仅十几岁的我便已经能够熟练地绘制陶瓷图案的边饰，对整个陶瓷制作工艺更是了如指掌。
其中，让我记忆最为深刻的是“鸡碗”。这是我们极具代表性的一种产品，前辈老艺人巧妙地将其纹样概括为“十三笔”，即构图中的头、尾、脚、枝叶及花朵只用13笔画成，既简练生动又高效。这套技法可谓潮彩技艺传承的一项基本功，也是我学徒时期最常画的内容。
▲詹培明在画“鸡碗”。资料图
温饱尚属不易的年代，我们生产的陶瓷主要以普通的日用陶瓷为主，文化和美学属性在日用品中几乎被完全忽视。加之产品价格低廉，利润微薄，我们在生产过程中往往只能凭借经验行事，缺乏深入的探索和创新。因此，尽管我从小就在这个环境中长大，但对这项事业并没有雄心壮志。
即使这样，这仍然是“吃饭”的手艺，我依旧沉下心来，将每一项传统手艺都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将父辈的潮彩手艺传承到了自己的手中。
思念父亲迁居香港
除了学习瓷艺，我还对电子方面的知识怀有浓厚的兴趣，这份兴趣源自远在香港的父亲。
我从未见过父亲，一封封家书，是我与他之间最深的情感连接。家书中，父亲不仅表达对家人的思念与关爱，还会关心我的成长和学习。在那个时代，香港作为国际化大都市，能够更早地接触到世界潮流信息。当时，电子行业在香港正悄然兴起，父亲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趋势，并在书信中建议我可以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听从父亲的建议，我的闲暇时光几乎都在新华书店度过，翻阅着那些关于电子技术类的二手译制书籍。上世纪60年代中期，通过拆解一些老旧收音机并研究其构造，我学会了修理收音机。在那个收音机是家庭“三大件”之一的年代，这门手艺着实管用。
我一直憧憬着与父亲相见，亲眼看看他生活的那个繁华都市。终于，在上世纪70年代末，我获批迁居香港。那是一个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1979年4月13日，我踏上了前往香港的旅程。哥哥在深圳罗湖口岸接我，我们一同坐上了前往香港的火车。
初到香港，第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场景是吃河粉。下火车后，饥肠辘辘的我看到路边热气腾腾的肉丸河粉，售价五毛钱港币一碗，对于内地的消费水平来说，无疑是一笔不小开销。这让我深吸一口气，对于即将开始的香港生活，也更增添一份紧张感。
但另外一个小插曲，又让我稍微放松一些。来香港之前，听说香港人都穿西装，于是我也特意带了一件。当我第一天穿着西装准备去哥哥的陶瓷厂上班时，却发现大家并没有穿西装，只是穿着背心。哥哥告诉我，写字楼的员工在见客户或参加正式场合时才需要穿西装，日常生活中并不需要。听到这里，我才松了一口气。原来，香港人的生活习惯与我们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就这样，我开始了在香港的新生活。可惜的是，当我终于踏上这些年父亲生活的地方，他已经离世，这成为了我一生的痛。
贰
上世纪80年代，随着内地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彩电、录音机等电子产品在内地逐渐流行起来，我从中嗅到商机。通过不懈努力，我赚到人生的“第一桶金”。
靠代理销售 赚取香港“第一桶金”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融入香港的生活，修理收音机的手艺被大家知晓。于是，在一次次帮忙修理收音机的过程中，我交到越来越多的朋友。而我在学校短暂学习一年的英文，也在这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有一次，在与朋友们喝茶聊天时，一位经营手表生意的老板询问我，能否协助他采购录音录像带。那时，香港的录音录像带都只标注英文，而这位老板不太懂英文，因此想找人协助。我本来还有些担心自己是否能胜任这份工作，但听到他字母都认不全时，想到自己至少掌握了26个字母，英文水平比他强一些，便接受了他的邀请。
当时，香港有一本名为“黄页”的工商企业电话号码簿，我翻阅着这本厚厚的“黄页”，一一对照，最终帮他找到了所需要的产品。
从“黄页”中，我找到了一位经营录音录像带的老板。他非常热情，还亲自搬运货物，服务周到。这也让我深刻体会到了“顾客就是上帝”的道理，而且明白做好服务、多学知识才能赚钱。
通过不断的采购，我学习到了如何做销售代理，也用心去发现商机。我注意到香港有一种镍铬充电器，专门给特制的电池充电，可以反复充电五百次。而当时内地的电池不仅不耐用，有时还会漏液。于是，我试着将这种电池销往内地。我在《青岛日报》的商业版上刊登广告，没想到真的有人前来咨询，由此开启了我的销售代理生意。
上世纪80年代，随着内地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彩电、录音机等电子产品在内地逐渐流行起来，我从中嗅到商机。鉴于当时内地对录音带产品的需求量大而供应渠道有限，我顺理成章地选择了做香港生产录音带公司在内地的销售代理。通过不懈努力，我赚到人生的“第一桶金”，这笔资金也成为我日后创业的启动资金。
全新陶瓷工艺
启发新的人生理想
尽管我在电子行业努力挣钱，但陶瓷始终是我未曾割舍的情结。虽然在陶瓷技艺方面我已算得上是行家里手，但在见识了香港的陶瓷制作工艺后，我意识到，工艺现代化方面，我们已稍显落后。
最初令我眼前一亮的是窑炉温度控制的精准。以往，我们制作陶瓷全凭工匠的经验，通过肉眼观察窑炉火焰的颜色和通透度来判断温度及烧制状态。过于依赖人工判断，这无疑增加了失误的风险。而在香港，我接触到了从国外引入的先进技术，运用科学仪器进行标准化生产，利用专业的温度计精确调控窑炉温度，从而显著提升了产品的合格率。这一发现让我对这个原本已驾轻就熟的行业重新燃起了浓厚的兴趣。
我也意识到，仅靠产品代理并不能实现真正的成功，唯有掌握核心技术并抓住机遇，才能开创更加辉煌的未来。然而，当时香港的人工成本和地价均处于较高水平，想要做自己的陶瓷事业，无疑困难重重。于是，回广东办厂的念头在我的脑海中逐渐清晰起来。
为了不断提升自己的陶瓷技艺，我一边继续赚钱，一边不断学习。1985年，我在香港生产力促进中心进修，掌握了最新的丝网印刷技术，使得陶瓷制品能够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彩的面貌和图案。1989年，在香港生活了十年后，我带着15万港币的积蓄，踏上了回内地创业的道路。
▲詹培明在测试陶瓷颜料的丝网印刷效果。 资料图
叁
从福田区的几间铁皮房起步，到拥有六层楼的厂房，再到龙岗区从八千平方米扩展到三万多平方米的厂区，我们一步步实现了规模的扩大。然而，扩大规模并非我的最终目标，攀登文化、艺术、科技的新高度才是我不懈的追求。
紧随改革开放春风
来深圳创业
我的家乡潮州拥有悠久的制瓷业历史，但在香港的工作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信息的重要性。与香港仅一河之隔的深圳，站在了国际资讯的前沿。同时，深圳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政策灵活，充满活力，创业氛围浓厚，是一个理想的创业之地。于是，我踏上深圳的土地，开始创业生涯。
1989年，我在福田区的梅林路上租了几间铁皮房作为厂房，在八卦岭工业区租了一个单间作为办公室，斯达高瓷艺公司便诞生了。“斯达高”，寓意着“斯人斯业，追求最高水平、最高境界”，这既是我的创业目标，也是我的行为准则。
起初，我们主要生产瓷用花纸，多为来样加工的外贸订单，生意还不错。许多如今知名的陶瓷品牌都曾使用过我们的花纸。然而，很快我们便遇到了难处，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的一家贴花加工厂遭遇了长达两年的订单荒，每月亏损高达5万元。
从我个人成长的经历中，我坚信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因此，在没有订单的日子里，我们选择了“大练兵”，不断提升自身的工艺水平，攻克技术难题，随时准备迎接市场的挑战。终于，在1995年，一个德国客户前来参观工厂，整洁、规范、有序的厂房以及精湛的工艺赢得了对方的高度赞誉，斯达高因此获得了200万元的陶瓷杯订单，成功走出了困境。
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1998年，斯达高开始拓展经营范围，涉足日用陶瓷和艺术陶瓷领域，专注于生产高品质的骨质瓷。从福田区的几间铁皮房起步，到拥有六层楼的厂房，再到龙岗区从八千平方米扩展到三万多平方米的厂区，我们一步步实现了规模的扩大。然而，扩大规模并非我的最终目标，攀登文化、艺术、科技的新高度才是我不懈的追求。
“春满园”系列作品
走进人民大会堂
进入新世纪后，国内经济蓬勃发展，文化发展更是日新月异。我一直坚信，仅仅模仿他人的作品，无论做得多么精致，都难以跻身名品之列。因此，我们在材料、工艺和设计上不断寻求创新，尤其在珐琅彩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
珐琅彩是我国陶瓷装饰工艺的瑰宝，是中国古代彩瓷工艺臻达顶峰时期的产物，但在清代乾隆之后却逐渐消失，导致市面上的珐琅彩瓷器变得极为昂贵且数量稀少，带有古董的神秘色彩，拍卖会上更是屡创天价。事实上，珐琅是一种低温陶瓷溶剂，广泛应用于多种陶瓷制品中。
二十年前，我在深圳开始了珐琅再现的研发工作，经过长达十年的不断试验和完善，我们成功研发出独有的无铅无毒珐琅彩装饰技术，代表了陶瓷装饰艺术的巅峰水平。随后，这项技术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和应用，我们的珐琅彩作品还走进了人民大会堂。
说起为人民大会堂定制陶瓷的契机，还得从一次接待国外贵宾的宴会说起。在那次接待外国领导人的晚宴上，我们“白家大院”系列的珐琅彩陶瓷作品被人民大会堂管理部门的领导看中，并随后联系了我们。经过对工厂的考察，他们希望我们能为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定制一套陶瓷用品。我们根据既定要求，精心设计出“春满园”系列陶瓷作品。该系列作品灵感源自清朝皇室用瓷，主色调选用黄色，巧妙点缀红、黄、绿三色，营造出春色满园、生机勃勃的诗意画面。作品上的缠枝莲纹，不仅增添了艺术美感，更寓意着生生不息、吉祥安康、家和万事兴的美好愿景。“春满园”系列作品还成为2019年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欢迎晚宴用瓷和2022年北京冬奥会欢迎宴会用瓷。
“国瓷”的荣誉既是对我们的肯定，也是对我们的鞭策，我们有责任推动陶瓷文化达到新的高度。
肆
为了提升产品的文化内涵，我提出“深派瓷艺”的概念，旨在通过挖掘深圳的城市文化资源，实现产品的升级与转型。
用“文化+科技”
打造“深派瓷艺”
尽管深圳的陶瓷产业没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但我坚信这里正是孕育全新陶瓷文化的沃土。
与历史悠久的陶瓷名地相比，深圳拥有国际化的城市文化、畅通的信息渠道以及坚实有力的科技支撑，这些都是我们打造自身优势和特色的宝贵资源。因此，我始终专注于推动陶瓷产业走“文化+科技”的发展道路，在文化艺术与工艺创新上不断达到新高度。
为了提升产品的文化内涵，我提出了“深派瓷艺”概念，旨在通过挖掘深圳的城市文化资源，实现产品的升级与转型。一方面，我们注重日用陶瓷的标准化生产；另一方面，在外观设计上，我们力求超越传统陶瓷，展现独特的艺术魅力。
2012年，斯达高荣幸地成为文化部文化科技司国家文化创新工程重点项目“彩瓷工艺文化的自主创新”的承载单位，公司每年将销售利润的40%投入创新研发。从原料选择、设计构思、工艺制作到技术革新，我们始终注重技术与设计的深度融合，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包括7项发明专利、6项实用新型专利和360项外观专利，极大地提升了陶瓷产品的技术含量、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
在国际舞台上，我们积极参与素有陶瓷领域“奥斯卡”之称的国际网印及制像协会（SGIA）金像奖的评选，连续六届选送的8件作品均荣获金奖，成为国际上首家连续八次获此殊荣的企业，为中国陶瓷工业艺术和网印工业技术赢得了国际声誉。
在创新驱动下，“深派瓷艺”备受青睐，从广交会、深圳礼品博览会到进博会，都刮起了一股强劲的“中国风”。
未来，我们还将探索高科技陶瓷的研发与生产，将用于手表壳等高端领域的高耐磨性、高强度、耐撞击的新材料引入陶瓷制作中，打造出独一无二的高科技陶瓷产品。我相信，在文化与科技的双重加持下，“深派瓷艺”大有可为。
回顾一路走来的历程，深港两地为我带来了改变人生的机遇。在香港，我不仅学到了先进的技术和前沿的创业理念，更深刻体会到了乐观向上的精神。那种“即使今天没有生意，明天后天一定会有”的信念，我始终铭记于心。而深圳，以其开放包容的胸怀，为我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让我能够尽情施展才华，追逐梦想。
深港两地，血脉相连，合作潜力无限。我满怀期待，希望两地能够继续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携手并肩，为粤港澳大湾区的繁荣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共同书写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口述时间
2024年12月10日
口述地点
深圳市斯达高瓷艺有限公司
本期采写
深圳晚报记者 成功 冯进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