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人物：王有亮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青铜器修复及复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故宫博物院“青铜器修复及复制技艺”成员
师从青铜器修复大师赵振茂
在青铜器修复领域，大家对他并不陌生。
他是“古铜张”第四代传人，师父是修复“马踏飞燕”的青铜器修复大师赵振茂。他19岁进入故宫，40多年修复青铜器文物几百件，包括知名青铜器文物“莲鹤方壶”。如今，身怀绝技的他，已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青铜器修复及复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他就是王有亮，一个为“救活”国之重器而奉献半生的青铜器文物修复师。
楚小强/发自北京
一生很短，只是专注于一件事情，满头青丝已换了白发；一生又很长，一己之力修复的青铜器，胜似一家博物馆的收藏量。
“修了差不多几百件了。”王有亮估摸着说道。
时光如梭，不知不觉间，王有亮已在故宫修了40多年青铜器文物。曾经朝气蓬勃、张扬不羁的少年郎，早已成为了眼前老成持重、谦逊温和的长者。
王有亮师从“古铜张”第三代传人赵振茂，19岁进故宫从事青铜器修复工作，声名在外的莲鹤方壶，是他花了两个多星期修好的。
作为关门弟子，师父对王有亮倾囊相授，而他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青铜器修复及复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我师父很严格，要求我们做活儿必须要认真，差一点都不行，他会不收你活儿。我后来要求徒弟也是，差一点你就再去弄弄，必须要往好了做。”
转眼间，王有亮也早已是3个徒弟的师父，甚至还有一个徒孙。如今3个徒弟都已出师，无论是做人做事，都令王有亮颇感欣慰。
青铜器修复的精湛技艺，在这一代代师徒间默默延续。
一切从复制品开始
师父赵振茂在修复青铜器。
采访约在11月初下午2点，刚到故宫西门，就远远看到王有亮推着一辆自行车从城楼门口走了出来。
王有亮所在的故宫文保科技部主修青铜器，这也是文保科技部的一项“重活”。由于年代久远，很多青铜器出土后已经断裂破损。这些年，王有亮凭着一身绝技、一双巧手，硬是将这些 “破铜烂铁” 修复成了“顶级文物”。
每一位大师的背后，或许都有一段传奇的成长故事，但说起王有亮与青铜器修复的渊源，却透露着平凡的珍贵。
王有亮进入这行，无关志向，亦非兴趣。冥冥之中，自有定数。1980年，国家文物局和鼓楼中学合办了一个“文物班”，相当于职业高中。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我当时怕考不上大学，所以就决定报这个班，将来也能有份工作。”
或许连他自己也没想到，这份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并最终成为了故宫青铜器修复技艺专家和国家非遗传人。
在文物班学习了3年后，王有亮被分到了故宫博物院，师父是青铜器修复大师赵振茂。作为“古铜张”的第三代传人，赵振茂15岁学徒，是青铜器修复领域的高手。
当时新闻报道赵振茂修复“马踏飞燕”的过程。
1952年，赵振茂被故宫老院长吴仲超亲自请到故宫，堪称故宫搞文物修复的第一批元老。名扬中外的青铜工艺珍品——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的“马踏飞燕”（国宝级文物），就是经他之手修复的。说起师父，王有亮是由衷的敬佩，“在这一行当里，我师父是首屈一指的”。
回忆跟师父学艺的日子，一切从复制品开始。刚进宫的头3年，师父是不容许王有亮碰文物的，只安排他做一些复制品。从打磨到做旧，再到翻模子，整个一套复制的工序，都得一遍又一遍的去做。
如今，已为人师的王有亮，对师父当时的用意深以为然，“师父让我们做复制品的目的，主要是锻炼我们对于青铜器的一种感觉。”
“磨的”不止是青铜器
年轻时的王有亮（右一）跟师父赵振茂（中间）学习修复技艺。
看着眼前沉稳亲善、执着内敛的王有亮，你绝对想不到，他年轻时其实是有名的“闹将”。
“刚来的时候，我比较闹，也比较爱玩，活蹦乱跳的。夏天在筒子河游泳，冬天在上面滑冰，完了还弹吉他，什么都干。”王有亮笑着说道。
但在师父看来，这些孩子气的“活蹦乱跳”，意味着“毛手毛脚”，是修复青铜器文物的“大忌”。
为了领王有亮上路，师父给他立了规矩：工作中不能说话，不能三心二意，一出声就会被训，“就让你坐在那儿踏踏实实地干活。”
日复一日，一遍遍重复单调乏味的工序，这对当时“闲不住”的王有亮来说，无疑是种莫大的煎熬。“最开始觉得很枯燥，尤其是做复制品、打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磨到什么程度算合格？
师父给了答案——表面跟剥了皮的熟鸡蛋一样，古代器物制作的时候就是这个标准。
平日虽然爱说爱玩，但王有亮是个实在人，“手上的指纹都被磨没了”。
王有亮磨着青铜器，师父磨着王有亮的性子。师徒博弈之间，情谊一日日加深，技艺也悄然传承。
“师父严格也好，只有把棱角先给你磨下去，你才能胜任这份工作。”王有亮面带微笑的说道。
用他的话说，一个活蹦乱跳的小伙子，最后被师父给“扳”回来了，变得老成了，也静了下来。
在这一行当里，只有静下来才算是入了门，因为重器不容有失。“如果你老是毛手毛脚的，就不能干这行儿，容易把东西磕碰坏了。”
在那个还没有机械化工具的年代，做复制品也是要修复师一遍遍靠手工打磨。这样做的目的，除了师父磨炼徒弟的性子，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磨得多了，就有了手感，对这道工序的把握才能更加精准。
把“碎片”恢复成“重器”
王有亮修复的第一件青铜器是个三足爵杯，由于其中一足是后来配的，粗壮了一些。
师父给他下了任务——必须按照其他两个足的样子去修。
虽说与复制品打了长达3年的“交道”，王有亮已经入门，也有了一些手感，但不多。要修复这第一个青铜器文物，他内心多少有些紧张。
接手爵杯后，首要任务是将那只“粗足”磨细，然后再修复到与其他两足一模一样。经验不够，时间来凑，“我修复这件爵杯用时挺长的，那会儿手感不好，当时也没有机械化的工具，都是靠手工去锉，我锉了差不多两个星期，基本上就跟原件差不多了。”
打磨虽然枯燥耗时，却是修复工作中相对简单的一道工序，“拼接”和“做旧”往往才最磨人。
令王有亮印象最深刻的，是2000年左右修复湖南出土的一件提梁卣，这件整物约30公分高的宝贝，被送来时碎成了100多块，“器腹几乎全部碎了，跟蚕豆似的。”
这时的王有亮，尽管已经从事青铜器修复工作10余年，但修复这件提梁卣对他仍然是个挑战。
为了能让这件器物“起死回生”，他想尽了一切办法——看碴口、辨薄厚、找弧度、识锈色，日复一日为这些碎片“找邻居”。
“实在拼不出来的时候，我就只能出门转一圈。”这也是他难得的抽烟时间，并非中途“摸鱼”，而是放空自己，以便回来以更好的状态接着拼，直到将“一地碎片”恢复成“国之重器”。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耗时半年多时间后，王有亮成功“救活”了这件文物。
“当时特别兴奋，领导也夸赞，开心得我都多吃了两碗饭。”王有亮说道。这种成功修复文物的成就感与喜悦之情，只有身怀绝技的“匠人”才能体会到。
现在，这件提梁卣已是故宫博物院珍藏的青铜器之一。后来才知道，这种蜥蜴纹饰的提梁卣，全国可能也就一两件。
在青铜器修复中，棘手的问题其实充斥在每道工序中，拼接复原已是不易，做旧调色就更是困难。
将碎片拼好并焊接成完整器物后，还得为其做旧上色。“我最开始做不出来，也是真着急，有时候一两天都调不出一个合适的颜色，回家夜里都在想这事。”
在文物修复领域，修复师们都遵循着“修旧如旧”的原则，“要修到人家看不出来。”王有亮至今对学习做旧调色的经历记忆犹新。
但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做旧没有捷径可走，只能多去实践，多拿颜色去调。
“青铜器的锈色主要是绿色，但你要拿纯绿色去上色，那肯定不对，因为它里面还有黄色、土色、白色。跟画画一样，你得调出最接近它本身的锈色。”
一番番尝试，一次次失败，突然有一天，王有亮向其中加了一点红色，颜色一下子就对了。
青铜器修复之路漫漫修远，但当问及有没有想过中途放弃？王有亮斩钉截铁地说道：“这还真没有。后来越干越有经验，对这活儿也不怎么犯怵了，最后也就喜欢上了。”
在中国，匠人们的生命永远隐藏在器物背后，修复师其实亦是如此。在他们的一生中，传承了技艺、成全了文物、延续了历史，但绝大多数并不为世人所知。
可王有亮觉得，“有名无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青铜器是文物里的重器，我们对青铜器修复技艺的传承，也是希望让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流传下去，再延续几十年、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
一事一生，也许这就是大国工匠的“工匠精神”。
对 话
王有亮：叫真儿，就能干好工作
王有亮修复莲鹤方壶的莲花盖。
中国房地产报：您是如何与青铜器修复工作结缘的？
王有亮：我是1980年北京市第一批职业高中毕业，当时国家文物局和鼓楼中学办了一个文物班，当时我也怕考不上大学，就决定干脆报这个班吧，将来也能有份工作。进班后学了3年，有幸分到了故宫博物院。
那时候，我对文物修复也不怎么了解，最开始也比较枯燥，尤其是做复制品、打磨、拼接、焊接等，都是特别枯燥的工序，可是等你做出来了，这种成就感特别兴奋，而且能一下勾起你的兴趣，而且越干经验越足，对这活儿也不怎么犯怵了，最后也就喜欢上了，就干下去了。
中国房地产报：作为故宫青铜器修复专家和非遗传人，您第一次接触青铜器修复是什么时候？当时您是怎样看待修复青铜器这项工作的？
王有亮：第一次真正接触青铜器修复工作是在上班后的3年。头3年，师父会安排我们主要做一些复制品，从打磨到做旧，还包括翻模子，这是整个一套复制的工序。师父让我们做复制品的目的，主要是锻炼我们对于青铜器的一种感觉，而且复制品也需要做旧，在这当中，可以充分锻炼我们对做旧这道工序的把握。
3年后，我修复的第一件青铜器是一个爵杯，这个爵杯有3个足，其中一个是后配的，有点粗，师父让我按照其他两个足的样子修复，也就是把它磨细了。当时，我修复这件爵杯用时挺长的，那会儿手感不好，当时也没有使用机械工具，都是手工锉的，我锉了差不多两个星期，基本上就跟原件差不多了。
对于文物，我们从心底里是有一种敬重的，它们是非常宝贵的，是传承下来的，我们要修复好，继续的传承下去。
中国房地产报：在与青铜器相伴的这些岁月中，它带给您的最大感触是什么？您对自己修复的青铜器是否都满意？
王有亮：一开始没有那么多经验，一直做下来之后，个人有一种感觉，就是越做越胆小，因为这都是国之重器，面对它们心里永远有一份敬畏之心，害怕做不好，老有点这种心理。
说到满意度，这主要取决于送修人，不管是我们单位人送修还是外单位来送修，最后修好了都得由送修人来评判。于我自己而言，对每件文物肯定都是往最好了去做去修。
中国房地产报：莲鹤方壶是一件非常著名的青铜器文物，是经您之手成功修复的。它的修复过程大概是怎样的一种情景？修复中令您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王有亮：我修过的有名的文物确实是莲鹤方壶，但当时修复它的难度不大，修了差不多两个星期就修好了。另外，在2000年左右修复了个湖南出土的提梁卣，大约有30公分高，器腹几乎全部碎了，当时碎成了100多块，跟蚕豆似的，当时我的修复经验还不是特别充足，一下遇到这么一个非常难得活儿，我自己也付出了特别多，用的心力多，一件一件给它拼接起来，所以对其印象深。
修复这项工作，你越着急越做不好，而且还容易损坏东西。实在拼不出来的时候，我就只能出圈转一圈，放空下自己，回来在接着拼。后来用了半年多才修好了，现在成为了故宫院里的藏品之一。那种修复后的成就感，别人是体会不到的，当时特别兴奋，领导也夸赞，开心得我都多吃了两碗饭呢。
王有亮修复三足铜鼎。
中国房地产报：多年的青铜器修复工作，您认为最难的是什么？您是如何克服的？
王有亮：在青铜器修复工艺中，每一道工序其实都有难点，只是大与小的区别。
整体来说，修复工作中的拼接是一个比较难的工序；另外就是“做旧”，就是给器物做上颜色，行话叫“做旧”。在“做旧”方面，我最开始做不出来，也是真着急，有时候一两天都调不出一个合适的颜色，有时候回家夜里都想这事，这个色儿怎么出不来，最后只能多实践，多去拿颜色去调。因为青铜器的锈色主要是绿色，但你要拿纯绿色去上色，那肯定不对，因为它里面还有黄色、土色、白色，跟画画一样，你得调出最接近它本身的锈色。突然有一天，我随机的加了点红色，颜色一下就对了，因为你当时想不到青铜器的绿色里其实还有红色。还是得靠多做，多干自然就有经验了，熟能生巧。
中国房地产报：您师从赵振茂老先生，他是“古铜张”的第三代传人。关于师父您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他的“工匠精神”是如何在工作、生活方面影响您的？
王有亮：我是师父的关门弟子，赵振茂师父比较严格，刚来的时候我们工作中连说话都不行，就坐在那踏踏实实去干活。我刚来的时候也比较闹比较爱玩，活蹦乱跳的，夏天游泳，冬天滑冰，完了还弹吉他，什么都干，但都被师父给扳回来了，变得比较老成了，静下来了。
后来他岁数大了，有时候就跟我们爱开玩笑，说着他经历的一些老事。师父严格也好，能磨练我们的性子，只有把棱角先给你磨下去，你才能胜任这份工作。如果你老是毛手毛脚的，就不能干这行儿，容易把东西磕碰了。我师父为人随和，手艺好，在这一行当里是首屈一指的。20世纪70年代那会儿，他做一个莲鹤方壶的复制品，到现在我们库房还有，颜色做的非常好，跟原件几乎一模一样。
师父对我的影响，就是做活儿要认真，差一点都不行。有时候我做色儿做的不好，他不收你活儿，“你再去找补找补。”
受师父影响，我现在对徒弟也要求严格，要求他们往好了做，差一点你就再去弄弄，让他们想想怎么才能做的更好。不过相对来说，我比师父那会儿要随和一点（笑着说）。
中国房地产报：师徒意味着传承，您的师父、您以及徒弟长期在故宫从事青铜器修复工作，这份传承您认为对中国的文化、发展意味着什么？有哪些是我们应该坚守的？
王有亮：青铜器修复这个行当时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青铜器是文物里的重器，保护青铜器文物是绝对有必要的，我们对青铜器修复技艺的传承，也是希望让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流传下去，延续几十年、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
中国房地产报：未来您最大的期待是什么？对下一代青铜器修复从业者，您有什么建议和忠告？
王有亮：要干一行爱一行，建议的话，还是多做，尤其做我们这一行的，熟能生巧，你不多干就没有积累。我未来的期待是，希望我们这行儿能永久流传下去，我对现在徒弟，都是希望他们先把人做好，然后再把本职工作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