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活在当下”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历史长河奔涌向前，瞬息万状，过去一百年的中国历史更是如此。工业化、由于医疗条件提高而出现的人口增长、新的社会制度、中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参与东亚之外的世界事务，以及不计其数的其他因素，让这个国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全球影响。
其结果是，中国人民经历了社会的发展，并且适应了工作、休闲和自我表现的新方式。然而，他们以一种稳妥而又舒适的感觉，感受着“过去活在当下”。我认为，他们仍然是华夏子孙，因为他们的祖先在他们之前就是中国人；因为他们适应了同样宏大的国家图景；因为家庭和亲属关系仍旧是生活的核心；因为他们珍惜一个璀璨而又百变的中华美食谱系。上述林林总总，都呼应了“中国人”这样一个强大而又为其所挚爱的身份认同。
然而，我认为，中国人民并没有完全意识到从他们的过去演变而来的另一个延续性——也许是最为重要的延续性。这一延续性是在劳动的控制与雇佣，与为了国家目标而分配的国家资源的内在逻辑之间，维系的微妙平衡；是在劳动的控制与雇佣，与通过市场外力交换家产的内在逻辑之间，维系的微妙平衡。
1968年，我在中国台湾开始尝试理解中国的生活方式。在中国台湾的实地考察及在中国大陆进行的很多阶段性调查，有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了解日常生活的实践细节，以及普通人是如何谈论这些细节的；第二个目标，是寻找形塑这些细节和话语的文化与政治经济模式。
拙作《中国“马达”：“小资本主义”一千年（960—1949）》就是用来描述这一平衡的。就理论导向而言，我转向了生产方式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分析。传统的“生产方式”并不适用于中国历史。中国在治国方略方面日渐增长的复杂性、它的前工业化商业的充沛发展，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复杂互动，与西欧的社会演化并不相似；对于后者而言，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反倒相当适用。
同样，我尤其饶有兴趣地发现，普通中国民众是如何经历了两种方式的存在与互动，并将其制度化，进而以此引导他们的生活的。政治经济分析所阐明的两个面向的透镜，或许可以解释中国人文地理、家庭、亲属关系、婚姻、性别及民间信仰的历史的诸多面相吧。
自拙作开始相关调研及撰写，至今已经过去二十多年。时隔二十年，经历了很多的附加变化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他们的历史。拙作因为强调了中国社会与过去的结构性延续，现在倒可以说，与希望从帝制晚期汲取经验教训的中国人论调一致了。我希望本书所提供的独特视角可以从某种细微之处，于此有所裨益。
《中国“马达”》有机会以中文面世，首先要归功于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张佩国教授、上海大学社会学院马丹丹副教授，以及东华大学邵蕴绮女士、临沂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陈建博士、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石峰教授等朋友。我对这支翻译团队所付出的孜孜不倦的劳动，表示由衷的赞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近二十年来为引入人类学学术前沿成果做了卓越贡献。本书中文版能够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我倍感荣幸。非常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刘隆进先生，是他独具慧眼，才使本书中译本“起死回生”，得以呈现在广大中国读者面前。编辑王佳睿、陈焯玥专业的编辑水准和严谨的职业精神，更为译稿锦上添花。在此，谨对他们表达诚挚的谢意。
葛希芝（Hill Gates）
2021年4月16日
圣罗莎，加利福尼亚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