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郑寿文 撰文/文如其名168
我叫郑寿文，出生在一个山旮旯的小村庄，在我前面还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父母都是从土里刨食的农民。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山多地少，十年九旱，我家里生活甚是困难。
在我三岁那年，命运似乎给我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那时候的我，身体孱弱，经常生病，三天两头就要跑公社卫生院打针吃药，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父母望着病床上瘦小的我，眼中满是无奈和忧虑，他们甚至动了把我送人的念头。
就在这个艰难的时刻，我伯父郑光明如同一道温暖的曙光，出现在了我的生命中。他听闻我父母的想法后，就毫不犹豫地抢过了我，坚定地说：“寿文这孩子由我来养！”他的声音中充满了决心和疼爱，仿佛在向全世界宣告，他会守护我，给我一个温暖的家。
伯父将我带回家后，却遭到伯母吴玉英的极力反对。伯母说，我宁愿去福利院抱养一个孩子，也不愿养亲戚家的孩子。养大了也是白养，他还不是要回到自己家中去认父母。等我们老了的时候，谁来给我们养老送终？
伯父听后，给了伯母两个巴掌，怒气冲冲地说，你不愿养，就滚蛋，我自己来养。伯母哭着跑回了娘家。
细细说来，我伯父也是命运不济，坎坷曲折。伯父年轻时，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因为有点文化，在公社的供销社谋得一份临时工作，就是用马车为供销社拉货和送货。
这在当时那个年代，还算是一份体面的工作，收入也不错。因此，村里的媒婆踏破门槛为伯父做媒。伯父当时也是百里挑一，最终挑选了一个隔壁村叫吴玉英的姑娘。
吴玉英不但人长得俊俏，柳眉大眼瓜子脸，而且家境也不错。吴玉英父母只生了三兄妹，上面两个哥哥已成家立业。父母把吴玉英当作掌心里的宝贝，百般疼爱，从来脏活累活不让她沾手，所以吴玉英比一般农村妹子长得白嫩。三兄妹中只有吴玉英读到初中毕业，两个哥哥连小学也未读完就回家务农了。
吴玉英对我伯父也是一见倾心，在媒婆的撮合下，他们很快就领证结婚了。婚后，伯父与伯母相濡以沫，举案齐眉。村里都夸他们是郎才女貌，金童玉女，天生一对。
话说好事多磨，伯父与伯母结婚几年后，伯母的肚子一直都是平平的。一开始，家人都认为是伯父的问题，到处寻找民间秘方，然而，始终不见效果，最后去了县医院检查，才发现伯父身体正常。
伯父身体没有问题，伯母就慌了，那肯定是自己身体有问题了。于是，在伯父陪同下，伯母也到处寻医问药，几年下来，丝毫不见成效。最后，还是去了县医院妇科检查，医院出具了输卵管堵塞的医学报告。伯母心急如焚地问医师，能否治好？医师说要到省城大医院才能做手术。
于是，伯父又陪伯母去了省城医院做手术，然而，钱花了手术还是失败了。绝望之际，伯母想跳河自杀，伯父赶紧拉住伯母，小心翼翼地把她劝回了家。从此，这个家庭就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是，伯父始终如一地善待伯母，从不埋怨一句。
随着伯父伯母年龄越来越大，家里没有后代也不是办法。于是，伯父就同伯母商量，到外面抱养一个男孩。这个建议得到了伯母的同意。从此，他们就时刻关注这方面的信息。
有一天，邻居告诉我伯父，他亲戚家有一个男孩，愿意送一个给我伯父做儿子。我伯父一听，心花怒放，立马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伯母，伯母也爽快地同意了。于是，伯父和伯母选定了一个良辰吉日，去到那户人家，想商谈收养的事宜。
然而，那户人家却说，收养可以，要拿300块钱来，作为男孩的养育费。我伯父听后，气得肺都要炸了。这分明是要卖儿子吗？要知道，那个年代300块钱可是一笔巨款。伯父拉起伯母的手，转身就离开了。
从那以后，收养小孩的事就不了了之了。
家里没有伯母操持，伯父既要出去拉货送货，又要照顾我，忙得脚不点地。于是，一个星期后，伯父带着我去伯母娘家欲接回伯母。然而，让人大吃一惊的是，我们到了伯母娘家后，伯母家里人说，根本没有见过伯母回家。
一开始，伯父坚决不相信，认为是他们把伯母藏起来了，然而，找遍了里里外外后，还是不见伯母踪影。伯父开始担心起来了，伯母会不会因那次吵架，去寻了短见？
伯母家里人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也着急起来，连夜叫亲友四处寻找，前前后后找了一个多月，还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最后去派出所报了案。
伯母家的人将伯父狠揍了一顿，将伯父撵出家门。伯父带着全身的伤痛，回到自己的家中。
原本伯父家的条件还是不错的，然而经过这一番折腾后，家产几乎败光了。十年后，派出所民警才从一案件中得知，我伯母被人贩子拐卖到北方一偏僻的山村，卖给一老汉做妻子，伯母后来疯疯癫癫地成了疯子。
为了给我补充营养，伯父会省吃俭用，用省下来的钱去买新鲜的水果和奶粉给我吃；为了让我能健康成长，他经常带着我下地锻炼。
在伯父的悉心照料下，我的身体逐渐强壮起来，不再是那个经常生病的孩子。而在成长的过程中，伯父不仅关心我的身体，更注重我的教育和品德培养。他用自己的言传身教，让我懂得了什么是可以要的，什么是不能要的东西。
记得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放学时在校门口拾得两毛钱，高高兴兴地跑回家拿给伯父看。伯父不但不高兴，反而训斥我：“寿文，老师没有教过你吗，捡到东西要还给人家？赶紧回学校把钱上交老师还给人家！”我悻悻地跑回学校，将两毛钱交给了班主任。
骂是亲，严是爱。我知道伯父严的外表下，有一颗慈父般的心。有一次贪玩的我跟村里的一伙顽童顶着烈日捉知了，捉完知了就一头钻进池塘打水仗，刚上岸又走到水井边猛灌一肚子冷水，结果晚上就感冒发烧了。退烧片不知吃了多少，屁股上也不知挨了多少针，可就是不见效。
伯父急得团团转，几天后的一个夜晚，我朦朦胧胧中只听见伯父深情呼唤：“寿文儿啊，三魂六魄回家吧！”声音如泣如诉。说来也奇怪，不知是连续几天打针吃药的效果还是别的原因，自那以后，我持续多天的高烧竟奇迹般地退了下来，伯父自是喜出望外。
后来，我才知道那次是伯父在偷偷地替我喊魂，在那个年代搞所谓的封建迷信是要挨批斗的。喊魂是村里上古时候流传下来的一种习俗。祖先们认为，人生了病是因为魂魄离了身，所以只有把离了身的魂魄找回来，魂魄回到身上后病方可痊愈。但我深知，我的病并不是因为喊魂治愈的，而是伯父用高山般的大爱治愈的。
十二岁那年，我考上了距离我家十多里的一所公社初级中学。由于交不起五元的学杂费，所以不敢去学校报到。眼看别的同学都高高兴兴去上学了，我心里急得猫抓似的。直到开学后第三天的一个中午，伯父哆哆嗦嗦从身上掏出一个布包递给我，“寿文，快去学校报名吧！”我急急忙忙把还带着伯父体温的布包小心翼翼地打开来，里面是一把花花绿绿的钞票，1角、2角、5角、1元、2元……加起来有五元。后来，听隔壁邻居说，是你伯父偷偷去卖血挣的钱。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初没有伯父卖血挣来的五元钱，也许我就要辍学了，也就不会有我的今天。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一转眼，我就高中毕业了。高考时，我发挥失常，高考分数刚好达到本地师专录取线，我原本是不想去读师专的，想再复读一年，考个重点大学或普通本科院校。
然而，伯父却说：“师专也是大学，毕业后照样有工作分配，能够吃上国家粮，端上铁饭碗，又有什么不好呢？万一复读一年后考不上怎么办？”我被伯父说得无言以对，最终还是去师专报到了。但是，心里却对伯父耿耿于怀。
师专毕业后，我被分到一个偏僻的乡下初中任教。而我的同班同学有的留校，有的改行到政府机关，有的分到保险公司、外贸公司等企业，最不济也能分到县城中学。唯独我分到乡下初中，心里五味杂陈，情绪低落，时时借酒浇愁......
学校离我家有二十多里路，全部都是坑坑洼洼的山路。我每次回家时，村里人总用异样的目光看我，所以我就很少回家了。
一个下着瓢泼大雨的上午，伯父突然到学校看我，雨大，又走得急，他全身湿透了，腿上全是泥，已分辨不出脚上鞋的颜色了。我赶紧接过伯父脱下的斗笠蓑衣问道：“伯伯，家里出什么事了？”
伯父说：“见你星期天没有回家，担心你出事，我在家不放心，就来看你了。好了，你没有事就好，我回去了。”伯父连中午饭也不吃，便执意冒雨回家。
想起年迈伯父的期望，我绝不能沉沦下去了。教学之余，我重新翻出读师专时的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等课本，认真复习写作知识。每月还从微薄的工资中拿出钱来购买的散文、小说等文学刊物和书籍，反复阅读思考，学习别人的写作经验，尝试写各种题材的文学作品。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多篇文学作品陆续在报刊杂志上发表。
例如，我发表在《法制日报》副刊上的散文《烙在记忆深处的水碾房》中写道：水碾房的变迁见证了时代的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拂了每一个旮旯的小山村。我们村不仅分田分地包产到户，而且通上了电，村里办起了两家用电动机作动力的碾米加工厂。从此，什么时候方便就什么时候去碾米，一担稻谷只用几分钟就碾完，而且是米和糠分得一清二楚，再也不用人通过风车去煽了。
此后，我的写作激情就像火山般爆发，几年时间在各级报刊杂志上发表文学作品几十篇，一些作品还荣获各种奖励。在《经济日报农村版》上发表散文《爱心天使》，两个月后还收到报社寄来的20元稿费汇款单，我至今仍没有去领钱，汇款单依然保存在家中的柜子里，作为一种留念。
有一天，素来一脸严肃的蓝校长，笑盈盈地把我叫去他的办公室，我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就做好了挨批的心理准备。谁知，刚进门，蓝校长就毕恭毕敬地指着旁边一个年轻的男子介绍道：“这是县委常委、宣传部覃部长！”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宣传部领导找我干嘛？我三步并作两步上前跟年轻男子握手，肃然起敬地说道：“覃部长好！”覃部长和蔼可亲地说：“郑老师，打扰你了，想找你了解点情况。”蓝校长见状，悄悄地退了出去，并关上办公室的门。
覃部长详尽地询问我教学情况尤其是业余写作情况。临走时，他委婉地问道：“郑老师，组织上想调你到宣传部搞新闻报道工作，你愿意吗？”
当时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从来没有想过天上会掉“馅饼”砸到自己头上。愣了片刻我才回过神来，激动地答道：“当然愿意！”
事后才了解到，因我近几年来经常有一些文学作品在省市报刊上发表，而宣传部又刚好缺新闻干事，他们通过报刊了解作者情况后才找到我的。
到宣传部工作后，我像开足马力的机器，不停地采访、写稿、投稿，平素晚上很少在十二点钟之前睡觉，不少认识我的人都说我是个工作狂。正是有了这种疯劲狂劲，我每年写稿都在两百篇以上，每年被各类报刊用稿也都在一两百篇，有的新闻作品还荣获各类奖励，连续多年被省市党报党刊评为优秀（十佳）通讯员。
由于新闻报道工作成效显著，五年后，组织上提拔我担任宣传部副部长。担任副部长后，我的工作担子更重了，责任也更大了。我所分管的新闻报道等工作也都取得了明显成效，得到上级部门表彰，受到县领导表扬。不久，组织上又提拔我担任正科级领导干部。
由于我擅长新闻报道工作，不久，我又调到市里机关工作。去市里报到的那天，本来已说好了，我自己坐班车去的。谁知，在候车大厅，伯父就突然出现在我面前，而且带来了一大包腊肉、腊肠等我爱吃的东西。
看着伯父那爬满白发的双鬓，我鼻子一酸，对伯父说：“伯伯，市里我都去过多次了，难道我还不懂得坐车去吗，你何苦一大早赶来呢？”
伯父却说：“我老了，你离我也越来越远了，不能经常照顾你了。你在外要注意保重好身体……”
我不住地点头应答“嗯”，眼泪情不自禁的流了下来。班车开动后，望着伯父离去的背影，那一头斑白的头发模糊了我的眼睛……
到市里机关工作后，我依然负责材料和新闻报道工作，撰写的讲话稿、汇报材料和上报的经验材料都得到领导的称赞。每年在党报党刊上发表的新闻作品都在一百篇以上，还荣获各种奖励。后来，组织上提拔我担任副县级领导。不久，又晋升我为二级调研员。
而伯父，却在岁月的侵蚀下渐渐老去。看着他日渐弯曲的脊梁和蹒跚的步伐，我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报答他的养育之恩。
于是，我将伯父从县里的养老院接到我家养老，承担起了照顾伯父的责任。就像当年他照顾我一样，我为他洗衣做饭，陪他聊天散步，带他去看医生。每当看到他脸上满足的笑容，我就觉得一切都是那么值得。
如今，我和伯父依然相互陪伴着，这份跨越血缘的亲情，在岁月的长河中愈发深厚，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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