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告”和“赐告”
在秦汉时代，休假叫做“告”。从字面意义上看，休假就是向上级请示。汉朝法律规定，二千石的高级官吏，如果工作卓越，可以获得皇帝专门赏赐的假期，叫做“予告”。放到今天，这种情况就是奖励性假日了。
另外针对二千石高官，还有一种“赐告”，即如果高官生病，不能理事了，就应该休假，换一个人来代行职务。生病请假超过三个月，就应该被免职了，毕竟不能让一个病人一直占着岗位。对于皇帝特别赏识的官员，会给些特殊优待，并不将他免职，甚至还允许他携带官印回家养病，这当然是非常例外的事情了。稍微有些行政经验的人都知道，印信得放在单位，不能跟随长官。更别说把印信带回家了，要是被别人盗用，往小了说，是长官个人威信的损失；往大了说，国家可能就得承受相应的代价。
正是出于这个考虑，汉成帝以后，对于担任郡国守、相的二千石长官，他们可以享受赐告，但是不能回家修养。因为地方长官权力太大，要是他们携带印绶回家，后果比较严重。反倒其他官员，比如太子太傅、太子少傅，本来也没什么治民权，算是半荣誉职务，赐告便可以回家休养。
四骑吏画像砖，表现了二千石以上官员的出行威仪。
休病假有没有极限呢？上文说是三个月，不过也有例外。汉武帝有个同学叫汲黯，他仗着自己是汉武帝没当皇帝时候的老同学，经常说一些大不敬的话。汉武帝听了既不反驳，也没脾气，因为他知道自己老同学性子直。汲黯这个人身体不好，所以他担任九卿的时候，经常请病假，一请就是三个月。皇帝照顾他，每次到了三个月期限就继续赐告，这样接连往复好多次。皇帝也犹豫了，他问来替汲黯请病假的严助说，你看汲黯是个什么样的人。严助说，汲黯当官不比别人好到哪里去。可是他这个人很有操守、持重，有古代贤士遗风。汉武帝说，我也这么觉得，汲黯可以称得上是社稷臣吧。估计汉武帝依然准许了汲黯的病假。
汲黯在朝，让皇帝倍感压抑，所以汉武帝就想把他打发到外面去，安排他做淮阳太守。汲黯知道自己不能离开皇帝太远，在宫廷内触怒龙威，皇帝顾念旧情不会为难自己；到了外面，自己的一举一动就要接受丞相御史的考核，那时候天高皇帝远，没人替自己说话怎么办呢？汲黯很真诚地和汉武帝求情，说自己身体不好，问能不能留下来，汉武帝当然明白其中缘由，告诉他，我知道你身体不好，不过淮阳这个地方太重要了，我同意你躺着治理淮阳。
事已至此，汲黯只能走马赴任。到了淮阳，他还真是“躺着”治理的。换言之就是经常称病休假，不理事。然而这只是一种姿态，汲黯是黄老的信徒，躺着治理，表示太守根本不在乎这块地方，但是他心里什么都清楚，谁也别想瞒住他。这是很高明的统治术了。
休假的学问
汉代官员一般是五天休息一次，也有十天休息一次的记载。可能是看官职大小，高官休息的多一些。那么是每隔五天放一天假，还是上四天休息一天呢？估计是前一种。每隔五天休息一天，和当今的休息模式大致相同。古代的官员都住在官府里，所以休息就是回家。回家休息还有个别名，叫做“休沐”。“沐”就是洗头，古人留长发，得注意卫生，不然有气味。按说也应该洗澡，只是叫“休沐”而不叫“休浴”，说明古人洗澡不太容易而洗头更有必要。
官员五天一休假，容易给自己的政敌提供威胁自己的机会。比如汉元帝时候，前将军萧望之得罪了当权的弘恭、石显二人。萧望之是汉元帝的老师，平时对皇帝比较有影响力，想在政治上一举扳倒他不容易，必须找一个好时机。弘恭、石显等到萧望之休沐的时候，令人向皇帝举报萧望之的罪过。这次宫廷之中的政局大动荡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瞅准了萧望之休假的时机。
西汉的时候，有一种特殊的群体叫做郎吏，被称为“宦皇帝者”，随侍在皇帝身边。最初他们的身份是皇帝的警卫员，到了汉武帝以后，因为人数众多，很多人还是儒生，警卫的功能逐渐淡化了。郎吏同时也是国家的候补官员，要做官大致要通过这一条路，所以很多人积极加入郎吏群体。
郎吏没有工资，所以各种衣着、饮食、马匹、文具等装备都得自己置办。有的郎吏很有钱，可以置办得不错；有的郎吏本来有钱，置办完了也就没钱了。郎吏聚在一起还得应酬，没钱的郎吏没有应酬，有钱的郎吏经常出去应酬。一旦出去应酬，郎吏便无法支应宫廷中的差使，他们就得请假。由于郎吏职务比较低，十天才能休假一次。倘若十天一次的假期不能满足需求该如何是好？有钱的郎吏就从没钱的郎吏那里购买假期。就这样，有钱的郎吏日日出去应酬，没钱的郎吏永远替人站岗。假期也成为了一种可以变卖的稀缺资源。
也有反其道而行之，自愿不放假的。比如汉文帝的佞幸邓通，汉哀帝的佞幸董贤。他们眷恋皇帝，主动放弃休假，从来不离开皇宫，也不回家。当然也有另一种人，就是不敢离开皇宫。东汉末的宦官们气焰嚣张，他们假借皇帝的权势作威作福，爪牙遍布天下。不过要是遇到手段狠辣的司隶校尉，也就是负责首都地区监察工作的长官在任，他们也害怕。黄门常侍曹节等人，畏惧司隶校尉李膺，放假的时候都不出宫，纷纷表示没有伺候够皇帝，还要留在宫殿中继续伺候。两种情况一则以爱，一则以惧，在人性面前，假期其实不值一提。
古代公务员的赏赐
与休假一并被考虑的是奖励。古代公务员没有明确的年终奖，但是汉代的公务员有时间性的奖励。比如汉朝的官员，一般可以得到两个定期的赏赐，就是春赐和腊赐。春赐是立春日办法的赏赐，《汉官仪》上说，这一天，文官司徒、司空可以获得三十匹帛，九卿获得十五匹；武官太尉、大将军可以获得六十匹，执金吾、诸校尉可以获得三十匹。比较而言，武官获得的赏赐是文官的一倍。《汉官仪》是东汉完成的记录汉代官制和典制的书，其说法比较可靠。书中提到的情况和后代不同。自晋以后，王朝的表述中武官的地位总是逊于文官的。然而汉代不是如此，汉代没有重文抑武的说法。这是因为汉朝承战国允文允武的时代风气，自建立之初所用人才都是兼资文武之辈。特别是汉朝执政的大将军一职，虽名为武官，而其功能更多的在议政方面。故而汉代对武官的奖励丰厚并不奇怪。
腊赐更实惠一点。《汉官仪》上又说，大将军、三公钱各二十万，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进、侯十五万，卿十万，校尉五万，尚书三万，侍中、将、大夫各二万，千石、六百石各七千，虎贲、羽林郎二人共三千。腊赐临近过年，意义和今天的年终奖比较接近。这个赏赐不分文武，纯粹按照级别高低确定，基本上是将中央官吏都包括进去了。特别是最后的虎贲和羽林郎，都是皇帝的宿卫，他们也有赏赐，很有一点雨露均沾的意味。
汉朝给官员赏赐比较大方。遇到一些特殊事件，诸如皇太子成年，加元服的时候，或者国家有些大祥瑞的时候，往往会有一些普遍的赏赐。不过每次给的数额不同，取决于当时财政状况。这时候给的最常见的东西是黄金和绢帛，也就是硬通货。除去俸禄，仅看赏赐性收入，一般的官员足可以致富了。
举例而言。汉武帝器重的御史大夫张汤，死的时候家里有五百金的财富，史称这些钱都是皇帝赏赐来的，按照他的俸禄收入攒不下来。一般认为，汉代的一斤黄金大概是一万钱。普通人家的财产大致是十万钱，也就相当于十斤黄金。对比居延汉简中的礼忠简，能够直观得出普通人家的财产状况。
简牍所示：礼忠家里有两个小奴，价值三万，一个大婢，价值两万，二乘轺车，价值一万，五匹马，价值两万，两辆牛车，价值四千，两头服牛，价值六千，一所宅院，价值一万，五顷田地，价值五万。礼忠家全部财产汇总到一起，是十五万。这大致是一个汉代中产的资产情况。张汤的财富是礼忠的数十倍，尚且称为清廉，足见当时财富的差异之大。
其实历朝历代都少不了对官员的赏赐。南北朝的时候，北方的十六国政权和早期的北魏政权没有俸禄，官员的财富积累主要靠班赏，班赏的财富都是抢掠来的。但是这样的活动有很大的随意性，而且赏赐的对象一般都是中央官。地方官没俸禄又没有赏赐，就得另想办法获得收入。
到了明代对宦官的赏赐也有一些夸张的情况。当时有一类赠送宦官家人官衔的“恩礼”。比如正德年间，有“御马监太监丘聚、司设监太监马永成、御马监太监魏彬之父俱赠锦衣卫指挥使”的记载。除了赠官，皇帝还赏赐宦官造坟和安葬银、庄田。有的数量非常大，比如《明英宗实录》上记载景泰七年，就一次性赏赐尚膳监左少监刘祥真定府冀州并宁晋县清水河田地五百八十顷。这些奖励都是非制度性的奖励，存在着非常强的随机性。
从历史的经验看，制度性奖励是保证官员群体运作平稳的有效工具。而非制度性奖励势必加大不同官员群体以及官员和普通民众之间的矛盾，给整个王朝的运作带来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