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记者 伊 文 本报记者 李 萌 本报驻美国特约记者 戴润芝
编者的话：“几十年来，硅谷企业一直认为自己基本上与选举政治无关。正如一位资深科技高管所说的那样，直到近年，如果你是一名风投人士或首席执行官，你可能会雇用游说者与政界人士交谈，但除此之外，硅谷的大多数人认为政治是愚蠢的。”美国《纽约客》杂志曾这样描述硅谷与华盛顿之间的“遥远距离”。然而，有观点认为，硅谷“远离”政治只是“神话”，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该地区的高科技企业已开始介入政治并不断加强其政治影响力。随着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即将上任，硅谷“挺进”华盛顿的说法日益盛行，而对于硅谷政治能量不断增强，美国可谓“有人欢喜有人愁”。《环球时报》本期“‘科技政治’影响下的美国”系列将继续讲述这一现象背后的故事。
2024年10月31日，马斯克为特朗普助选。（视觉中国）
科技巨头是“美国的新寡头”？
硅谷或科技界传统上被认为是远离政治的群体，然而如今他们在美国政治领域的身影却越来越明显。随着美国新政府即将上台，“硅谷进军华盛顿”引发不少媒体的关注。“科技界正在前往华盛顿。”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今年1月2日报道，多年来，华盛顿一直是科技公司老板避之不及的地方，除非国会召见他们进行训斥，而现在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正试图将科技融入技术官僚主义，这对美国政治来说是全新的。在《经济学人》杂志发表这一报道一天后，美国Axios新闻网称，“特朗普政府2.0”正在成为“硅谷的准入政府”，硅谷将像华尔街曾经那样影响华盛顿。
《经济学人》杂志和Axios新闻网等媒体所报道的“硅谷挺进华盛顿”，指的是特朗普对诸多科技精英的任命。据《纽约时报》去年12月23日报道，获得特朗普青睐有可能入阁的硅谷高管数量不断增加，这是科技巨头对华盛顿影响力日益增强的最新证据。除了在《“科技政治”影响下的美国（上）》一文中介绍的赫尔伯格以及艾萨克曼等人外，特朗普还任命了安德森·霍洛维茨公司的执行合伙人库波尔为美国人事管理局局长，这一职位可能使他在整个美国联邦政府的人员配置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安德森·霍洛维茨公司前普通合伙人克里希南可能担任白宫科技和人工智能政策顾问。此外，优步前高管迈克尔被特朗普提名为负责研究和工程的国防部副部长。在地方层面，“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OpenAI）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是旧金山市长卢里的过渡团队成员。
其实，硅谷的政治影响引发广泛关注，是在美国2024大选年，特别是去年夏天，硅谷在候选人支持问题上分裂为三派。《纽约时报》去年7月称，云计算公司Box的首席执行官列维、投资人麦克纳米等硅谷老板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而站在他们对面的是被称为“科技右翼”的蒂尔、霍洛维茨等人，Meta的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等人则保持中立。其中麦克纳米和霍洛维茨曾因为支持候选人不同而公开爆发争吵，引发舆论对硅谷政治倾向性的热议。此外，比尔·盖茨和马斯克各自投入巨额资金，分别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也让民众看到硅谷试图影响政治的决心。
据美国《国会山报》报道，2024年的大选被称为“硅谷第一届大选”。美国CNBC网站称，在2024年的选举周期中，加密货币行业筹集了超过2.45亿美元。非营利监督机构Public Citizen的报告显示，加密货币行业占了流入选举的所有企业政治献金的近一半，没有其他行业能与之匹敌。“硅谷越来越多地决定着谁能当选，谁不能当选。”Axios新闻网去年10月8日发文，对“硅谷的政治力量”进行介绍。文章援引《纽约客》记者杜希格的话说，科技行业动用政治献金是为了引起人们对硅谷金融实力的关注，“硅谷将继续利用金钱和庞大的用户群作为诱饵和武器，欺负和拉拢政客”。
“硅谷的影响力轻而易举地超过了华尔街和华盛顿。它正在对社会进行更深刻的改造，这可能是美国自罗斯福新政以来任何时代的任何群体都做不到的。”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随着科技巨头越来越明确地涉足政治，有观察人士认为他们已经或多或少地“拥有威权控制，可以建立数字世界的规则和文化规范，而这些规则和文化规范可能与政治权力一样强大”。波士顿WBUR广播电台认为，科技巨头是“美国的新寡头”，他们向政治投入数十亿美元，对当选总统有影响力，并控制着民众源源不断的数据流。科技、金钱和政治的融合正在使硅谷科技巨头成为美国最有权势的人。
“硅谷远离政治”其实只是一个“神话”
据美国《国会山报》报道，人们普遍认为，硅谷一直“乐于远离政治”，硅谷的科技传奇人物“英勇地抵制政治”，而这其实只是一个神话。实际上，硅谷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涉足政治，到上世纪90年代，科技界已经“占领”白宫，并朝着与政府紧密结合的方向发展，而最近10年则标志着“科技时代”的开始。
20世纪80年代，随着高科技产业的蓬勃发展，苹果公司的乔布斯、惠普公司的帕卡德、英特尔公司的诺伊斯等多家硅谷企业首席执行官开始参与由时任加州州长布朗设立的技术委员会。他们要求加州政府增加投资、削减资本利得税并放松管制。1983年，在苹果公司推出首款个人电脑之后，乔布斯发起了一项学校电脑法案。该法案未能在美国国会通过，但在加州获得通过。到1984年，该州超过3/4的公立学校拥有电脑。在政府的帮助下，乔布斯成功地创造了一个新的教育技术市场。
硅谷从“州政治”向“总统政治”的飞跃发生在1992年，当时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向科技行业示好，促成了这一局面。在此之前，大多数科技大佬都悄悄地把票投给共和党。克林顿拉拢硅谷的行动是由苹果时任首席财务官巴拉姆领导的。巴拉姆建议，吸引这些技术人员的最好办法是让他们为克林顿起草一份国家技术政策。巴拉姆创建了一个首席执行官政策团队，由十几位硅谷最有影响力的首席执行官组成。克林顿在1992年大选前几周发布了“美国技术政策”，随后硅谷的很多大佬支持他竞选总统。克林顿的胜利使科技界人士进入了白宫，在他第一次发表国情咨文演讲时，他把苹果公司的时任首席执行官斯卡利安排在希拉里的右边，还任命巴拉姆为美国商务部副部长。
菲克研究所认为，硅谷对美国政治实践的影响始于1998年美国联邦政府和微软之间的一桩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诉讼，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反垄断案件之一，使得大型科技公司认识到需要利用政治维护自身利益。进入21世纪以来，大型科技公司的经济增长一直伴随着其在国内和全球政治影响力的上升。它们投入大量资源来规避高税收并推动政府放松对其所处行业的监管。然而，大型科技公司的政治崛起直到最近才在公共领域引起关注。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称，在过去10年左右尤其是过去5年，硅谷是美国上升速度最快的产业集团之一，例如英伟达这样的企业，其市值相当于许多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一现象在历史上极为罕见。随着经济地位的提升，硅谷在舆论和政治上的影响力也随之增强。随着影响力的不断上升，硅谷开始寻求将自身影响力转化为政治能量。张家栋认为，硅谷不会停下对政治的介入。该地区的头部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使得硅谷从一个单纯的科技产业聚集地转变为全方位涵盖科技、信息、金融，甚至涉足政治领域的新庞大集团，这是过去几年美国发生的最大变化之一。
“技术乐观主义”VS“科技政变”
随着硅谷政治影响力的不断增强，美国国内对此的看法也出现分化。据《纽约客》杂志报道，有两种方式来看硅谷新的政治复杂性，有人认为这是“现代民主应该如何运作的一种表现”，也有人认为这是“美国政治系统性腐败的一种症状”。持第一种观点的人认为，美国许多政治斗争之所以成功，只是因为它们得到了财力雄厚者的支持，而科技巨头也具备这些优势。民主党知名顾问拉戈内说：“不管你有多富有，除非你得到多数人或接近多数人的支持，否则你就无法获胜。”在这种观点下，科技产业的支持者只是建立了一个联盟，并确保他们的声音被听到。
持第二种看法的人则认为硅谷的政治行动证明美国的治理和立法已经被金钱扭曲得如此之深，以至于除了亿万富翁之外的人几乎不可能推进他们的议程。正如硅谷的许多批评者所看到的那样，今天的初创公司创始人和风险投资家，就像以前的暴发户一样，利用他们的财富来实现自私的目标。
对于科技应如何发展及其对美国未来的影响，该国国内也出现不同的声音。美国“政治新闻网”称，尽管很多美国人对科技的发展方向持怀疑态度，但很多硅谷人工智能企业家认为他们将迎来一个“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世界”。硅谷风险投资家马克·安德森在2023年撰写了一份5000字的“技术乐观主义”宣言，大声呼吁政府不应限制技术进步，以“提振市场、扩大能源生产、改善教育和加强自由民主”。安德森认为，没有任何物质问题，无论是自然造成的还是技术造成的，不能用更多的技术来解决。这种观点也被称为“技术解决主义”，其支持者反对政府采取预防措施，比如限制优步司机的数量，以缓解交通拥堵或保护出租车司机的生计。
然而，很多学者和民众不认可上述观点。不少人认为，“技术乐观主义”把某些人的利益——通常是那些已经拥有巨大权力和资源的人——置于其他所有人的利益之上。还有人认为，硅谷对政治的影响正在损害政府治理。美国杜兰大学学者拉尔卡所著的《风险炼金术师：大型科技公司如何将利润转化为权力》以及斯坦福大学学者沙克所写的《科技政变：如何从硅谷拯救民主》，都认为科技行业正越来越多地利用其前所未有的财富和权力来破坏民主，还提出建议让美国政府从这些行业手中收回权力。
“至关重要的是，各国政府必须接受硅谷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力。”菲克研究所发表的文章称，由于美国大型科技公司在游说活动中投入了大量资源，它们可以利用政治操纵机制，并有能力塑造公众舆论，因此它们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必须得到更严格的审查和辩论。文章建议，可以组织年度国际会议，将科技公司高管、知名利益相关者、投资者和政府行为者聚集在一起，以解决科技领域最突出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