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等:绿色生产力的理解向度、中国创新与实践展望———兼论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
经济发展
在全球面临技术革命和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下,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成为最有前途的发展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绿色发展作为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发展的最重要方向和国家战略之一,创造性地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上升到保护生产力,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既体现了当代人对未来世代子孙的责任担当,也符合实现当代社会长远利益的必然选择。在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中国迫切需要深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绿色生产力的发展。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中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绿色发展的核心要义:“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新质生产力与绿色生产力相互促进、协同共进的内在关系,并指明了发展绿色生产力的重要方向和实践路径,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行动纲领和科学指南。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本质上就是推动生产力向更加绿色、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发展绿色生产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需要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进一步强调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的重要性。因此,本文深入理解“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的理念,对绿色生产力进行全面系统的认识和分析至关重要。
一、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界对绿色生产力的研究已深入两大核心层面:一是理论层面的深层剖析,包括对其产生的背景、定义和特征等方面,构建绿色生产力的理论框架与逻辑体系;二是实践层面的探索与应用,聚焦于如何将绿色生产力理念转化为具体的行动方案和战略规划,以在实践中实现资源的高效节约和环境的友好保护。
(一)绿色生产力的理论基础研究
绿色生产力的产生源自对可持续发展的深切追求。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大会提出环境与经济必须协调发展的理念。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首次提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1989年,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小组在《生存与发展》一书中,首次提出“保证生存与持续发展的战略”,旨在促进人类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即“两个和谐”理念,明确提出中国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生活高消费、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的现代化道路,要走“非传统的”,即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适度消费、资源低消耗、污染低排放”的新型现代化道路。1989年8月,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课题组进行了生态环境预警研究,发表了《生态赤字:未来时期中华民族生存的最大危机》一文,首次分析了中国“生态赤字”背景的世界性七大生态环境问题,以及国内11个方面的重大挑战,并提出基于“自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本思路。西方传统现代化模式是黑色发展,不可持续,中国需要创新现代化新模式,即绿色发展。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21世纪议程》的通过标志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全球共识基本形成,并推动了该理念在全球各地的广泛影响。1994年,中国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显示出中国在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积极参与。同年,亚洲生产力组织(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sation,APO)启动了“环境特别计划”,为绿色生产力理念的应用与推广奠定了坚实基础。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针对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情,提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计划生育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这一战略方针指明了国家发展的方向。到了2001年,第12届世界生产力大会的召开引起了国内学者对绿色生产力的关注和研究,从而为绿色生产力理论的发展和实践提供了新契机。
绿色生产力的理论研究涉及环境科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多个领域。莱斯特·布朗(LesterR.Brown)结合经济学和政治学视角,提出了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并强调在发展生产力时必须考虑自然本身的承载限度,这与绿色生产力的核心要求高度一致。此外,他还认为“西方工业化发展的模式不适用于中国”。熊映梧从生产力经济学的视角首次提出绿色生产力,在当代和后工业时代,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是最为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只有“选择生产力发展的绿色道路,才能在保持生态平衡,避免环境污染的前提下,实现经济的适度增长”。孟庆琳进一步深化了绿色生产力的内涵,“生产力发展的绿色道路”(即绿色生产力)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概念。他强调,绿色生产力是关心环境和生产副作用等外部性的经济发展道路,也是一种受制度约束的经济道路。薛永应肯定了熊映梧和孟庆琳在绿色生产力研究方面的贡献,并展望了人类生产力从顺应自然的农业文明时期,到征服自然的工业文明时期,最终发展到和谐自然的后工业文明时期的转变,实现了从第一高度到第二高度,再到第三高度的跃迁。绿色生产力代表了生产力静态效益与动态发展的理想融合,映射出更高层次的生产状态和产出成果。
2013年7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3年年会的贺信中明确指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中国将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而后,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党的二十大报告均鲜明地将“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重要内容加以阐述,进一步确立其为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基本特征。在新中国7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对生产力的可持续性进行了深入思考与实践,逐渐形成了对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刻理解和坚定践行。在新时代的宏大背景下,绿色生产力理论崛起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原理。绿色生产力已然成为推动中国发展的普遍形态。
(二)绿色生产力的实践探索研究
在全球视野与国家治理的宏观视角下,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与能源安全保障已经成为重要议题。推动绿色生产力的飞跃性增长,关键在于制度创新与技术革新的双重驱动,以及市场机制间的深度融合与高效协同。首要的是,绿色政策与制度框架的紧密对接与相互支撑。欧盟的“绿色新政”,自2019年实施以来,致力于构建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相脱钩的新型发展模式。然而,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的经济重创及俄乌冲突下的能源危机,美国于2022年通过的《通胀削减法案》对欧盟的绿色产业国际竞争力及气候治理领导力构成显著威胁。欧盟则相继推出了《绿色新政工业计划》《净零工业法案》《关键原材料法案》等,旨在通过灵活调整资金调配与补贴政策,进一步巩固并提升欧盟工业体系的竞争力和吸引力,有效防范因外部压力或市场变动可能引发的企业外迁风险。与此同时,绿色金融和市场机制的深度融合也极为重要。德国在“工业4.0”战略框架下,通过政府、银行和企业共同设立的高科技创业基金,为企业技术研发提供风险投资,极大地激发了创新活力;而美国通过创新政府资本与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的合作模式,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力度,促进了资源循环利用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应用。此外,绿色教育和公众参与的融合同样不可忽视。德国自2015年起推行“双元制”职业教育和培训模式的可持续发展教育改革;日本在2017年启动面向全社会的垃圾分类和可再生能源推广计划,提升了公众环保意识,同时也有效促进了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
相较于其他国家,中国在绿色生产力的发展之路上虽起步较晚,但从20世纪80年代起,便积极探索生态环境建设,率先勾绘生态城市宏伟蓝图。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将可持续发展战略正式确立为国家长期战略。进入21世纪,中国率先推行绿色GDP核算体系,并于2006年首次发布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植人心,并在全社会范围内凝聚成广泛共识。在此背景下,中国在智能制造、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不仅大规模投资建设了众多绿色工厂和工业园区,为国家和区域的绿色转型提供了坚实支撑,还积极融入全球绿色产业链,深化技术和产品创新的国际合作,展现出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风电、光伏产品已远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国际市场上重要的绿色力量。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发布的报告显示,2013—2023年,全球风电和光伏发电项目平均度电成本分别实现了超过60%和80%的显著降幅,这一成绩的背后凝聚着中国创新、中国制造、中国工程的贡献。这些政策扶持和行动策略,不仅是中国对绿色生产力理念的生动诠释和实践,更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奠定了基础,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程。
本文立足于现有研究成果,对绿色生产力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探索进行了全面梳理,为深入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视角和启发。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必须内在地融合绿色、低碳、循环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大力培育发展绿色生产力,着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本文紧扣“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一核心论题,全面且较深入地剖析绿色生产力的多维特征;同时,分析国家自“十一五”以来,至“十四五”规划期间,在促进绿色生产力发展方面的创新举措与实践探索;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面向“十五五”时期,大力发展绿色生产力的政策建议。
二、绿色生产力的四重理解向度
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快速进程虽极大促进了生产力与文明进步,却也伴生了高物质资源消耗、高碳排放和高环境代价等不可持续问题,凸显了传统发展模式之弊。人类社会迫切需要探索绿色转型之路,只有选择一条生产力发展的绿色道路,才能在保持生态平衡和避免环境污染的同时,实现经济的适度增长。因此,本文从历史、现实、价值、功能等四重向度来深入剖析绿色生产力。
(一)历史向度:从传统生产力到绿色生产力的跃迁
随着社会的持续进步和技术飞速发展,生产力整体水平稳步攀升,其内在发展规律清晰可见。这一演进过程,深刻根植于人与自然之间复杂而微妙的相互作用和共同演变之中。回顾历史,生产力的形态经历了三个显著阶段:农业文明时期以自然为主导的白色生产力,工业文明时期以人类控制力增强为特征的灰色生产力,以及当代及后工业时期所倡导的绿色生产力。
在传统生产力阶段,人类活动紧密依附于自然界,获取生产生活资料的规模、方式和能力均受到自然条件的严格制约。随着历史的演进,人类对资源稀缺性和环境脆弱性的认识逐渐深化,试图摆脱对自然的过度索取与控制,这一诉求深刻地影响着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工业革命的爆发,极大地推动了传统生产方式的变革,加速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人类对自然的掌控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受自然束缚的程度显著降低,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自然的主动塑造和支配。然而,自然界的反噬也逐渐显现,自然灾害频发、气候变化严峻、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对人类社会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人与自然关系日益紧张、矛盾日益尖锐的现实,人类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的发展道路,并转向绿色生产力的探索与实践。这一历史性的转变,不仅标志着人类社会迈向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与生活方式,也体现了人类对资源高效利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刻领悟和积极创新。绿色生产力的发展重塑了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同时也为环境保护提供了关键支撑,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二)现实向度: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在生产力经济学领域,绿色生产力作为一个重要且内涵丰富的概念,尽管其重要性与日俱增,但尚未形成一个普遍认同的统一定义。绿色生产力,被界定为一种促进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和谐共生、实现长远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能力。其核心概念横跨多个维度,包括但不限于绿色产品的研发、绿色生产过程的优化、绿色供应链的构建、生态工业的兴起、生态农业推广、环境保护措施的强化和环境修复技术的创新等。绿色生产力系统由四大核心要素紧密构成:绿色意识的劳动者、绿色化的劳动对象、绿色化的劳动资料和绿色技术。在系统运行中,劳动者需持续增强绿色意识并熟练掌握绿色技术,而企业则需采用绿色劳动工具和生产方法,共同生产符合严格环保标准的绿色产品,这一过程不仅促进了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更为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绿色发展奠定了基础。
本文认为,绿色生产力远非表面化的色彩标签。绿色生产力可以被定义为一种引领未来趋势的先进生产力形态,它与新发展理念高度契合,展现了前瞻性的时代特征。绿色生产力聚焦于在确保生态环境健康与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基础上,依托技术创新为引擎,推动产业结构深度优化,实施降碳减污等环保策略,力求达成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绿色生产力的本质与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高度契合,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独特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典范,提供了一条迈向更高发展阶段、共同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好图景的可行路径。
(三)价值向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随着社会的蓬勃发展和人类文明的持续跃迁,生产力的提升愈发注重人文价值和生态价值的融合,其发展目标锁定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高品质需求之上。这超越了基础福祉与物质文化的范畴,深刻映射出对更加丰富、全面、美好生活图景的深切向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历史性地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人们对生态环境的需求在美好生活的整体结构中占据了不可忽视的地位。清新的空气、清澈的水质、清洁的环境,以及绿色、健康、和谐的生活方式,已成为新时代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追求。绿色生产力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引领下,正在勾勒人民心中的美好生活图景。它不仅仅追求生产效率的持续提升,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更将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资源视为重任,力求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和谐统一、相互促进。总体来看,生产力发展的价值诉求已经由过去单一的物质文化需要,升华至对美好、健康、和谐生活的全方位追求。
(四)功能向度: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
绿色生产力作为一种环境友好型的生产范式,不仅聚焦于物质财富的高效累积,更在深层次上展现了人类在生产过程中主动调和与自然生态关系、追求和谐共生的智慧和能力,具有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的重大意义。1978—2022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为9.0%,远超同期世界平均3.0%的水平。2022年,中国GDP规模达16.33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约77%,保持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然而,在全球环境挑战加剧,资源约束趋紧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绿色生产力的蓬勃发展,正是这一时代需求的积极响应。从供给侧来看,其进步得益于数字技术与科技创新的深度融合与广泛应用,推动了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有效减轻了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通过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节能减排及深度降碳,不仅提升了经济运行的效率与质量,创造了绿色财富,还显著增强了社会的绿色福祉,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局面。从需求侧来看,绿色生产力引领的是一场绿色生活方式的变革,以绿色消费需求为导向,积极倡导并普及绿色消费理念,促使社会各界更加深入地认识并接纳绿色低碳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这对于中国乃至全球实现双碳目标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是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驱动力。
三、国家五年规划中的绿色生产力创新实践(2006—2025年)
中国在拥有超大规模且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基础上,积极构建和完善与之相匹配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绿色生产力的创新实践已全面渗透至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其中,绿色农业、生态畜牧业、林业和草业等蓬勃发展,绿色能源、节能技术、绿色矿业、绿色制造、绿色建筑和环保产业等迅速崛起,绿色批发零售、绿色交通运输、绿色物流、环保餐饮和生态旅游等业态也展现出强劲的增长动力。从“十一五”到“十四五”规划,中国政府对绿色发展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不仅强调经济增长的数量和速度,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将绿色、低碳、循环等理念融入到生产力的发展中,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一)绿色生产力与“十一五”规划(2006—2010年)
“十一五”规划首次将“计划”修改为“规划”。规划明确提出,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将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绿色生产力的支撑与推动。“立足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推动经济发展,把促进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作为着力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资源投入带动向主要依靠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带动转变。”规划明确了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的优先量化指标,并首次作为约束性指标,要求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有关部门通过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和有效行政手段确保实现。其中,优先约束性指标包括降低能源消耗、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提升农业灌溉效率、增加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保护耕地、减少污染物排放、增加森林覆盖率等;次优先约束性指标包括城市污水处理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等。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十一五”规划确立了涵盖节能、循环经济、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四大领域的31项国家重点工程,其中包括但不限于节能重点工程(10项)、循环经济示范试点工程(6项)、生态保护重点工程(10项)及环境治理重点工程(5项)。此外,规划提出基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主体功能区建设策略,全面考量区域发展因素,是中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构建的重要环节。
在“十一五”期间,中国首次将能源消耗降低和污染物减排设为约束性指标。这一创举不仅引领了经济发展模式的深刻转型,更见证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的显著下降与污染物排放的有效遏制。中国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启动并实施“千家企业节能行动计划”,不仅激发了企业节能减排的内生动力,还全面促进了资源的高效循环与综合利用,为绿色生产力的发展奠定基础。这一时期,中国能源行业迎来了跨越式发展的机遇,供应能力大幅提升,产业体系日益完善,支撑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2006—2010年,中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连续五年稳居世界第一,能源自给率稳定在90%以上的高水平。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规模持续扩大,太阳能等新能源也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能源结构得到显著优化。此外,“十一五”期间,中国还逐步构建起主体功能区制度,这一战略部署不仅促进了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了发展差距,还进一步强化了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的刚性约束,为绿色生产力的空间布局提供了制度支撑。这一系列绿色发展实践深刻重塑了中国经济地理的格局。
(二)绿色生产力与“十二五”规划(2011—2015年)
“十二五”是中国首个以“绿色发展”为主题的五年规划。规划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设定了一系列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约束性指标,优先约束性指标包括确保耕地保有量、降低工业及农业用水强度、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降低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幅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提升森林覆盖率与蓄积量等,次优先约束性指标包括增加森林面积、提升资源产出率、提升城市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率等。同时,战略布局32项重点工程,其中涵盖了节能重点工程(4项)、循环经济重点工程(7项)、环境治理重点工程(4项)、生态保护和修复重点工程(14项)及水利和防灾减灾工程(3项)等多个领域。这些工程的实施,体现了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绿色发展核心要求和生态文明首要原则,标志着中国首个绿色发展规划的正式出台。
在“十二五”期间,中国以绿色、低碳理念为引领,将节能减排置于国家发展的核心位置,大力推进绿色发展与生态建设。政府通过构建并完善环保约束激励机制,推动绿色生产力的发展,全力塑造绿色生产、生活和消费模式。面对气候变化,中国不仅实施气候变化的减缓与适应双重战略,还通过政策引导和技术创新增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同时,国家加大了生态保护和建设的力度,环境整治与监管工作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一系列重大生态工程相继落地,构建起稳固的防灾减灾体系。在此期间,中国能源生产总量、电力装机规模和发电量稳居世界第一,有效缓解了长期以来的能源保供压力。水电、风电、光伏发电和核电在建规模均领先全球。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不断涌现,能源领域迎来转型变革的崭新纪元。
(三)绿色生产力与“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
“十三五”规划是典型的绿色发展规划,倡导绿色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规划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将“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确立为生态环境保护的总目标,首次将PM2.5写入指标,并设定了10项资源环境约束性指标,包括确保耕地保有量、控制新增建设用地规模、降低万元GDP用水量和能源消耗、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提高森林覆盖率与蓄积量、改善城市空气质量和地表水质等。规划着重于推动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重大工程(5项)、环境治理保护重点工程(6项)、山水林田湖生态重大工程(8项)。规划首次设立专章(第48章),聚焦绿色环保产业的发展,推广节能环保产业发展壮大。规划全面涵盖了绿色建筑、新一代核电、新能源汽车、智能交通、智能电网等新兴前沿领域,旨在构建一个高效、低碳、循环的绿色制造体系,推动传统产业的绿色转型与升级,加速新兴产业绿色发展,确保资源实现最大化、最优化的循环利用,并实现对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绿色管理,从全方位、多角度地促进绿色生产力的发展。
在“十三五”期间,中国形成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其中一位,绿色发展理念被提升至国家发展的核心战略地位,全面渗透至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中国在生态环境保护上采取更为严格和有力的行动,实施一系列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环保法规,有效遏制了环境恶化趋势。政府积极推动工业绿色转型,鼓励企业采用清洁生产技术,减少污染排放,促使众多企业踏上绿色发展之路,为行业树立了标杆。在能源领域,规划所设定的能源约束性目标已基本实现,能源专项规划也取得了显著进展。尽管天然气发展目标仍面临挑战,但中国能源结构已呈现出加速优化的态势,低碳转型效果显著。中国清洁能源技术,如低速风电技术、和光伏电池转换效率等方面不断取得突破,第三代核电技术的全面掌握更是标志着中国在全球清洁能源技术竞争中的领先地位。这些技术成果的大规模应用,重塑了中国能源转型中的电力增量格局。
(四)绿色生产力与“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勾勒了生态文明建设新目标,旨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规划深刻阐释了“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性,并进一步强调“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规划设立了5个绿色生态类别指数,且全部为约束性指标,包括单位GDP能耗降低和二氧化碳排放减少2个指标,考核绿色低碳转型成效;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以及地表水达到和好于芋类水体比例2个指标,考核环境质量改善情况;森林覆盖率1个指标,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碳汇能力建设的关键指标。规划还提出实施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全面增强自然生态系统韧性和生态产品的供给能力,促进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整体改善。规划布局推动绿色发展的国家重点工程,涵盖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8项)、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工程(6项),这些项目的实施将加速推动中国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的经济发展新模式。
在“十四五”期间,中国已将应对气候变化与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置于国家战略的核心层面,明确设立了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和2060年达成碳中和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绿色转型目标,政府及相关部门聚焦于钢铁、有色金属、化工等重点行业的绿色化、低碳化改造升级工程,通过实施一系列高效节能减排关键措施,驱动传统产业向绿色转型迈进。同时,积极培育新能源汽车等绿色新兴产业,以促进其发展。在能源领域,中国正引领一场生产和消费的革命性变革,致力于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在于加速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技术的研发与应用,特别是新型储能技术的突破,已成为推动能源结构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动力。截至2023年,中国可再生能源产量已经能够充分满足国内电力需求的年度增长,彰显了中国在绿色能源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方面的优势。为助力绿色产业的发展,中国显著增加了对绿色能源的投资,推广绿色建筑和绿色交通的发展,全面促进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此外,中国创造性提出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林长制、河长制、田长制和湖长制等创新模式,这些“承包制”的治理模式不仅是对中国政府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的一次深刻变革,也是确保生态安全和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保障。
四、大力发展绿色生产力的政策建议
中国创造了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正在引领一条既促进经济生产力增长,又孕育绿色新质生产力的独特发展路径,开创中国绿色现代化新篇章。迈入“十五五”新时期,培育发展绿色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成为新使命。在此背景下,首要且关键的是确立全国一盘棋的战略思维,从国家宏观战略高度出发,对绿色生产力的发展进行全局性、前瞻性的规划与布局,确保发展方向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同时,还要紧密结合各区域发展的特殊性、差异性和多样性,因地因时制宜,实现精准化、差异化的绿色发展。坚持长期主义,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坚持绿色发展道路,将“绿色革命”推向深入。
本文立足于“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的深刻洞察,剖析了绿色生产力的转型与跃迁。发展新质生产力,实则就是培育可持续的绿色生产力,这既是对人民群众向往高品质生活需求的深切回应,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对中国而言,绿色生产力的核心在于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主线,发挥科技创新在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引领与支撑作用,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助力全面建设美丽中国。具体而言,本文提出五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一)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保护生态环境,绝非仅仅守护自然之固有价值,而是要持续投资于自然,不断促进自然资本的增值。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确保绿水青山持续释放生态效益,并融合经济、社会乃至文化(如旅游业)等多重领域的繁荣。在培育绿色生产力的过程中,必须坚定不移地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核心理念,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形成共生共荣的良性循环。在追求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必须将自然环境的保护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激发绿色发展的内在活力,将绿色、低碳、循环和可持续性作为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以生态“含绿量”提升发展“含金量”。面对自然资源有限性与社会需求不断增长之间的尖锐矛盾,要勇于创新思维,从单纯保护自然迈向积极投资自然,依托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及政策导向,将有限的自然资源转化为驱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强大自然资本。“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核心要义,在于探索价值提升和矛盾转化的新路径,即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有效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因此,应着力提升增强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生态服务的整体水平,让优质的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福祉,以及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
(二)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联动
一方面,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依托国家超大规模市场的独特优势,加速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应用,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系统。强化市场需求的导向作用,确保创新供给精准对接实际需求,同时致力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为创新活动创造更加宽松的环境。尤为关键的是,不断完善公平竞争制度,加快构建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体系,统一规范行业核算标准、监管规则、交易结算及配额分配机制。另一方面,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加强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的全面领导,确保科技事业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聚焦绿色技术体系的关键领域,整合全国科研力量,汇集优势资源,集中攻克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和颠覆性技术难题,确保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占据领先地位,牢牢掌握创新主动权和发展主动权。此外,建立重点项目攻关“揭榜挂帅”制度,持续优化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科技成果评价体系,注重培养产业链上的关键技术人才。
(三)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全方位、全过程发展绿色生产力,用科技创新引领绿色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一是促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聚焦于从“0”到“1”的原创性科技突破,并加速实现从“1”到“100”的技术孵化,进而实现“N”级的市场规模化应用,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在此过程中,应重点培育并壮大新能源汽车、清洁能源、现代农业等前沿新兴产业,促进产业链与供应链的协同创新,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绿色产业集群,引领产业升级新趋势。二是强化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构建“教育-人才-科技”与“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体系,以促进绿色经济学家的理论创新、科学家的技术研发与绿色企业家的市场洞察力的紧密结合,实现科研创新与绿色产业的深度融合。三是重视人才培养与引进。持续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具备深厚专业知识与广泛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同时,加大力度吸引全球范围内高水平的科技产业复合型领军人才,为绿色创新注入活力,共同推动绿色发展的深入实践。
(四)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经济金融政策工具
在优化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经济政策框架中,绿色金融发挥着关键的牵引作用。为引导资金流向能注入绿色生产力发展的核心领域—涵盖绿色能源革命、绿色制造转型、绿色交通体系建设及绿色建筑推广等关键环节,亟需丰富并优化经济政策工具组合,确保其高效、精准地服务于绿色发展目标。一是推动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发行绿色债券等方式拓宽融资渠道,同时激发各类金融机构与社会资本的绿色投资热情,加大对绿色项目的支持力度。在此基础上,创新区域性环保建设项目的金融支持模式,为高质量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提供融资保障。二是围绕绿色信贷、绿色投行、绿色基金等等多元化绿色金融工具,深化探索碳中和创新产品、可持续发展挂钩金融产品、绿色权益担保机制等前沿领域,以满足乡村振兴、科创金融等多元化业务场景下的绿色金融服务需求。同时,建立健全绿色风险防控体系,确保绿色金融的稳健运行。三是紧跟全球绿色贸易发展新趋势,借助信用证、福费廷、保理等金融工具,推动绿色贸易深入发展与国际合作。
(五)积极推动全球化治理体系绿色变革
在坚持科技自立自强的同时,中国还要秉持开放、合作与共赢的精神,深化国际合作与交流。一是强化科技创新国际合作。中国应主动搭建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平台,汇集全球顶尖科研团队和优秀人才,通过联合研发、技术转移等方式,促进科技创新的深度合作与突破。二是灵活应对国际贸易环境。密切关注国际贸易政策动态,调整市场策略,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把握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新机遇,同时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贸易秩序,支持绿色产品和服务的发展。三是加强供应链韧性建设,面对全球供应链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应构建更加稳定、高效、安全的供应链体系。通过多元化供应商选择、加强库存管理和应急响应机制等措施,确保关键物资和技术的稳定供应。四是推动绿色贸易投资规则制定。积极参与国际绿色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制定与谈判,推动建立公平、合理、透明的国际绿色贸易和投资规则体系,通过打通国内外市场,链接全球创新资源和要素,打造绿色生产力的中国样本,为全球绿色低碳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作者:胡鞍钢、黄鑫。其中胡鞍钢系长安街读书会成员、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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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街读书会是在中央老同志的鼓励支持下发起成立,旨在继承总理遗志,践行全民阅读。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学习、养才、报国。现有千余位成员主要来自长安街附近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中青年干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员、全国党代表、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等喜文好书之士以及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国家高端智库负责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主讲专家和中央各主要出版机构的资深出版人学者等。新时代坚持用读书讲政治,积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自2015年长安街读书会微信公众号发布至今,始终坚持“传承红色基因,用读书讲政治”的宗旨,关注粉丝涵盖了全国3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特区。累计阅读量达到了近亿次,其中通过朋友圈转发量千余万次,参与互动人数近千万人,平台产品质量高,针对性强,受关注度较好。并在中央相关宣传网信部门的关心支持下,相继同步入驻“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北京日报、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新华网、央视频、视界、北京时间、澎湃政务等新闻客户端,以及经报送遴选评荐《求是》《中国纪检监察》《党建研究》《中国党政干部论坛》《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国财政》《中国出版》《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中国高校社会科学》《外交评论》等近百本中央级核心期刊正式入选长安街读书会干部学习核心来源期刊,此外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长安街读书会主编的《学思平治——名家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理论读物,形成了系列的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累计固定读者百余万,影响全国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大中院校等受众数亿人次。
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现正面向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各省市县(区)等所在的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等单位部门联合开展相关党建阅读学习活动。近日,经相关部门批准,已正式同意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国家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证监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共青团中央等定点帮扶地的有关单位加入“长安街读书会”党建阅读合作机制,并联合承办“长安街读书会”系列读书学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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