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衙署园林之流变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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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江西“三山一水”的地理优势孕育江右才子的同时，也成为官员外放、文士贬逐的特殊区域。基于地方志与中华基本古籍库，运用古籍考释法、归纳法、词频分析法，对各阶段衙署园林信息进行细致梳理和阐述，以揭示江西衙署园林发展流变的全过程。结果共发现82处衙署园林，遗存13处，多为文人官员所拥有，因此风格既有文人园林的特征，又受到官员志趣的影响，形成区域衙署园林的三大特征：（1）审美文人化：选址于山水之间，建筑花木成为官员们寄情于物的审美载体，因意而借，“春”频繁出现于植物与诗词之中；（2）空间适应化：理学文化造就官员“随缘自足”的“适”人生观，衙署园林体现政治适用性，办公生产类的园林生活增加，园林空间具有政治服务性；（3）植物纪念化：观赏植物以本土植物竹、莲为主，造景崇尚“甘棠遗爱”，讲究生态，师法自然。从园林的视角深入剖析江西地域文化的独特特征，了解江西衙署园林的整体情况，并能够为其保护与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江西衙署园林；地域文化；官员；场所特征；造园意匠

历代衙署园林有着各种称谓。自唐开始被称为郡斋，而从宋朝开始，则被更广泛地称作郡圃，州圃和州园也是其称呼方式。然而，当前学者对这类园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宋及明清时期。尽管傅嘉年和周维权在其著作中提到了唐代衙署园林，但并未深入探讨。唐代方志稀缺，但园林诗词的记载却不少，葛晓音通过对中晚唐郡斋诗作分析阐述官员“吏隐”心境，为园林研究开拓了新的方法和资料来源。基于唐之后丰富的地方志书以及或考古或遗存的衙署园林，学者从个体与整体出发，对衙署园林研究进行了深入挖掘。早期研究关注西蜀名园如“新繁东湖”与“罨画池”的历史，后续渐从建筑规制、山水格局、水系演变、植物设计、园林特征、造园主题、园林艺术等方面入手，以实例对比研究总结其面貌，对梳理个例具有参考性。整体研究方面，关注衙署园林选址建设与古城的关系，也有研究从对比角度揭示了衙署园林与其他园林的区别。江西衙署园林研究以个案细部构造为主，且对建筑详细研究，也有学者从官员角度出发探讨园林建设，古已有之的“异地为官”制度与频繁更替的官员体系，促使各地政府所参与的园林建设浸润多重文化。然个案并不能代表地方衙署园林的总体情况，遗存梳理的限制导致对江西衙署园林整体性特征的研究也尚未深入。

通过史料整理发现选址与官员建设的诗词记载资料等对江西衙署园林总体概括性较为完善，使得研究江西衙署园林总体情况成为可能。因而以地方志为资料，归纳分析江西衙署园林的选址类型和建设风貌等，并从“官员与江西衙署园林”的视角解读造园意匠，探讨其志趣对园林的影响，可在一定程度上深入对江西衙署园林的了解。

1 此据、此地：自然环境的驱动

1.1 检索名园诸景录，艺文信息细分类

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聚焦于江西衙署园林，地方文献对其记述颇为可观，县志、府志中关于园林的记载虽言简意赅，但至少是有迹可循，持之有据，因而为弥补古代文献记述的差异性，结合考古发现与200余本志书史料（表1），通过关键字检索，对古籍进行校勘、辨伪、注释、评点等处理，得到江西衙署园林初步名录逾81处。在此基础上，结合绘图、沿革、城池、山川等了解园林的相关区位与周边环境；通过人物（乡贤、隐士、儒林等）完善园主人或相关人物的基本信息，确认园林所处的具体时代；提取艺文及相关诗文中的有效信息，辅助电子数据库、相关管理机构统计资料、族谱等资料丰富园林概况，形成文本数据库，进行后续的文本挖掘分析（图1）。此外，实地考察也是获取数据的重要方式之一，通过对名录园林进行实地考证，获取第一手资料和数据，增补虔南厅一处，利用GIS绘制分布图。最终获得江西衙署园林82处，遗存13处（表2），其中发现汤显祖《牡丹亭》发源地南安府治后花园、宋代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所建爱莲池等多处珍贵衙署园林。

1.2 三面环山一面水，内外官员聚此地

江西地势独特，三面环山一面向水，五大水系连接各地，汇于鄱阳湖。从东汉至清末，江西的农业自然灾害共发生810次，以鄱阳湖区及五大河流沿岸水灾居多，“水利，农政之急务也”，因而合理使用和保护水资源，成为官员的一项重大任务，并以此昭示政绩之举。衙署园林建园的起因也多是改善生态环境，如袁州府治。

依靠内河水运河网的发达与四条漕运通道，不断有官宦、士人、客商来此，水系流通帮助家族对外交流，山峦封闭有利于家族休养生息，本土子弟的教育进取，有一个多地向内吸收与向外释放的环境，对本土官员的形成大有裨益。另一方面自唐宋以来，江西一直被作为官员外放的特殊区域，始终未改变其地位，也是进入岭南等贬谪地的必经之地。贬谪文士为江西带来多样文化思想，其在地理分布上基本覆盖五大水系流域，如范仲淹忤宰相出知饶州等，赣南则包括了贬谪岭南而借道江西的文士。

中国古典哲学与园林都推崇“天人合一”的生命精神，成为中国园林代代相传的精神主轴以及中华知识精英的心态化石。官员带着仕途的失意暂时离开政权中心，急需从接近自然的生活中得到安慰和补偿，衙署园林成为抒发情感的载体。“石不移而自聚，水不引而自环，山不邀而自献。”江西自然的山水格局对衙署园林的选址和布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形成独具特色的衙署园林，官员又为衙署园林带来空前绝后的人文风景。

2 发展、流变：官员与衙署园林浸润

历史人文是推动衙署园林风格体系形成的关键动力，人员流动带来的是被山脉阻隔的信息，据不完全统计，历代官员多达18008位：一是正常官员的异地与任期制度为区域园林提供文化交流，二是江南西道因荒远偏僻，是流贬文人的首选之地。官员与本土进士文化碰撞浸润江西衙署园林营建，通过对历代官员分析，可以清晰地展现其营建历程。

2.1 人文始兴促发展，园林待发露尖角

隋唐时期政治区域基本形成，唐代改郡为州，置8州37县，中央选择性任命地方官，异地为官制度推动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有文学素养的人通过科举进入政治体系；另一方面，也限制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地方官员权力集中，园林营建一人所言。唐代江西任职官员达125名，官员不断迭代，政治环境不断演变，衙署园林也随之发生相应变化。

后期战乱因北人大批入赣，衙署园林获得快速增长：江西洪州“既完且富，行者如归”。昏聩的大环境，使得园林成为官吏们的遁世之处（表3），韩愈被贬袁州后，将对官场的感慨以及人生哲理倾注于园林中，并在当地形成以袁州为中心的区域文学群体，成为区域文化的传播者与推动者，进一步推动江西进士文化气息的形成。以韩愈刺袁为界，此前只有5名进士，而之后却有26名之多。在唐代后期充满本土进士文气的背景下，衙署园林整装待发。

2.2 两宋文人半江西，园林成熟与民乐

宋代“崇文抑武”的国策推动政治文化达到高峰。北宋江右理学为始，江西大余南安府是理学发展的兴盛地，南宋极盛，元明延续。周敦颐与程大中在此地交流并传授理学，培育了程氏二子成为理学大家。周敦颐多次于江西任职使，深刻影响了衙署园林的文化氛围。朱熹、陆九渊等文人士大夫的推动，形成了江西境内的三大理学中心，进一步强化了衙署园林的文人气息。

宋代重视“与民同乐”，政务繁忙与游历名山大川的矛盾，加上文化兴盛，刺激了官员造园，其设立是宋代的一种风尚。为加强对南方的统治，强化航运控制环境，便在江西境内增添南康、临江、南安三军，全境置13州（军）68县，新建亭台楼阁，同时园林数量增多，官员在园林咫尺之间便可领略环境之胜，在宋学影响下的衙署园林改变了唐代的刻板，逐渐发展成将平地造园扩展到自然山水的独立景观：高安郡治地处碧落山麓，前临蜀江，依山临水，“下俯万山，一水阱城南北岸，万家鳞鳞，楼台皆可指数。”登上可览全城之景，“外收湖山，内攒园林”，扩大了视野感知空间。官员利用环境优势所建的衙署园林，既强调主体需求，又彰显宋朝治国理念。官僚士大夫是理念的主导者，有了皇帝的示范，地方官员与民同乐的活动更加频繁：南丰县治后的琼芳锦园，官员们在此或赏景或宴集，节庆定时开园，供百姓游览。官民同乐的热潮成为此时期园林独有的文化景观。

2.3 高官云集续辉煌，燹于兵火再积累

元明清初江西衙署园林经历了从衰败到复兴的大型波动。元末的战乱使多数衙署园林消失，文人士大夫也感到苦闷，造园热情下降，以延续前朝为主。明朝格局稳定，辖13府78县，这一时期研究理学依旧高盛。“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大学士陈循曾对英宗说：“江西及浙江、福建等处，自昔四民之中，其为士者有人，而臣江西颇多，江西诸府而臣吉安府又独盛。”延续了唐宋辉煌。

陶瓷业发展和南北税关设立提升了江西的贸易地位，吸引名人来此为官求学，衙署园林迎来明清成熟阶段的第二次高峰，数量上较清初有明显增长，立意上呈现出文学性与等级性，营造上，由于朱元璋订《大明律》，编《大造》，对惩治腐败做出详细规定，并严厉实行之，园林回归自然性与朴素性，这一时期最大的变化可见赣州、景德镇：赣州因政治、经济地位的上升新建衙署及园林，王守仁的讲学使赣州巡抚衙门成为切磋学文的书院；景德镇陶瓷业发展带动园林繁荣，衙署建筑布局规格严整，保持传统衙署园林空间布局。

2.4 盛世稳定官员变，园林转型未止步

清末衙署园林因战乱和海洋经济而建设变少并转型。依托地方官员与宏大规模其占据了城市大部分空间，往往处在城市景观的焦点中心或风景优美之处，因此主要转为现代公共空间。

随着西方文化的东渐，清末城市开放空间初现，中国园林进入了一个转型期，衙署园林“公共性”更为明显。中国衙署园林是随着衙署建筑的形成与划定而建造的，发展至清末，传统衙署已无法适应中国近代城市的快速发展与行政办公的综合需求，遂有一部分传统衙署建筑于存用过程中逐渐向现代行政办公建筑发展转型，衙署园林权属发生变化，所有权的不明确与自身兼具市集功能促使其功能转型。且大部分园林转型后得到了社会大众的认可，成为休闲的场所，趋于稳定。衙署园林的转型历程，是传统园林文化历史沉淀的见证者，流淌着古代造园观念的渗透和转化，注定了园林的历史是永不止步的。

3 特征：官员与衙署园林映射

衙署园林承载着官员们寄情山水的思想。但由于官员任期与贬谪情绪的限制，这些营建多为个人行为，难以持续。因此，对前期获得的文本数据库进行清洗修补，利用Rost-M6对地方志中所描述的园林选址、园林生活、植物季相、建筑景名等进行文本挖掘，分析江西衙署园林的总体特征，并以史料丰富的南安府署后花园——东园为例，结合书籍（光绪）《南安府志补正》进行复原，补充说明。

3.1 审美文人化：吟风弄月，因意而借

对82张府治图进行统计分析发现，选址以城市地为主（图2-a），但随着宋代理学的发展，江西衙署园林城内相地逐以山水型为主（图2-b），对其影响无疑在于强调了园林审美的主体性，在唐代以前，中隐思想导致园林的个性并未得到突出的表现，衙署的选址往往符合“择中立国”的思想，不论位于城池的中心还是角隅，都是城池中最为重要的位置。理学盛行致使唐代的中隐思想转变，“万物之生意最为可观”而择址于风景良好之处，具天然之趣，风格趋向私家园林，一草一木皆“元化和平之气”。

官员借衙署园林的山水花木强调个性与情感，将文人的抒情个性和园林的审美个性完美融合。同时，采用诗词、题咏与园林相结合的形式，用文学手段深化人们对园林景色的理解。如“寻春”，对园记中出现的景名和季相进行词频分析，其中“春”频次最高（图3），园内对联也常以春为题：南安府署后花园的北部为三十株梅花书屋，知府杨錞撰联“与乡同是江南客，计我平分岭北春”；牡丹亭上亦有联曰：“光照临川笔，春分庚岭梅”。又如园内的建筑景名，“物我两观”的思维方式正是理学思想的根源，“吟风”“弄月”“观物”从而“悟道”，这既是孔子的情怀，亦为周敦颐所解圣人之意，常自吟风弄月，从而用以教授学生之精髓，程子亦云，“自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因而有了南安府署的“吟风弄月台”。官员在府署内修建“吟风弄月台”这种寄情于物的审美体验，是以“吟风弄月”的方式感受自然和人文的“美”，更是官员们理学思想的一种自然流露。

许多出生贫寒的官员在进入仕途后会选择在衙署中建造园林，以满足自身精神诉求，园中的构造与诗词，都是当时官员自我浪漫心境与志趣的展露。

3.2 空间适应化：权力适应，空间对比

园林生活精彩纷呈。曹汛先生曾言，中国造园艺术的精髓，便在于对自然壮丽山水的细致整治与巧妙构建，无论郊外或城中，通过人工手段，模山仿水，创造出充满诗意的园林。理学文化造就官员以“随缘自足”为中心的“适”人生观，衙署园林是政治交流和权力的象征，除却“文人化”特征的审美情趣，其区别于文人园林的是政治适用性。衙署园林作为官吏办公的场所，也体现了官僚文化。

（1）场所的权力适应。游兴览胜类的生活在清代逐渐被吟诗雅集类活动所替代，办公生产类活动比例增加（图4），作为地方父母官，官员认识到场所对区域和谐稳定的重要性，认为营建与政事相得益彰，便在营建过程中灌输自己的为政之道，夸耀德政，从而赋予园林独特的文化权力。“道院”是衙署园林内重要的意象，是地方文人对政治清廉、治理有方的赞誉之词。如张贵谟出任赣州知州时，通过他的卓越治理，当地政治面貌焕然一新，杨万里作记赞之，匾曰“章贡道院”，夸耀官员政绩。祥瑞意向亦成为官员标榜政绩的方式之一，南安府署内的“联瑞堂”以三见池莲开花故名。

（2）空间的公私适构。与文人园林强调个人独享的静谧空间形成鲜明对比，地方官员所营造的园林因其身兼社会教化之责，而自然融入了政治服务的公共空间元素。以东园为例，立面上“高低起伏”，通过回廊的曲折蜿蜒来巧妙划分空间（图5），平面上“空间渗透”，形成“起、承、转、渡、合”独特的序列空间（图6）。进园开门见花，《南安府衙志》载，宋至明正德年间，共计有11名来自河南与山东的府治官员，这些官员受到北方花匠的影响，将牡丹引入园中观赏。市井之内的园林存在地势平坦的限制因素，而为了随高就低地安排各园林要素，廊的作用至关重要，平面曲廊阻隔北部的庭院景观，虚实相间，芍药匝道，俯瞰月浸池，立面上顺应地形承接建筑，形成高低错落的“曲”。从廊道转入，至尽头登梯，达绿荫亭，为官僚赏竹之所，南部牡丹亭与北部绿荫亭形成对景，一以艳花名，一以绿竹著，一阴一阳相得益彰。从亭之北渡出，是具有私人属性的三十株梅花书屋，形成一段和煦的过渡空间。“再北有楼三楹颇高爽”，曰舒啸阁，为“春秋佳日赏花宴会之处”，友人常聚于此，读书远眺。回望园南部，可观吟风弄月台，台旁有池曰“月浸”，池前为玉池精舍，作为公共空间供学子查阅书籍，体现了园林的早期书院教化功能，与北部的“三十株梅花书屋”形成功能上的鲜明对比。周围植被的巧妙布置与水景的有机融合，营造出一种幽静深远的空间意境，成为景观序列的尾声。

东园以中部的芍药回廊为分界线，南部作为园林的公共空间，北部则为官员的私人空间，通过半开放的回廊折线展开形成灵活布局，连续有节奏，折线尽头拾级而上，登亭统领全园风光，园内竖向高低起伏，构成了园林空间序列的抑扬顿挫与大小对比。两种空间相互转换，形成了“公”“私”同构的现象。“闲游患服，官与民享”，不仅是文化权利的体现，更是与民同乐的精神表达，即使在后期转型中，这些园林依然保持着服务民众的初衷。

3.3 植物纪念化：尊贤重道，师法自然

江右素号“文章节义之邦”，官员通过科举取得进身之阶，追求不同于流俗的雅趣成为寄托，以植物比拟自身，彰显其崇高情怀：与莲同洁、与棠同韵、与竹同洁。园内的植物种类，更是以竹、莲为主（图7）。

（1）植物自身高洁的品质。以周敦颐为例，翻阅江西地方志，如其所言“到官处处须寻胜”，其在南康、大余等地任职时，留有爱莲池等遗迹，受《爱莲说》影响，莲形成政治“莲品”：廉、洁、忧，后人“观莲之乐师周也”，因而在园内栽植莲花，如南安府署的“月浸池”内的莲即“遗爱自濂溪，于今移种来”（表4）；南安府衙后花园内的绿荫亭历史最为悠久，为北宋至道元年（995年）南安知军李夷庾所建，亭“四边山色檐头出，一带香泉竹里来”，绿影成荫，因名“绿荫亭”，为达官贵人赏竹处。

（2）江西多山亦多竹，传统造园植物造景讲究生态，根据植物的生态习性和庭园具体环境特点进行植物种植。如文震亨《长物志》中所言“山松宜植土岗之上”，自然之景的植物栽植既满足各种植物生长发育对环境因子的需求，又能营造生态良好的人居环境。正如南安府署所处的大余县盛产竹子，“竹纸出大庾，行路坑，其坑之水惟一处可造纸”，故而园内多竹。

此外，在江西衙署园林内，植物造景崇尚“甘棠遗爱”。西周召伯“蔽带甘棠，勿翦勿伐”的故事，让“甘棠”成为纪念先贤官员的象征：九江府城南的衙署园林“甘棠湖”即为纪念唐刺史李渤而名；饶州府治的蜀锦亭后有两株由范仲淹种植的海棠，王十朋言“犹余蜀中锦，爱惜此甘棠”便是对此的赞美。

竹、莲作为君子品格的缩影，蕴含着官德政德的象征意义。江西衙署园林之中巧妙地栽植这些植物元素，既是对古代贤人的敬仰与纪念，也是对后世官员的鞭策与激励。

4 结语

在与其他地区衙署园林对比中发现，衙署园林的形成、造园的艺术等方面是大同小异的，但在江西衙署园林中，官员带来的文化交融是其他地区所不具有的。衙署园林的建设受到北方仕宦和皇族的影响，主要居于城市地，选址于城内的天然趣地，空间序列布局规整。宋明理学思想盛行，官员所造衙署园林简朴雅致，审美突显出“文人化”的特征，因时而借，借物达意，“观生意”贯穿于江西衙署园林之中。但衙署园林以其政治适用性，展现了与“文人园林”截然不同的特征：办公生产类活动比例增加，借助园内建筑夸耀自身政绩，灌输自己的为政之道。由于早期衙署园林起到书院的作用，空间上会自然融入政治服务性质的元素，如精舍，而非仅有文人园林所强调个人独享的静谧空间。江西多山亦多竹，衙署园林植物选择以竹、莲分布为盛，作为君子品格的缩影，蕴含着官德政德的象征意义。“闲游患服，官与民享”，是历代官员根植于江西衙署园林中服务百姓的精神内涵。

作为江西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园林文化深受地域文化的影响。然而，江西的衙署园林却鲜为人知或知之不详，即使在园林史的记载中，也往往语焉不详，因而有必要对江西衙署园林整体情况进行研究，从园林角度揭示地域文化特征。希望借此，有学者深入展开更多江西衙署园林的相关研究，挖掘特色空间构成，弘扬江西地域文化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