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南京城内一处老旧居民区内，一个穿着朴素的老人提着菜篮，步履匆匆地朝着菜市场的方向走去。
见到这位老人，邻居们纷纷朝他打招呼：“丁司令，去买菜啊？”
听到邻居们喊自己“丁司令”，老人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一样：“老哥哥们，可别这样叫，我早就不是什么司令了，喊我老丁吧！”说完，老人冲邻居们笑了笑，继续朝菜市场的方向走去。
说起来您也许不信，这位被邻居们称为“丁司令”的老人，居然是开国少将，曾担任过大军区司令员的西盛将军。
一、
丁盛1913出生于江西于都，17岁参加红军，担任过班长、连指导员，团政委等职。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教导二旅一团政委，1938年10月率部参加黄土岭围歼战，击毙号称“名将之花”的日军中将阿部规秀。1940年率部参加“百团大战”，被日本人称为“守路钉”。
解放战争时期，丁盛任45军135师师长，参加了辽沈、平津战役和渡江战役。1949年10月，白崇禧在衡宝线上布置了五个军的想和四野决战。
由于没有接到林彪发出的暂停进攻的指令，丁盛率领135师孤军深入，插至衡宝公路以南的沙坪、灵官殿地区，犹如一把尖刀直插白崇禧集团的心脏。
丁盛向四野首长发电报报告所在位置后，林彪连呼道：“这个丁大胆，简直是孙悟空，钻到牛魔王的肚皮里去了！”
面对这一突发状况，林彪决定亲自指挥135师，要求丁盛截击敌人。
135师的突然出现，叫白崇禧摸不着头脑。他判断该师可能要截断湘桂铁路，防止自己退入广西，于是调来第七军两个师和第四十八军两个师从正面堵截，企图用把135师吞下去。
丁盛收到四野总部电报后，决定全师向前猛打猛冲，从不同的方向拼命向前冲击，把白崇禧5个师的部署全冲乱了。霎时阵地上杀声震天，我军一鼓作气，将国民党军截成数段。
到了10日晚上，白崇禧的北线部署全部被摧垮，国民党军第七军副军长凌云上也成了我军的俘虏。
1950年，丁盛进入南京高级陆军学院学习，两年后担任第54军首任军长。1953年1月，他奉命率部入朝作战，由广东惠阳浩浩荡荡地向朝鲜开进。
二、
第54军入朝后，担负的是西海岸抗敌登陆及平壤地区反空降作战任务。6月下旬，他们又接到命令由西海岸开赴金城前线，配属第二十兵团参加夏季反击战役。
6月23日，第二十兵团召开作战会议。杨勇司令员在会上点名要求丁盛的第54军吃掉南朝鲜的王牌“首都师”。
7月13日，志愿军1000余门火炮齐发，向南朝鲜“首都师”防御阵地展开猛烈突击，一小时内即全部突破其前沿阵地。南朝鲜军“首都师”、第六师和第八师遭受重创，1.4万余人被歼。
14日17时，志愿军首长电令第二十兵团以若干有力支队，乘敌混乱之际，向南发展。为阻挡志愿军的前进，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泰勒飞抵前线，组织反攻；南朝鲜总统李承晚也赶赴前线督战。
面对敌人的反扑，丁盛指挥第54军坚守巨里室北山阵地，接连打退敌人多次进攻。直至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签订时，阵地仍牢牢掌握在第54军手里。
这一仗，包括第54军在内的志愿军，共歼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5.3万余人，拉直了金城以南战线，有力地促进了朝鲜停战的实现。
抗美援朝归国后，第54军于1962年10月接到总参谋部命令，来到中印边界东段的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参加瓦弄战役。
10月16日，瓦弄战役打响。在丁盛的指挥下，我军势如破竹，在攻克呷灵公、越过“麦克马洪线”后，连续攻克了生呷新、加秋、古玉通等印军据点，兵锋直抵瓦弄印军前沿“05”号高地。
位于瓦弄前沿曲子扎公中部的“05”号高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战术地位。如果这个高地被印军占领，将成为阻挡我军迂回穿插瓦弄的屏障；如果由我军占领，就成为突破印军防御体系，迂回穿插瓦弄的口子。因此，“05”高地是敌我必争之要地。
11月3日，第54军130师用106.7毫米口径重型迫击炮向“05”高地发射了170余发炮弹，接着派独立营3连穿过松林、草丛、茅竹、矮藤，占领了“05”高地。
11月14日，印军考尔军长带着第2师师长帕塔尼亚少将亲临督战，第11旅旅长劳莱准将指挥精锐的库马盎联队第6营，集中数十门81毫米口径迫击炮对“05”号高地进行猛烈炮击，尔后以2个步兵营的优势兵力轮番冲锋，企图夺回这个高地。
面对敌人的凶猛进攻，我军始终牢牢坚守在“05”高地上，接连粉碎了印军的五次进攻。与此同时，丁盛又命第389团沿刀底曲河，向东台地发起进攻。
经过10小时激烈战斗，第389团攻克了印军前沿主阵地，进而攻占了瓦弄。印军大部被歼，第四军军长考尔中将仓惶中乘直升机逃走。瓦弄之战的胜利，强烈地震撼了印度朝野。
三、
1964年 8月，丁盛调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1968年2月，又升任广州军区司令员。
丁盛一向和林彪关系亲密，但却忠于党，忠于人民。1970年毛泽东南巡时，曾召见过丁盛，丁盛表示也向主席表态自己是“一颗红心”。
对于丁盛在“9·13事件”中的表现和态度，邓颖超的秘书赵炜在回忆录中曾提到过一件事：“这天，钱嘉栋、赵茂峰、纪东和我都在办公室里。下午，我们突然接到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的一个电话。丁司令员在电话中语调十分郑重地说：请转告总理，我们忠于毛主席，听毛主席的，听周总理的。周总理怎么说我就怎么办，我们已经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去办了”。
“9·13事件”后，中央对丁盛仍然非常信任。1972年3月，在刘兴元调成都军区后，丁盛被增补为广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又接替刘兴元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委会主任等职务，并于次年8月当选为中央委员。
1973年12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八大军司令员对调，丁盛与许世友互换位置，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毛泽东在召见丁盛时特意嘱咐丁盛：“你有心脏病，要注意休息”。
丁盛到南京后，立即制定了《加强战备值班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各级机关均要建立首长值班、作战值班、部门值班、部（分）队值班制度。同时成立军区浙东南前指，统一领导浙东南沿海战备工作。
四、
1946年8月8日，丁盛在视察完舟山地区防务后，又赶赴上海检查工作。当晚，他下榻在延安饭店。丁盛做梦也没想到，这个晚上发生的事情，将改变他的一生。
当时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将军正在上海治病的，也住在延安饭店。作为战友，丁盛吃过晚饭便去廖汉生的住处看望。得知廖汉生次日要去华东医院看病，丁盛便给上海市委打一电话，希望引起上海市委重视。
接到电话后，当时的上海市委领导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人当即赶到延安饭店，来看望丁盛。
丁盛和这三人并不熟悉，但碍于对方的身份，只得强打起精神应酬。寒暄中，马天水还大拍丁盛的马屁，说南京军区工作干得好，上海市委要多向南京军区学习。
在交谈中，丁盛告诉马天水等人：我这次来，是因为部队要在杭州湾搞演习，要来很多人，如本军区师以上干部、各大军区、总部都要来人，到时候都住上海，估计安置有困难，除了延安饭店要将现有的房都腾出来外，可能还要借用市委的其他招待所，另外后勤如副食品供应、车辆方面，到时都要麻烦市委帮忙，此外，演习地点离市区两个多小时，到时可能还得请你们派些民兵维持一下交通秩序。
之后几人又谈了些其他的事，马天水等人便告辞了。临走前，马天水问丁盛身体怎样，丁盛回答说心脏有点毛病。马天水又对徐景贤说：老徐，你到华东医院安排一下，给丁司令检查检查。
马天水三人离开后，丁盛便上床休息了。
对这天晚上的事，廖汉生是这样回忆的：“当天晚上，上海市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跑来看望丁盛。我在上海已经住了1个月，他们从未来过。大概他们觉得有什么不妥，于是让人向我通报：一会儿来看廖政委。他们几个人在房间里从晚上7点多钟一直谈到10点多，还没有出来。我本就不想见他们，于是就关灯睡觉了。”
五、
1976年10月7日，中央军委通知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政委廖汉生立即乘专机到北京开会。当晚10时30分，华国锋在会上宣布，中央对“四人帮”采取了“坚决的措施”，丁盛和在场的同志们一样，忍不住热烈掌声。
令丁盛没有想到的是，与这三人的这次见面，会让自己受到那么大的牵连。
1982年7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对丁盛下达了一份《免予起诉决定书》。决定书肯定了1980年起诉书中所列的丁盛罪状，“已构成策动武装叛乱罪”，而且“经审查核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只因为丁盛是“从犯”，所以“决定免予起诉”。
不久后，组织上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丁盛被安置在南昌一个干休所，并按照团级待遇，每月发150元生活费。
1984年9月的一天，丁盛独自一人去医院看病，突然心脏病突发摔倒在地。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这个打了半辈子仗的老兵，忍不住失声痛哭，周围人无不动容。
考虑到丁盛的身体，组织将他安排去南京治疗。之后几年，丁盛一家人一直挤在南京一条小巷子里生活。
医生建议丁盛要多运动，因此他便承包了全家人买菜的活。这便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很多人认出了丁盛，纷纷和他打招呼。
每次听到别人喊自己“丁司令”，丁盛都会摆摆手：“别这么叫，我现在不是了，叫我老丁。”
六、
1990年，丁盛的老战友、开国少将萧思明得知丁盛在南京生活后，打电话邀请丁盛来天津自己家里做客。丁盛十分感动，欣然前往，去天津住了一段时间，还在萧思明的陪同下，去自己当年战斗过的金汤桥、民权门等地故地重游了一番。
在天津期间，很多之前的老战友、老部下都纷纷赶来相见。见到当年的老首长如今像是换了另一个人，大家忍不住唏嘘不已。得知丁盛生活有困难，每个人在看望他时，都会拿出点钱塞给丁盛。丁盛推辞不收，战友们一个个都把钱硬塞到他的手上，嘱咐他买点营养品补补身子。即使有些战友自己的生活也有困难，也一定要拿出一点钱，表达一点心意。
听说丁盛人在天津，很多外地的老战友由于走不开，也纷纷邀请丁盛和夫人去做客。在战友们的资助下，那几年丁盛去了不少地方。
令丁盛最感动的是，他在54军的部下耿跃华和李百顺，专门来天津接自己去海南岛游玩，同时告诉丁盛：“您的住、吃、行都由我们包了，您什么都不要管。”
老战友、老部下对自己的关心，让丁盛得到极大宽慰，心情也舒畅了许多。那些年，他的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在战友们的帮助下，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于1993年联合发出通知，决定将丁盛安排到广州军区干休所养老，并将丁盛的生活补助费每月增加到550元，同时享受与当地退休干部相同的生活补贴和价格补贴，医疗则按正师职干部安排。
对于组织上的这个决定，丁盛很是感动。他逢人便说，自己这些年有三靠：靠子女、靠组织、靠战友。要不然，自己可能早就不在了。
住进干休所后，喜欢下象棋的丁盛还找到了不少棋友，经常和棋友们一下就是半天。
1999年，广州军区干休所新建了一栋住宅，丁盛也分到了一套。对于这套新居，丁盛非常满意：“我住过很多房子，但我最喜欢的就是这套。这套房子设计合理、实用。”
七、
此时的丁盛只有一个心事，那就是丁盛自己的历史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他也曾找过老首长、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但也没有等来想要的结果。
丁盛对此也看开了，他告诉夫人，自己要“保持身心舒畅，至于历史的功过，任由后人评说，谁又能封住后人之口？！”
尽管一生历经无数艰辛，但丁盛却从没对党中央有过怨言。临终之前他对家人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我不参加革命，可能一辈子都是一个放牛娃，我对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无怨无悔。”
1999年9月25日，丁盛在广州去世，享年8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