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袁晓轩，一名原国民党军队的军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迅速被提拔为八路军驻洛办事处的主任。到了1941年秋，一系列的秘密被揭露，袁晓轩竟向国民党高层透露了办事处的内部情况，甚至在1942年初，当八路军办事处准备撤退时，他背叛了自己的同志。
投靠了戴笠之后，他的命运又将如何发展？八路军办事处的主任，叛变后投靠戴笠，后来的结局怎么样？
延安来洛的先锋：刘向三与通讯处的建立
1938年10月，刘向三和他的团队在秋高气爽的季节里踏上了通往洛阳的长途。他们携带着来自延安的指令，一心想要建立起一个能够有效沟通八路军和国民党之间行动的联络机构。他们穿越了山川和平原，经过数日的跋涉，终于抵达河南洛阳，这座古老的城市在战争的阴影下显得格外沉重。
抵达洛阳后，刘向三首先接触了当地的军政领导，希望能得到支持设立联络机构。但第一战区的司令长官程潜对共产党的警惕和不信任，让原本计划中的顺利合作变得充满了障碍。程潜认为设立这样一个机构可能会增强共产党在华中地区的影响力，因此只同意设立一个名义上的“通讯处”，而非更为正式的联络机构。
初始的通讯处被安置在洛阳市中心的亚东旅店中。这个地点位于繁忙的市区，四周环境嘈杂，不仅不利于机密通讯的进行，其房间和设施的简陋程度也远远不能满足工作需求。刘向三和他的同事们在这里进行了简短的停留，很快就发现了地点的种种不便。
为了找到更加适合的办公地点，刘向三派出几位干部四处寻觅。他们考虑了多个因素，包括地点的安全性、交通的便捷性以及工作的隐蔽性。在多天的搜索后，他们的选择落在了洛阳南门外的贴廓巷56号，这里相对较为僻静，出入方便，更重要的是远离了城市中心的喧嚣，有利于保持通讯和活动的机密性。
选择了新地点后，刘向三和他的团队开始了转移的准备工作。他们购买了必要的家具和办公用品，同时联系了当地的友好力量，以确保在搬迁过程中的安全和顺利。在几天紧张而有序的准备之后，通讯处终于从亚东旅店迁移到了贴廓巷的新址。
新的办公地点虽然简陋，但为刘向三和他的团队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环境。他们开始设立必要的通讯设备，包括电报机和简易的无线电接收设备，确保能与延安及其他地区的八路军保持有效沟通。此外，通讯处还负责收集周边地区的军事和政治信息，为八路军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
虽然环境艰苦，设备简陋，但刘向三和他的同事们没有抱怨，他们知道这份工作的重要性。在这个小小的办公地点内，他们编写报告、发送电报、接待来访的八路军干部及其他抗日力量的代表，每一天都充满了紧张而有意义的工作。
卫立煌上任：通讯处的角色扩展
1939年1月，卫立煌上任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后，洛阳地区的政治气候明显有所改善，为共产党在当地的活动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空间。原本名为“第十八集团军驻洛通讯处”的机构，因应这种新的政治环境和卫立煌的支持，得到了扩展，并被重命名为“八路军驻洛办事处”。这标志着该机构的功能和影响力得到了显著提升。
在新的名称和扩大的职能下，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数量也相应增加，新引进的设备和资料使得办事处能够更有效地履行其职责。首先，办事处的通讯设备进行了升级，新安装的电台和加密设备使得与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之间的通讯更加安全和迅速。
除了传统的通讯工作，办事处还承担起了统战工作的重任。他们积极与各抗日民主团体及国民党的温和派系进行接触，协调各方力量，共同推进抗日事业。这些活动包括定期组织会议，制定合作策略，以及共享情报信息。
护送军政人员成为办事处的另一项重要任务。随着战争的进行，许多重要人物需要在各个抗日根据地和前线之间移动，办事处负责安排这些行动的路线和时间，确保这些人员的安全。
更为紧迫的任务是输送进步青年和采购以及运送前线物资。洛阳办事处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节点，负责接收和分配来自各地的进步青年，将他们安全引导至各抗日军政学校或直接派往前线。同时，办事处还负责联系和协调当地的资源，采购食物、衣物、药品及武器弹药等，然后将这些物资安全地输送到前线部队。
这些多方面的职责使得八路军驻洛办事处成为了洛阳及周边区域抗日活动的枢纽。每天，办事处都忙碌地进行着各种安排和协调，从早到晚，无论是接待来访的抗日同盟成员，还是处理紧急的物资需求，每一项工作都紧密地关联着抗日战争的整体进展。
袁晓轩的忠诚与背叛
袁晓轩，原本是国民党军队的一员，在1936年转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这一重大历史背景下，袁晓轩的身份转变使他被赋予了双重任务，一方面他作为党的成员，另一方面则仍旧保留着他在国民党的联系和影响力。到了1940年，经过几年的工作，袁晓轩因其在组织内的表现和军事背景，被提拔为洛阳八路军办事处（洛八办）的处长。
作为处长，袁晓轩负责监督和指导洛八办的日常运作，包括信息的收集与传递、物资的采购与分配、以及与国民党及其他抗日力量的协调工作。洛八办在他的领导下，继续扩大与国民党和其他地方势力的合作关系，为抗日战争的进行提供支持。
然而，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和国共内部关系的多次紧张，袁晓轩的工作和立场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抗战进入更加困难的阶段，资源短缺，战略失利频出，这一系列外部压力让处在关键位置的袁晓轩感到重大的压力和困境。
1941年秋，情况开始急转直下。袁晓轩在处理一系列紧张的国共关系和日益激烈的抗战情况中，开始对自己的立场和选择产生了重大的变化。他开始与国民党高层，尤其是卫立煌进行更频繁的私下交流。在这些交流中，袁晓轩开始透露洛八办的内部运作情况，包括人员配置、物资储备和战略意图等敏感信息。
1942年初，中央决定对洛阳及周边地区的共产党势力进行战略性撤退，以避免更大的损失，并命令洛八办负责实施这一撤退计划。在撤退计划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袁晓轩作为关键人物，本应负责确保撤退的顺利进行。然而，他选择了背叛，将撤退计划的关键信息提前泄露给了国民党的特务机构。
由于袁晓轩的泄密，撤退计划被国民党特务预先获悉，并迅速部署力量进行拦截。当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和军事干部依照原计划撤向孟津县时，他们遭到了埋伏，多数人员被捕，仅有少数人员侥幸逃脱。
袁晓轩的末路与审判
袁晓轩在泄露了洛八办的撤退计划后，不仅导致了80多位地下党员的悲惨牺牲，还为自己的未来埋下了难以挽回的祸根。在背叛共产党后，他投靠了国民党，加入了戴笠领导下的情报系统。
在戴笠的指导下，袁晓轩参与了多项针对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力量的情报收集工作。他利用自己过去在共产党的经历和联系，为国民党提供了大量的情报，这在当时被视为对国民党极为有利的行动。在国民党内，他因此获得了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力，开始看似光明的职业前途。
然而，1946年，戴笠在一次飞机失事中遇难，袁晓轩的处境随之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袁晓轩失去了最有力的支持者和保护伞，其在情报系统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急剧下降。在国民党内部权力重新洗牌的过程中，袁晓轩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决定转往较为边远的东北地区，加入了国民党保密局东北特种技术组，担任组长。
随着1948年的到来，中国的政治局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解放军在多个战略要地连续获得胜利，大大削弱了国民党的军事力量，使得整个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巩固胜利果实，对于那些过去在国民党内部从事反共活动、尤其是那些涉及严重罪行的人物，解放军和新成立的人民政府显得尤为关注。
周恩来总理，作为新中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于清除国民党残留势力具有坚定的决心。他亲自下达命令，要求解放军和地方安全机构加大力度追捕那些有严重反革命历史的人物，其中就包括袁晓轩。袁晓轩因为其在战争期间的叛变行为和在国民党保密局的活动，已经被列为重点追捕对象。
到了1949年，随着人民解放军的持续推进和国民党势力的进一步崩溃，袁晓轩的藏身之地越来越少。最终，在一次针对逃亡国民党高官和情报人员的精密行动中，袁晓轩在辽宁营口被人民解放军的特别小组成功捕获。
袁晓轩被捕后，很快被送往审判。鉴于其在抗战期间的背叛行为和战后在国民党情报系统中的活动，他被判处了重刑。随后，他被安置在一所严格管理的监狱中，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牢狱生涯。
袁晓轩在监狱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直到1983年中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和对过去历史事件的重新评估。在这个背景下，部分因历史原因被判刑的老人获得了特赦。释放后不久，他就在陕西省泾阳县因病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