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中国革命斗争中的中流砥柱，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和不朽功勋，无论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还是危机四伏的敌占区，王世英始终战斗在第一线，带着部队穿梭在枪林弹雨和秘密战线之间，他就是王世英。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都对他做出过高度评价，抗日战争时期，他曾是八路军的总参谋长，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却没有参与授衔，而且在60年代，他还遭遇了残酷的迫害，最后以一种令人扼腕的方式淡出了历史的舞台。
早年，王世英便怀揣着满腔热血投身于革命事业，积极参与学生运动。随后，他步入黄埔军校的大门。毕业后，他投身于兵运工作，在敌后开展了展开军事行动，为革命事业开辟了新的战线。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王世英成为八路军中的重要将领，担任副总参谋长一职。他不仅是当时的总参谋长，他还兼任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
当时八路军中的情报网，就是由他构建的，这些情报网在战争期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他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忠肝义胆
王世英是出身贫寒的农家子弟，他早年求学于山西国民师范，在那里，革命的种子悄然在他心中生根发芽。1925年，王世英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踏上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道路。
不久后，他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这里是无数革命者的摇篮。军校毕业后，王世英被党组织派遣到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担任三中队二分队队长和党支部委员，他在工人群众中传播革命思想，组织工人纠察队维护罢工秩序，展现了出色的组织能力和领导才能。
1927年，革命形势风云变幻，王世英被党组织派往粤北韶关，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新编第三教导师第一团党代表办公室主任，他深入军队内部，扩大党的影响。
随后，他又被调任叶挺师连长，参与卫戍武汉的重任。不久，他又被调到河南新编第十九军高桂滋部，任第六师三团七营政治指导员，从事兵运工作，为党在军队中争取力量。
革命的道路总是充满曲折，1928年冬，王世英随部队转驻皖北，参与中共皖北特委的亳州特分委工作。
同年春，他参加了皖北暴动，但不幸失败，身染疟疾，贫病交加，无奈之下回到洪洞老家养病。但是王世英心中始终燃烧着革命的火焰，身体稍有好转，他便毅然告别亲人，再次踏上革命的征途。
几个月后，王世英在北平阎锡山第三集团军政治部任科长，他秘密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收集关于阎军的内部情报。
当卧底是非常危险的，由于是在军阀手下当卧底。由于敌人的严密监视和怀疑，王世英遭到了怀疑，后来敌军将他滚到了监狱中，每天严刑拷打，想在他口中套取情报。
但是王世英几百年是遍体鳞伤，都始终坚贞不屈，始终保守着党的秘密。那段时间，他和党组织断了联系，党组织得知他被捕之后，想方设法救他出狱。但是，由于他在敌军的心脏地带，想要营救他，难如登天。
好在后来，他还是被营救出狱了，虽然当时营救他的并不是党组织。出狱后，他和党组织还是没有联系上，这段经历简直是他革命生涯中最为难熬的时刻。
在四处都是白色恐怖的环境下，他拖着病体，在危机重重的敌人的心脏地带和敌军周旋，他仍旧潜伏在敌人的内部，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
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但他就是做到了，他巧妙地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还搜集了大量的重要情报。
后来，他终于找到了机会，逃离了这里，来到了上海，还顺利的和党组织搭上了线。
后来党组织在商议之后，决定把他派到南京区，领导南京地下党。
“壮士挽弓”气如虹
为了王世英的工作安全，组织特意从湖南浏阳调来了女党员李果毅，担任他的秘书和报务员。两人以假夫妻的身份共同生活和工作，以此掩人耳目。
王世英用商人的身份作掩护，开了一家名叫“鸿昌南货店”的店铺，作为地下工作的据点。当时，王世英发现，国民党成立特务组织成立了一个叫蓝衣社的社团，他敏锐地意识到这将是一个潜在的威胁，于是及时向党组织并且提议派人打入内部。
后来中共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先后派遣了七八名同志成功打入蓝衣社，有的甚至还身居要职。这些“卧底”如同党组织的眼睛和耳朵，让蓝衣社的一举一动都尽收眼底。
在王世英的精心运筹下，南京地下党的力量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并迅速壮大。他利用同学，熟人等多种社会关系，派遣得力同志深入敌人后方，并且顺利的渗透到了敌人的军政核心部门。
后来，在王世英的领导下，这些人为党组织收集到了非常重要的情报，可以说，红军当时能够反围剿成功，王世英和这些地下党功不可没。
西安事变之后，国民党虽然和共产党达成了共识，要共同抗日，但是积极性不高，于是王世英遵照刘少奇的指示，派遣了张友渔和温建公两位学者，以大学教授的身份潜入军官学校，在军校里开设政治课程，传授抗日救国的道理，成功点燃了国民党基层军官胸中炽热的抗日火焰。
与此同时，王世英还起草了一份致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的抗日建议，让宋哲元为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战做好充分准备。
1938年8月，王世英被任命为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处长，肩负起对阎锡山第二战区抗日统战工作的重任。
临行之际，朱德元帅语重心长地找他谈话，总结起来就是四点，一是让他在阎锡山的老巢中埋下一颗“钉子”二是要阻止阎锡山投降日寇，三是防止他被蒋介石吞并，四是警惕的反共动向，并随时向中央报告阎锡山的动态。
在接下来的五六年里，王世英和老谋深算的阎锡山斗智斗勇，与此同时，他始终坚持中共中央的抗日统战方针，不遗余力地推动抗日救亡工作。
在这个过程中，他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多种渠道向阎锡山内部的各级官员和士兵宣传抗日理念，成功地稳住了阎锡山的部队。
毛主席后来说，正是因为有王世英，共产党才能对阎锡山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
解放战争时期，王世英也做出了极大地贡献，后来新中国成立，王世英之所以没有参与授衔，是因为他在授衔时，已经离开了军队，担任了山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一职。而当时的规定是，非现役军人不能参与评衔，所以王世英才没有参与授衔。
历史自有公论
1966年，中国政治风云变幻，王世英却不幸被迫害。
1942年，王世英在延安军委总部任职，并兼任指导驻山西办事处工作时，便因坚持正义而得罪了康生。
彼时，王世英作为中共七大代表出席了大会，正当他满怀热情地投入工作时，延安整风运动爆发。
面对这样的不公，王世英挺身而出，为这些同志申诉，他用自己的党籍作为担保，证明他们的清白。
好在当时毛主席和朱德等人，都很清楚王世英的为人和作风，并且相信他对党的忠诚，这才没有酿成大祸。
彼时，王世英是又气又恼，因为他当时已经是晚期肺癌，还半身不遂，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接受治疗。
但王世英的并未因此被击垮，他说：“枪毙了我也写不出来，你们把我拖死算了”。
直到1979年，历史终于还给了王世英一个公正的评判，他的名誉得以恢复，功绩得到认可。
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