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3月4日，著名作家丁玲不幸病逝，享年82岁。丁玲去世后，她的丈夫陈明召开家庭会议，表示丁玲健康时曾提出死后不开追悼会，不搞悼念活动，应该尊重她的遗愿。
丁玲
丁玲的儿子蒋祖林却说：“按照多数人的意愿，悼念活动还是要搞的。”最终全家人一致同意蒋祖林的意见，决定开追悼会，并希望到时候丁玲的遗体能够覆盖党旗。
陈明决定请王震主持丁玲的追悼会，因为在1958年，丁玲和陈明被划成“右派”，他们被安排到王震治下的北大荒接受劳动改造。王震并没有训斥丁玲这个“专政对象”，反而安慰她说：“思想问题嘛！我以为你下来几年，埋头工作，默默无闻，对你是有好处的！”后来王震经常过来看望丁玲，帮助她度过了那段最困难的日子。
陈明向王震提出请他主持追悼会的请求后，王震欣然同意说：“我一定出席，我来主持。丁玲很了不起，她是提着脑袋参加革命的。她长期遭受不公正对待，被开除出党，但她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在艰苦的环境中，默默无闻地为党为人民工作。我们中华民族有这样一位女作家，是光荣的！”
王震
3月5日，陈明拜访了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郑伯克，并向他提出希望丁玲的遗体覆盖党旗的请求。陈明说：“丁玲的一生都是为党、为革命而奋斗，希望遗体上能覆盖党旗。”
陈明说的是实话，丁玲的党龄确实很长。上世纪20年代初，丁玲与好友王剑虹从家乡湖南来到上海，先后在我党创办的上海平民女校和上海大学读书。当时瞿秋白也在上海大学任教，他非常欣赏丁玲，希望能尽快把丁玲发展成一名共产党员。
但当时的丁玲只想做一名正直的文学家，她还没有产生过要当一名共产党员的念头，她曾说：“过去曾经不想入党，只要革命就可以了，后来认为只做一个左翼作家，也就可以了。”
瞿秋白曾多次找丁玲谈发展她入党的事，丁玲却总是说：“我是喜欢自由的，要怎样就怎样，党的决议和束缚，我是不愿受的。”瞿秋白见丁玲这么说，也就只好由她。
年轻时的丁玲
直到1931年2月7日，丁玲的丈夫、共产党员胡也频在上海龙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她这才意识到斗争的必要性，她向党组织表示：“胡也频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他用他的笔、他的血替我们铺下了到光明去的路，我们将沿着他的血迹前进。”
1932年初，丁玲郑重地向文化界党组织的负责人阳翰笙提出入党的请求，对于这样一位坚强不屈、百折不挠的女作家，党组织满腔热情地接纳了她。1932年3月，丁玲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的几十年里，她一直在为党的文艺事业而奋斗。
但郑伯克听了陈明的话后，当即答复他说：“遗体覆盖党旗是有规定的，只能是党和国家副主席、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以上的国家领导人。所以，丁玲遗体不能覆盖党旗，但可以盖红旗。”
3月10日，郑伯克正式通知陈明，经过中组部、中宣部和作家协会共同商定：根据中央丧事从简的原则，丁玲不开追悼会，只搞遗体告别，地点在八宝山；遗体可盖红旗，不能盖党旗。
郑伯克
陈明对丁玲遗体不能盖党旗这条决定，难以接受，他在当天向中央政治局的一位领导反映了自己的不满，这位领导听后问在场的人说：“李大姐遗体告别时盖没盖党旗？”
“李大姐”是杨尚昆的夫人、戏剧家李伯钊，她在1985年4月去世。在场有人回答说：“听说是盖了。”
领导说：“既然李大姐盖了，丁大姐当然可以盖，都是作家嘛！干脆打电话找郑伯克来，把这些事定下来！”
没过多久，郑伯克也被叫了过来，领导问他：“李大姐遗体告别时盖没盖党旗？”
李伯钊
郑伯克说：“不清楚。”
一位秘书插话说：“听说盖了。”
领导当即表态：““既然李大姐盖了，那就破个例，给丁玲同志也覆盖党旗。”郑伯克听后没说话，陈明对此表示很满意。
但在第二天，郑伯克派人通知陈明：丁玲的遗体还是不能覆盖党旗。原来经过调查，李伯钊的遗体没有覆盖党旗，因此丁玲不能破这个例。
最终有人提议：做一面“丁玲不死”的红旗，由北大荒人敬献，覆盖在她的遗体上，最为适合，因为她曾在北大荒度过了10年的岁月。中组部很快批准了这一请求，至此，跌宕起伏的丁玲后事安排才算一切就序，画上了一个句号。
丁玲和陈明
崛起于上个世纪20年代中国文坛的丁玲，虽然一生坎坷，但最终得到了党所给予的公正准确、充分肯定其一生的评价，她艰难的一生总算有了一个较为圆满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