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一生大起大落、曲折坎坷，对于他的个人历史评价，半个多世纪来褒贬不一，毁誉参半，对于他一生的数次婚姻，世俗偏见更是鄙夷和不屑，而他本人则备尝个中酸辛、苦涩和甘甜。其实，人生的路都是自己去走出来的，何须在乎旁人的说辞与掣肘呢？
陈独秀的第三位夫人潘兰珍
潘兰珍是陈独秀的第三位夫人，出身贫民家庭，以其忠贞的情谊与陈独秀牵手，十年相伴，在极其艰难困厄之中，同陈独秀度过了最后一段坎坷的风雨人生之路，无怨无悔，可歌可泣，旷世绝代，他们之间这段情缘何以至深？鲜为人知，一直是当代人头脑里存在着的疑问。
1929年11月，陈独秀因为“大革命”失败，蒋介石曾悬赏３万元大洋通缉他。在此险恶处境之下，陈独秀不得不隐姓埋名，东躲西藏，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1930年，他潜伏到上海，在熙华德路石库门一座楼房里租了一间简陋房子隐居下来，整日深居简出，不是读书就是写文章。他居住的弄堂时称贫民窟，生活在这些贫民之间，现实生活的巨大反差，使他真切地感受到人生之无常，命运的沉重。
上图：1922年，陈独秀 (前排左一) 和瞿秋白 (后排左一) 等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合影
与和他相邻而居的是一位年轻女性，年龄在22岁上下，身材娇小，圆脸大眼，衣着干净，举止拘谨，一看便知是个憨厚老实的女人。这位女子叫潘兰珍，江苏南通县人，幼时随父母逃荒到上海，13岁便在纺织厂当童工。曾受流氓哄骗，同居后生一小孩，孩子夭折后就被抛弃，在一家英美烟草公司做工。说来也巧，或者说是一种缘分吧，相邻就有相遇相知的机会。潘兰珍苦难深重的身世引起了陈独秀的关注和同情。
一个是鳏居男子，一个是独身少妇，虽然年龄相差近30岁，但是久而久之，不同遭遇，巧为邻里成知己，几天不见，彼此心里就老是牵扯着。老夫少妇，惺惺相惜。潘兰珍知道陈独秀有知识，能写文章，是个做大事的人，因此她很懂事，从不打听先生的身世和行踪。随着彼此逐步加深了解，陈独秀对潘兰珍从同情到关爱，潘兰珍则认为老夫子心地善良，靠着他有一种安全感。久而久之，两人产生了感情，以至情投意合地结合在一起了。
陈独秀第三任夫人潘兰珍
那一年陈独秀51岁，比潘兰珍大29岁，他像一个长者一样呵护着她。两人结合后，陈独秀教潘兰珍识字明理，背诵和默写唐诗。她聪明伶俐，往往是一教就会，一点就通，进步很快，陈独秀从心底里感到欢喜。潘兰珍无微不至地料理陈独秀的饮食起居。两人生活在一起，都把对方作为知音和依靠，相亲相爱，相依为命，日子虽然过得平平淡淡，但也觉得挺舒畅。
1932年10月，陈独秀因再次被叛徒出卖，第四次被捕。当时这是举国上下的头号新闻，报纸均采用大字标题，有的还配有社论，许多文化名流呼吁，要求南京政府宽大处理，刀下留人。《申报》刊出蔡元培、柳亚子、杨杏佛、林语堂、潘光旦、董仁坚、全增嘏、朱少屏合署的《快邮代电》；傅斯年发表了《陈独秀案》一文，说政府决无在今日“杀这个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之理！”蒋梦麟、刘复、周作人、陶履恭、钱玄同、沈兼士等12人致电张静江、陈果夫说情；胡适、翁文灏、罗文干、柏烈武等或致电蒋介石或私下奔走，以求从宽处理。
陈独秀作为犯人在南京监狱的代号B9523
考虑到来自全国知识阶层与社会名流的期盼，国民党遂将陈独秀移交司法审判，拘押在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管理不像监狱那样严格。因此，陈独秀被囚后仍有机会与外面保持联系，他致信学生高语罕说，“我真对她不起，务请先生再探望一次…”表达了他对少妻潘兰珍的关爱。在高语罕的帮助下，潘兰珍来到了南京，在监狱附近租了间旧房子住了下来，每天到监狱照料陈独秀。潘兰珍的这一决定，既反映了她对陈独秀的朴实的忠贞爱情，又反映了当时一般女子所没有的豪侠气质。潘兰珍的这一举措，更出乎陈独秀所料，遂使他感激不已。
陈独秀第四次服刑的南京老虎桥监狱
陈独秀在漫长的牢狱生活中，潘兰珍一直相随左右，照顾陈的生活，有时也在监狱同宿，嘘寒问暖，关心备至。她是个自由人，陈不能办的事，都由她去跑腿与联络。陈在狱中著书立说，理论上不断发展，还有大量诗作，人们称他“人在狱中，思想飞向辽阔的空间”。潘兰珍相随服侍，为其收拾材料，整理书籍，生活上百般照料。当然，有时也有使潘兰珍感到头痛的。陈独秀研读重要专著或撰写理论文章，经常通宵达旦。为了他的身体，潘兰珍耐着性子加以劝阻，有时非要等到陈真正睡下了，还要守护一阵子，她才离开，回到自己的住处。所以好发脾气的陈独秀，从未对潘兰珍发过脾气，可以说是珍爱有加。
1937年春，陈独秀被囚于南京第一监狱
陈独秀在南京狱中五年，在潘兰珍的协助下，他的文章不断问世。陈独秀体弱多病，可他读书不倦，笔耕不辍，硕果累累，这与夫人潘兰珍生死相依、陪伴左右、精心照料，给了他精神和物质上甚多安慰是分不开的。
1937年8月日寇兵临南京城下，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曾答应共产党释放政治犯的要求，迫于形势，不得不宣布将政治犯统统释放，陈独秀也就重新获得了自由，他和潘兰珍迁居武昌，并向世人宣布结为夫妻。随后于1938年6月乘船入川到达重庆，后又溯江而上到了江津，几经周折，在友人帮助下，居住在江津县的一个山村鹤山坪杨氏山庄。这里是一个四周高山林立、人迹罕至的地方。谁知陈独秀到了那里，那里不久就成了国人注目之处。在接待络绎不绝的客人中，最忙的要算是潘兰珍了。她要招呼前招呼后，还要烧水倒茶，忙得不可开交。她应付灵活，热情周到，深得来访者的赞赏，也为陈独秀减轻了不少不必要的应酬。潘兰珍与当地山民百姓交往中，相处得很好，嘘寒问暖，扯谈家常，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也得到乡亲的很多帮助，至今仍然留下了极好的口碑。江津鹤山坪这方热土上乡民没有忘记他们。
陈独秀晚年在四川
陈独秀晚年在四川江津山村，其境遇着实凄凉，常常是无米下锅。他和夫人潘兰珍的生活，有时不得不靠北京大学的同学会和朋友的馈赠。他还担任《时事新报》的特约编辑，可以得到一些微薄的稿酬，以聊补生活之急需。他日子过得虽然十分艰难，但他却是个硬骨头。许多北大校友前来看望老师，表示要资助一些生活费，陈独秀很是硬气，对所有在国民党政府任职的校友，一概谢绝，分文不收。尽管他们说这是学生对恩师的一点心意，陈独秀却说：“你们的心意我理解，但我收了之后，话就说不清楚了。”在这困厄境遇之中，夫人潘兰珍无怨无悔，相随左右，体贴入微。有一次他们实在揭不开锅了，潘兰珍只得把陈独秀的一件皮袍托人进城送去当铺，当了几个钱给陈独秀抓药治病，买点米以度日。潘兰珍宁愿自己吃苦受累，只要他出来转转，散散心，放松一下，心里就已感到最大的满足了。
陈独秀历尽人生坎坷，晚年尤其不幸。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比他小29岁的年轻妻子潘兰珍伴随着他，因此，潘兰珍也被陈独秀的子女尊之为母。许多年后，陈独秀的三子陈松年深情地回忆说：“她（指潘兰珍）待我父亲很好，父亲晚年全靠她。她平时少言语，做事勤快利落。我们对她很尊重，尊之为母，我的儿辈喊她奶奶。她和父亲相伴终身。”这般声情并茂的话语，源于最为朴素的人间真情，不是禅悟修道可以修出来的。
据陈独秀晚年客居四川江津——鹤山坪杨氏山庄的老乡亲后人口述，当年因为生活困顿，少妻潘兰珍还在居所的院子边上开垦了一块地，种上各类时鲜蔬菜，以解囊中羞涩之虞。独秀先生本是个书生，从未种过地，看着妻子潘兰珍如此劳累，翻地松土、播种下肥，里里外外操持家务，他便要去帮点小忙。因此，村民们常常看到独秀先生一大清早就走出了石墙院大门，身挎竹篮, 手拿竹夹子在乡间羊肠小道上踽踽独行, 拾捡牛粪, 用于家中肥田种地。听之闻之，令人顿生敬意，感到了一位饱经风霜的读书人，晚年走麦城，归隐乡间，在大彻大悟之后，是用怎样的一种淡泊心态，呼吸自由空气，调剂心中块垒，寄情山水，默默地表达他对时局的关切与感慨！
陈独秀留给夫人潘兰珍的遗言是：“兰珍吾妻，望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潘兰珍遵照夫君的遗言，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在一家学校的食堂工作。她把养女潘凤仙从南通接回上海团聚，过着自食其力的平安生活。
1949年11月，潘兰珍因不幸身患子宫癌，病死于上海医院，走完了她的人生之路，享年41岁。这让我想起了中国唐朝女诗人李冶有句“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论及夫妻的情分，千年来已成中国经典，其实也有消极的成分。陈独秀与潘兰珍这对老夫少妻，在贫困潦倒中相识，患难与共，琴瑟同音，相濡以沫，相伴终身，不改初衷，他们之间的这段情缘，将永远传为后人的佳话，正应了“此情可待成追忆”。因此，要竖起大拇指道一声，潘兰珍，你才是现代中国的好女人！
陈独秀和他的第三任夫人潘兰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