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的斑痕
（三十二）
文/姚水叶
散会后，老支书走出会场，双手拽了拽敞开的衣襟，使劲裹了裹，摁紧了胸前漏风的皮肉，用了平时三分之一的速度，顶着云层里缺边明月，走完了一里半路。这一夜，他辗转难眠，那些催人奋进的集体主义是暂时放下，还是永久搁浅？若不是选队长，这个联产承包政策一定要在脑海里存放一段时间，等米书记追问的时候再传达下去。也碰巧天气缓缓就春忙了，也碰巧队长的空缺无论如何要填补，再说，以前每次传达国家政策他都没有延迟过，这次的确是平时养成的习惯才使这次公社的会议精神及时让社员家喻户晓了。也正是公社散会后，米书记拍着他的肩膀的同时又对各村众位支书说的：“这次的新政策要及时传达下去，不要有犹豫的思想，更不能吞进肚子不往外吐，无论是包产到组或是包工到人，都要对那些实诚的社员安排到位，他们离开集体这个大家庭是很困难的，也不能让奸猾的人钻空子，防止穷富不均，纵然有千百条想法，我们这一批老牛该顺势而为了。”这些话让他打消了消极的思想。
当他和那些个支书听到米书记这番话后也都不约而同地点头应允了。况且，社员会也开了，还有啥犹豫不决的，想到这里老支书歪着头努力地想要闭上眼睛，那颗忠诚的心在被窝里依然对无私的集体主义思想坚守着，捍卫着，并悄悄地举起右拳表示对于党的政策绝对执行，不敢懈怠！
黎明后的顺河风带着抽打肉皮的寒冷吹拂在几个新任组长和队长的脸上，吹进了没穿衬衣的棉袄内，他们也都习惯性地用双手裹紧了胸前的连冬棉袄，蹲在了闲置的碾盘上。昨晚没有开社员会的程有良操心着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到底是咋回事的疑问也早早地来到碾盘前，掏出了随身携带的紫铜旱烟袋，程永义掏出了一大块旧报纸，撕成了两指宽两寸长的纸条分发给程有坤、王致信，他们也都陆续地从程有良的烟包里捏出了烟沫，用柔软的报纸条卷起小拇指粗的旱烟根，习惯性地用舌尖舔舔纸尖，好让卷起的纸烟不散落，几个人就划着了一根火柴，用点燃的一根烟相互传递着火种。他们也都是轮流上任过队长的人，也都非常在意新政策的重要性，一个个嘴里叼着报纸棒棒，吐着清淡的烟雾，等待着老支书的碰头会。
程有良一袋旱烟还没摁实，老支书就从南向北走近了石碾盘，几个人同时站起身恭敬地向老支书微笑着，也都同时看到，一夜的时间，老支书变得有点沧桑，但他仍然是以前那个说话的口气：“我还想着你们不来呢，既然都来了，把会计叫上，给各组把预留的洋芋地分开，按亩承包，谁勤多干些，谁懒少干些，扒开洋芋窖，按组分，买回的二铵也按组分，春忙了，季节不等人，抓紧时间种洋芋。”
谁承想老支书的亲家更是对承包政策理解得透彻，还未等太阳露脸，就趁几个组长碰头时已经扒开种子窖，给自己掏了四大筐，并强调说道：“致信哥，我知道你是北边的组长，挂家坡地我占了，我老婆正挖地，我担了，你放心，种归种，我决不给自己煮着吃。”
几个人相互看了对方一眼，从那传递的眼神里看到了老支书亲家霸道的习惯。王致信无奈地说道：“咱北边十几户人，你一个人占了那大的地，让其他人都闲着睡觉？”
“那没办法，政策变了就要实行，不然把政策当空气了，你说是不？”
一见他犟的头头是道，新任队长慢条斯理地说道：“你把政策没当空气，却把我们干部当空气了。”
老支书的亲家对着新任队长伸出了小拇指轻言道：“哼，这么小的官也配叫干部？我按国家的政策种地是碍着你家的好事了？”
王致信又叹了一口气说道：“甭争嘴了，你掏的洋芋种就往地里担么，可不能浪费，种子不多，再给你占的地分一袋二铵，也不能浪费，三个组都要种，洋芋种完又该种早苞谷了。”
老支书的亲家听了这两句话，咧着嘴高兴地说道：“知道了！”
有了老支书亲家开的先例，上坡村二队在和往年相比之下，节约了一半时间完成了春种春播，也同时验证了老支书的预料，社员们打破了传统的上工模式，各组都形成了强者占有力更强，弱者无形中受到排挤的局面。早早从学校辍学回乡的小芳同桌田小平，因为失去了爸爸，人称封建脚的妈妈对他管教不严，养成了懒散的习惯，但却对正负极特别感兴趣，整天对着村里的变压器发呆似的瞅着，逮着机会就跟着电工进电房里认真揣摩电的原理，巧逢电工田新叔也是个热心肠，竹筒倒豆子似的，从自己的脑海里倒出了所有的知识传授给了田小平，然而，听来的学问并没有满足田小平，他从自家墙上摘下了小广播，又从大哥的屋里抱走了收音机，拆了装，装了卸，晚上不睡觉，早上叫不醒，日上三竿扛着工具从南串到北都没人要，嫌懒、嫌奸滑，整个春季都没挣到几个工，他妈急得撵不上打不着，提着嗓子训斥道：“正事不做，闲事有余，出门讨饭都赶不上热乎的，更甭说娶媳妇了！”
田小平不服也没有犟嘴，重新装好小广播和收音机原地放好，只告知了他妈一声要出门看看外面的世界，就无影无踪了。田小平的懒散也只是个例，其他劳力弱的工人家属、老弱病残的几个劳力也相应没有占到联产承包的便宜，挣的工分更不及往年同期。而且，新任队长也没有与水泥厂、机械厂建立融洽的合作关系，没有副业，仅凭锄头下的百十亩坡地薄田是改变不了上坡村二队七八十口人的生活水平的。直到春尾，老支书才从水泥厂厂长紧锁双眉的口中得到挣钱的门路：“制造水泥的原材料供不上，石料厂开釆的石头堆积如山，磨料机前空空如也，电机又不能停，重新启动更费电，你们队里春种结束了，就帮厂里运石头，以保证机器正常运转。”
老支书听后喜出望外，立刻和队长、组长碰了面，和水泥厂达成协议，从山上往半山腰的运输机前扛石头，经过双方精心该算成本，国家的电要掏钱，社员的劳力不掏钱，以一碗稀䅟完全撑半天的成本，又以每天一块七毛二的劳动成本核算，又怕别的生产队占了先机，慷慨地以每立方石头一块八毛钱的高价达成协议，谈成了这笔买卖后，二队社员不分男女老少，不分阴雾天晴，给陡峭的山上踩出了两条小径，远远望去扛石头的社员穿梭在棘木丛中来回往返，像蚂蚁搬山一样帮水泥厂渡过难关，还不定时地抽出精壮劳力当了水泥厂的临时援工，从山上到厂内虽然保证了水泥厂运输机的正常运转，保证了源源不断送出大门的水泥卡车，两个月下来，社员们的脸上布满了勤劳后的笑容。程小芳从每天给程有良和笨笨哥记的私下工分看到了希望，也从父兄俩起早贪黑的忙碌中感受到了一块八毛钱的分量，一家人也第一次尝到挂面的味道。政策的变化也同时超乎了老支书的想象，他隐约地感觉到，往后的日子里，贫富的差距会越来越明显。
【作者简介】姚水叶（女），陕西西安人，于一九七八年毕业于太乙宫中学，现以打工为生，更爱文学，曾在诗刊及各文学平台发表过诗歌、散文、小小说等，喜欢用笔尖传递亲身体会和见证过的社会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