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外出打工的人都能挣到钱。可是有多少人知道，在深圳打工的背后，藏着多少辛酸与无奈？
我是王德广，村里的老支书，今年六十二岁。说起这三十年来村里的变迁，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二婶李玉兰的故事。
那是1992年的春天，二婶带着15岁的儿子阿强说要去深圳打工。那时候的深圳，在我们这些泥腿子眼里就跟天上的月亮似的，遥不可及却又让人向往。二婶走的那天，整个村子都轰动了。
二叔没拦住她。说实在的，那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就连锅都快揭不开了。二婶走时只带了一个破旧的蓝布包，里面装着几件换洗的衣服。谁知道这一走，就是三十年。
刚开始几个月，二婶还偶尔寄些钱回来。后来，连个信都没了。二叔整天守在村口的邮递员落脚点，可等来等去，等到的只有乡亲们异样的眼光。村里人背后嚼舌根，说二婶被深圳的大老板包养了，说她做了不正经的事，甚至还有人说她早就去了香港，嫁给了个老外。
日子一天天过，二叔的身子骨也一天不如一天。1995年那个冬天特别冷，二叔病重卧床，嘴里一直念叨着要见二婶最后一面。可直到咽气，也没能等到她回来。那年，有个从深圳回来的人说见过二婶，说她开着红色的奔驰，住在最高的楼里。这话传到村里，更坐实了大家的猜测。
日子就这么一年年过去。村里盖起了楼房，通了水泥路，年轻人也都外出打工了。二婶的事，渐渐被人淡忘。阿强在县城开了个小超市，成了家，有了孩子，日子过得还算安稳。
直到去年冬天，村里突然传开了消息：二婶要回来了，还说要摆流水席请全村人吃饭。这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转眼传遍了整个村子。有人说她发达了要来显摆，有人说她良心发现想赎罪，也有人说她是来要二叔留下的那块地。
流水席就定在村委会旁边的大操场上。那天一大早，就看见十几辆面包车运着桌椅板凳往这边赶。村里人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眼睛都盯着村口的方向。
将近十点，一辆普通的出租车停在了村口。车门打开，下来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穿着很普通，背着个旧行李箱。要不是她自己开口，还真没人认出这就是二婶。
酒席上的气氛很不对劲。村里人吃是吃了，可话里话外都是冷嘲热讽。阿强更是直接，一口一个”李玉兰”地叫着，连个”妈”字都不肯喊。二婶就坐在主桌上，低着头，一声不吭地掉眼泪。
酒过三巡，有人看不下去了，站起来当面质问二婶这些年去哪了。二婶擦了擦眼泪，默默地打开了那个旧行李箱。
箱子一打开，全场都安静了。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三十年的工资条，一张张泛黄的汇款单，还有深圳血汗工厂的工伤证明。原来，当年阿强查出了重病，需要很多钱。二婶去深圳，是去血汗工厂打工。后来又听说二叔欠了高利贷，她就一个人扛下了所有。
那些工资条上的数字很小，可架不住时间长。三十年，她就是这样一分一厘地攒着，还了二叔的债，养大了阿强。至于那个开红色奔驰的传言，纯属空穷。这些年，她一直在深圳做保洁员，住在城中村的地下室里。
故事还没完。在行李箱的最底层，二婶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份专利证书。原来她在血汗工厂干活时，想出了一个提高生产效率的新工艺。这个发明被工厂老板看中，成了专利。后来，工厂老板良心发现，主动分给她一部分专利收益。
这一下子，二婶成了千万富翁。可她依旧过着简朴的生活，把钱都攒了起来。这次回来，是要在村里建个工厂，带领乡亲们一起致富。工厂选址，她定在了二叔的老屋那块地方。
“这是你爹的心愿。”二婶对阿强说，“他临走时说，要是有朝一日能建个工厂，让村里人都有活干，那他就是做鬼也能笑着走。”
席间，二婶又宣布要出资建一个村民活动中心，就在村委会旁边。她说，这些年的专利收益，要全部回报给村里。这时候，整个场子里鸦雀无声。突然，不知道是谁带头跪下了，接着，在场的村民都跪了下来。
那一刻，我看到二婶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落下来。她颤抖着说：“我对不起二叔，可我没对不起这个家，没对不起这个村。”
如今的李玉兰工厂已经开工建设，村里人都叫它”玉兰花工厂”。每天早上，二婶都要在工地上转一圈。听说她还在村委会报了个夜校班，说要学习新技术。她说，这辈子，她欠村里人一个交代，欠二叔一个公道，更欠儿子一个母亲。
现在村里人提起二婶，都说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可我知道，她不过是个普通的中国农村妇女，在黑暗中默默前行了三十年，只为给家人一个光明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