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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杂志是毛主席一手创办的，刊名也是毛主席亲笔题写的，更是一度成为“两报一刊”中的“一刊”，备受党和全国人民的特别关注。
但在1979年的务虚会上，有24名同志联名建议中央，应该彻底改组《红旗》杂志编辑部。
为什么《红旗》杂志编辑部需要进行改组呢？《红旗》又经过哪些光辉历程？
一手创办
创办《红旗》杂志并不是毛主席心血来潮，他早在1955年就提出各省市应该办好的刊物，并在三年后的南宁会议上正式提出创办党内的理论刊物的问题。
之后，一些同志想让毛主席来为刊物定名字，但他老人家认为还是让大家一起寻好名字，择优上报，就这样，毛主席在汇集上报的名单中圈定了“红旗”这个名字。
刊物名字定下来之后，毛主席还写二十多副题头，并在给《红旗》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写到：如不能用，再试写，还在其中两幅“红旗”字旁，注明“这种写法是从绸舞来的，画红旗”，另一幅旁写有“比较从容”。
最终编辑部从中选出了两个字作为杂志的正式刊头，这也是大家所熟知，并赞不绝口的“红旗”二字。
《红旗》正式创刊之后，毛主席也一直关注着《红旗》的工作，不仅将自己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在杂志上刊发，也会向编辑部推荐一些新文章。
另外，毛主席还会对一些稿件做精心的修改，如果发现错误的话，会向编辑部写信要求整改，如此认真用心，可见毛主席对于《红旗》杂志的良苦用心。
正是在毛主席的关怀下，《红旗》杂志在一段时间内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六七十年代，与两大权威刊物《人民日报》与《解放军报》并列，成为“两报一刊”中的“一刊”。
从《红旗》到《求是》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一个新的历史节点，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来，思想上则是关于真理问题标准的讨论，这就需要刊物适应新形势作出改编。
只不过，在这一过程中《红旗》显得“格格不入”，在当时讨论真理标准的热潮中，《红旗》杂志始终保持沉默，这一下让《红旗》处于被动的地位。
作为党中央的理论刊物的《红旗》却一直沉默不语，让一些同志和忠实的读者感到一片疑虑，也有不少人的对此提出异议，有24名同志联名上书指出问题，要求改革。
其实，《红旗》杂志只是严格执行 “不表态”，“不介入” 的指示，对这场讨论包采取慎重处理的态度，但也正是这种沉默，《红旗》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之后，新上任中宣部部长胡耀邦同志与《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促膝长谈，在谈话中，胡耀邦循循善诱并表示，这件事不应该升任到政治高度，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随着《红旗》杂志工作完全回归正轨，关于经济建设的文章基本每期都会有，还注意到了科学技术和教育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并在这一方面发布了大量的文章。
然而，即便如此，1987年《红旗》杂志仍面临撤刊，中央党校将主办新刊物，此决定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令不少人震惊不已，亦议论纷纷。
不过，摆在《红旗》杂志编辑部的首要问题是，1988年的第一期要不要出版，按照计划第一期应该在12月27日付印，但突如其来的变动打乱了部署，只能向上级请示。
在经过一系列的讨论之后，在保证必须停刊的前提下，第一期依旧照印照发，并成立了三人小组负责改刊工作，直到第二年6月16日，《红旗》出完最后一期后正式停刊。
在《红旗》最后一期中并未提到停刊的消息，只是在标题上提到了“欢迎订阅求是杂志”，也就是将《红旗》改为了《求是》，刊名发生了改编，《红旗》也就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在这一过程中，苏星主持了《红旗》最后几期工作，他后来是《求是》的总编辑，他认为刊名改为“求是”的原因是改革新形式的需要，其刊名也符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以及刊物的“性格”。
之后，经济建设成为了《求是》杂志宣传重中之重，也是党中央主办的刊物，与前身《红旗》有着同样的地位和使命，对党的重要举措和精神进行宣传，在实践中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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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中国新闻网，2008年07月28日，从《红旗》到《求是》党刊变动见证中国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