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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代，上百位进藏大臣及其幕僚、随从踏进西藏并在此办公巡视，驻军、从商、朝圣等人员亦颇多。他们或来自川滇湘赣、烟雨江南，或齐鲁大地，或白山黑水、华北中原。
这里的山河地理、风土人情、文化宗教等，对于这些来自帝国各个角落的大员们来说都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世界，惊异、新奇、震撼……，迥然不同于此生此前的体验。
别有洞天的所见所闻，让很多有心人感慨之余留下了对当时西藏民俗、风土、气候、交通的文字记载，到今天，这些记录就成为了研究当日西藏的珍贵史料。
01 宏伟的寺庙和宫殿
经过千山万水，抵达肥沃的卫藏地区，到达圣城拉萨，最先震撼这些驻藏官员的，乃是拉萨寺庙和宫殿的宏伟富丽，这和他们对西藏蛮荒的想象是完全不同的。
寺院建筑别具风格，层楼重迭，整齐壮观，主殿经堂宽敞，寺门前砌修大小佛塔供煨松柏枝用，周围多置转经筒，由人顺时针方向转动，借以祈福禳灾。拉萨的布达拉宫建于红山上，高达13层，工程艰巨，气势宏伟，金顶巍峨，红白垩壁，起落自然，浑然一体，是藏族建筑艺术的光辉典范。
吴廷伟（字端人，黄山隆阜人，康熙晚年定藏之役发生，选拔能员随军办事，吴以知府职分随军督粮）《定藏纪程》对当时布达拉宫的描述，揭开了这座壮丽辉煌的历史建筑的神秘面纱，让人们从作者的笔下看到了这座宫殿的真实情况:
“藏西里许，有一座山， 山上盖坐北向南大庙，乃达赖喇嘛所住。南边山下，圈山有城三门，东西南各一门，二三里，宽大，上山之路用石铺好，一丈宽，有栏马墙， 向东上去，山后有两条路，与前边路一般。此山上房子甚多，有干门万户，至顶九层，连接套盖。
由梯而上，路径逼人。墙地皆系石灰粉成，一片雪白，第八层楼锡瓦殿，第九层楼金瓦殿，西边有一金瓦殿， 内有金塔一座， 四丈余高镶嵌多是珊瑚宝石之类。南北有银塔各四座，丈许高，佛像与中华喇嘛寺内一般，也有铜胎，有泥像殿内柱子有花氆氇包裹，栅幔用花蟒缎结吊，窗格子雕刻甚精，画像巧细，不能尽述”。
甘丹寺占地面积达1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7.75万平方米，建筑的宏伟壮观，依然表现于字里行间。据《卫藏通志》记载：“拉撒（即拉萨）东五十里噶勒丹山，宗咯巴先在大昭率众喇嘛赞招诵经燃灯，众喇嘛求立寺院，宗喀巴乃手举金刚菩萨云：宜在旺固尔山创建。
遂造大经堂堂，内塑桑堆，即阴阳佛，德木楚克，即安乐佛，多尔影佛像。又修沙尔孜、江孜二处扎仓，以供众喇嘛栖止。相传距今有三百八十余年。其形式与布达拉略同，其经楼、佛像、幢幡、宝盖华丽与大小昭寺相似。
乃宗喀巴坐床之所，示寂于噶勒丹寺（即甘丹寺）弥勒佛前，为黄教发源之地，有黄教堪布喇嘛主之。”在作者的描述下，甘丹寺佛殿经堂林立，鎏金房顶高耸，灵塔坛城壮丽，僧舍纵横密布，各种建筑依山层叠，俨然是一座幽静的山间小城。
乾隆时代进藏的四川总督孙士毅《木鹿寺》(今木如寺)诗:“几重楼阁耸朱垣，落日登临气象尊，欲问怯陆左行字，寺门西去有经院。“该诗不但描写了木如寺的宏伟，也表明寺庙的西面曾有一所经院。
对于这所经院，孙士毅的幕僚周蔼联在他的笔记《西藏纪游》中有非常有画面感的记载。"每园各种杨树五百株，其下每树坐一习经喇嘛，风雨不移。中一台为讲经之地。每日二次出园，至小召引酥茶，食粑。
至于大昭寺，周蔼联是这样记载的:“金碧崇闳，为西藏一大古刹，屋宇深邃幽暗如入深衖……燃酥油琉璃灯，昼夜不绝火。“甚至还有当年的仙女节的记录:“百喇末即白纳么，系女相，为彼地财帛之神，相传其夫即罗公甲布(直宗赞护法)。一年一度界其行像，绕藏(大昭寺)一匝，垂仲(神汉)念经，射驱崇。阖藏妇女前一日挂哈达者以数万计，收入商上添备用度，亦生财之道也。
令人惊奇的还有寺庙的人物，例如大将军福康安的幕僚杨揆在他的《夜宿东科尔寺》一诗中就描写了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闭关老僧:“古寺枕山麓，地僻人踪稀。枯僧瘦如腊，尘渍百衲衣”。
而孙士毅则描写了今日已经很少见的卡尔鲁宫廷歌舞场面：“明僮崽子，十十五五，赤脚花发催羯鼓……跳钺斧，胸前花氆氇，耳后玉缤珰。忽持飞矢上马去，前村正打牛魔王”。其中一些古老的民俗，如今已经无存。
02 居住与服饰
在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受到地理条件的影响，在清朝时期，也呈现出另外一种居住风貌，既有畜牧区牧民搭建的帐篷，也有城镇中市民居住的房屋。
农区多垒石建屋，牧区则用帐篷。房屋平顶多窗，造型简洁，敦实质朴，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多建筑于向阳高处，座北向南。一般以石块或夯土筑墙，形如碉房，楼房上层住人，室内多设有佛龛，下层多作库房或畜圈，有院落。层内铺木板或坐垫。牧区帐篷用牦牛毛织成，色黑，冬暖夏凉，迁移方便。农村多半在房外围以小墙以为小院，供放柴草和豢养牲口或家禽之用。
帐 篷
以帐为屋，是游牧牧民长久以来的主要居住形式，在西藏、内蒙古、新疆等广大北方游牧区都有分布。因在藏北广大牧区水草众多，牧民的频繁迁移和居无定所，“其人随畜牧而不常穴居”，所以，帐篷的拆装方便，也成为藏北地区牧民的首要选择，其中帐篷又有“黑账”“白帐”“花帐”“布帐”等帐篷之分，其中“黑账”使用最多。
楼 房
这种居住建筑主要分布在城市和半畜牧半农业的地区。“然颇有城郭者，屋皆平头，高者，至数十尺”，“其国都城号为逻些城，屋皆平头，自炉至前后藏各处，屋皆平顶，砌石为之，上覆以石土，名曰碉房，有二三层至六七层者” 。
一般局舍多为石木结构，墙体多为石砌。藏区居民的建筑及装饰因各自经济条件的不同而差异很大，“贵人处于大毡帐，名为拂庐，寝处污秽”。因此富者贵人可以雕梁画栋，贫穷者房屋甚为单一。
衣 饰
藏族男女多蓄辫，喜戴首饰。男子头发编成独辫盘在顶上，也有的剪短如盖。女子成年后开始蓄辫，有的梳成双辫，有的梳成许多小辫披在背上，并在辫梢或特制的发架上挂上饰物。
男女都喜戴呢帽或细皮帽。藏族的衣着上身穿绸、布长袖短褂，外着宽肥的长袍，右襟系带。一些农区妇女穿无袖长袍，长袍多用羊毛织成的氆氇制成。
牧民多不穿短褂，只穿无布面的羊皮长袍，在领口、袖口和衣襟上，缝上细长皮或色布镶边。男女均穿氆氇长靴或牛皮长靴。男子腰间系长带。农区女子多在腰间系一条图案瑰丽的围裙，藏语称“邦单”。
通用栽绒毛毯作卧垫和坐垫，盖羊皮被或氆氇被。他们常袒出右肩，便于活动，或袒出双臂而以两袖将袍系在腰间。袍长及脚，睡觉时宽舒腰带，全身可以蜷伏于长袍之中，以代垫被。
喇嘛的袈裟通用紫红色氆氇制成，用长幅缠身，下穿围裙，足登长靴，头戴僧帽。哈达是一种特制的丝织长巾，在拜访客人时，双手捧上，表示敬意。
冠服立制
金光灿灿，龙腾祥云，凤舞九天，宝相花开……这是怎样一幅繁华极乐景象！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如此胜景就出现在清代西藏地方政府官员的件件衣服上。
早在公元7-9世纪的吐蕃王朝时期，西藏就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官服制度。那时，藏王、王妃以及大臣的服饰按官职品级不同，采用了不同质地、颜料、顶戴等。
从遗留下来的松赞干布雕塑和壁画中，我们能看到在传统的藏装中融进唐朝服装的风格。元朝建立以后，西藏地方政府官服的式样和图案就开始有了蒙古服饰的痕迹。
1751年，西藏废藏王，正式建立起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官员分为僧官与俗官两大系统，都实行品级制度。其官员品级，也是根据清朝内地官制体系制定的，主要采用了清朝九品制中的五个品级，即三品至七品。
西藏地方政府官员服饰有严格的等级规定，服装的样式和颜色，均因品级不同而有所区别。例如，三品噶伦穿黄色彩云腾龙缎子袍服，发髻簪红宝石或珊瑚顶饰；代本、仔本等四品官员穿黄蓝四相（山、水、云、龙）缎子袍服，发髻簪绿松石；从四品官员穿紫红缎袍；五品官员穿紫色或棕色缎袍；七品官员只能穿紫红呢袍。
官员穿着的藏袍虽然等级高，但与民间藏袍在结构上并没有根本区别，差异主要表现在质地和花纹上。官服质地精细，花纹讲究，一般为缎袍，由黄、红、蓝、绿、白、紫等颜色作基调，上面有龙、水、鱼、云等纹样。
三、四品俗官官服——云龙纹金丝织锦长袍上饰有四爪龙纹，而四品俗官冬装——云龙纹金丝织锦斜襟长袍和三品僧官冬装——饰皮毛边织锦花缎对襟长袍上所饰的龙纹有五爪。
早在清初，清政府就为藏族上层阶级供应来自江南三织造的“应用俸缎”。这些云锦大受欢迎，原因除了云锦符合藏族气质与审美需求以外，还有一些实用功能：西藏地区气候干燥、风沙大，而云锦质地挺括，表面光滑，厚薄适宜，不易沾灰，保暖性能好，表面持久鲜艳。
这些供藏族上层阶级享用的“应用俸缎”数量，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生活消费和宗教装饰特殊需求，因而他们每年委派专人到北京、张家口等地专程自行采办，或通过北方的经营庄号向南京机坊定织，有时也会直接到南京向一些民间大“号家”购买现货。
前藏通过当时驻北京雍和宫的“扎萨喇嘛”采办，后藏通过北京皇寺采办。除自行采购以外，他们还会采用“以物易物、协议论值”的方式，用羊毛、毛皮等当地名贵特产交换回汉商人手上的云锦。
03 婚姻与家庭
在圣城拉萨带来的最初震撼之后，驻藏的官员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到了西藏的生活，例如宗教、民俗与节日、婚姻与家庭、物产、食物甚至葬俗。
家 庭
令正统方志《卫藏通志》和笔记小品《西藏纪游》都感到惊讶的是西藏的男女关系，女性的自主、自立，并不依附于男人，自主选择情人，甚至有一妻多夫的习俗，无不让来自大男子之风盛行的内地满蒙官员们感到吃惊。
“乌拉人皆笑其无能，也不以淫乱为耻，父母不之禁，夫妇不知怪。”而且这些夫妇开心就相处，不开心就自择所欲而适。
《西藏记游》中有同样的描写“藏俗女强男弱，差徭辄委之妇人……其妇人能与三四弟兄同居者，人皆称贤，谓其善持家也”。有的家庭“弟兄三四人只娶一妻，共之，如生子女，兄弟择而分之”。要是妇人能与兄弟几人同居者，当地人皆称为美事，认为这是能治家的表现。
另外，古代西藏家庭之中“女强男弱”，“明媒正娶者少，多苟合。” 凡做生意买卖亦属妇人，还有种田纺毛线织辫子等等；
甚至有令人感伤的情节:”(驻藏人员有藏族情人的)，其女为之炊、汲、缝纫、操作甚勤，并有以所蓄赀囊为之营运者。其人归时，番女或持酒远送数百里外，唯不能挈之同归耳。
婚 姻
在整个清代统治时期中，西藏的婚姻形式主要有三个方面，即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制和一妻多夫制。其中一夫多妻制又分为三种，即一般的一夫多妻制，姐妹共夫和母女共夫。
一妻多夫制又分为兄弟共妻，父子共妻和朋友共妻三种。其中一妻多夫制较为少见，多“存在于占有一定生产资料的小私有者阶层中，尤其是在差巴等级中表现突出”。
而在拉萨，由于上层阶级聚集于此，贵族众多，婚俗与西藏其他地方稍有不同。首先，婚配需门当户对，男方择偶必要窈窕贤淑，双方同意，“既约日期至女方家，遍亲友招待，以侯其媒人，往男家以酒述说平行年岁，父母诺之，则其酒饮。并受聘礼金银绿松石珠宝等物，则女家收受，既允择日迎娶”。
到了婚娶之日，女子穿戴金银珠宝饰品，坐在用彩色绸布搭起的彩棚之中，女方父母坐其旁边，坐前则有糖果食品、汤粥酒水。吃完后，由两家亲人扶新娘致男方家中，若距离较远，则乘马前往。亲友则将青稞、麦子等陪嫁之物送往男方家中。
婚宴时，通过歌舞和美食佳酿助兴庆贺。翌日，新婚夫妇穿着华丽服饰，前往亲朋好友家中拜谢，直至婚嫁第三日时，婚庆才结束。可见，在当时西藏，统治阶级、贵族等严禁与低层百姓通婚。又由于拥有大量财富，其婚礼的华丽程度、庆贺时间皆远超普通百姓人家。
离婚方面，清朝西藏地方政府制定《十三法典》，西藏地区的离婚程序已按照法典的规定进行，“亲属离异处理原则：法律规定，夫妻离异，不论其财产情况如何，均须按最初结合时的协议，认真查清离异原因，以事实为重，务必公正判决。”
《十三法典》的亲属离异律不仅规定了婚姻解除的判决方式，还规定解除婚姻时的责任归属、离婚财产的分配子女由谁抚养等。因此，在此方面，藏区的婚姻解除并没有太多的传统习俗在发生作用。
日常生活
如果女子未嫁，头发就顺势披着，嫁了之后就要将头发交叉撘顶上，再以红哈达作圈勒在头上。而昌都地区女子未嫁，头发亦是顺披；嫁则用珊瑚作两花，有菊花一样大，戴在额上。
一旦出嫁，再不归家，就是回到娘家，也只在门外饮茶酒，母亲到女儿家里也是一样；当地只要女子嫁人，就不再到别的人家去，否则会认为不吉祥，更是不能进入庙宇。要是有喇嘛与人通奸，就会将两人剥皮萱草，其尸或投水或弃野外。
对于生育也记录得相当详细的，也有很多的原始气息；例如子女出生之后不洗浴，不剃头，落地时其母以舌䑛之。过了三天，即以清油或酥油涂擦周身，然后再让婴儿晒几天太阳，之后再以炒面调汤灌之，多不喂乳。不喂奶，这应该与当时当地的营养状况有关，或许也是在具体环境下的一种生存方式。
藏族习惯上有名无姓。名字一般有男女性别之分，通常是两字或四字，多取自佛教经典，因而重名的人较多，分别在名字上加上大、小或本人的特征，也有在名字前面加上出生地、居住地或本人职业以示区别。贵族、活佛在名字前面有房名、官名或尊称，房名是世袭庄园的称号，没有血缘的意义。
04 饮食与农业
清代内地人的世界观中，对西藏有一种蛮荒想象。甚至到了清末民初，著名的《清稗类钞.气候类•西藏气候》中还看似颇为可信地写道:“西藏天气凝寒，地气瘠薄，干山雪压，六月霜飞。石多田少，五谷难成，有黍豆荍之产者，仅藏东巴塘弹丸地耳”。
可是在几百年之前的乾隆时代，驻藏大臣和琳和和宁就在诗歌中描写了卫藏农业区的肥沃。和琳所写的是初夏的耕种:“中土麦秋泽未降，边庭仲夏陇初耘”;和宁则描写了丰收景象:“黄毳干家当昼呗，青稞万陇趁晴耘”
通过以往对西藏理解，众所周知在藏区，主要农作物是青稞，青稞也是麦类作物的一种。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粮食作物也在耕种，如在昌都县，“本县东北两部半为游牧，土壤跷瘠，沿杂楮河、鄂穆楚河以及大江两岸，黑土黄沙、悉为良田。
水田年收两季，旱田一季，所产有青稞、大麦、小麦、豌豆、圆根、菽粟等，自设治后教种马铃薯，现为人民大宗食料。产菜蔬，因此汉人居多临城附近辟地为圃，数十家瓜棚豆架，形同内地”。
但同居住一样，也受到居住在畜牧区或城镇的不同，饮食方式也有不同，但总体而言藏区的传统食物有糌粑、面粉、肉食等。
糌粑是藏区主食，由青稞加工制成。青稞的培育已有千年历史，如“须从弥山缝间，取出青稞、小麦豆……播于地上”。糌粑的磨制是将青稞炒熟后用水磨或者手磨磨制为粉末即可。而藏区多为水磨青稞。
牛羊肉也多为藏区日常饮食。多为将鲜肉或冻肉用清水煮熟，再以刀割切食之。而宰杀多因牛羊在秋季膘肥体壮且季节适宜保存肉质而集中。同时藏民也多将肉存放于室外，需要时割下而食，不太理会肉食是否已经腐烂变质。藏民也喜欢将肉制作为风干肉，因为藏北地区气温较低、气候干燥，所以也为当地特色。
酥油，也是藏区饮食结构中的重要构成部分，藏人生活中，抓糌粑、酥油茶、酥油灯，婚丧嫁娶节日庆典都离不开酥油。酥油是从奶制品中提炼出来，多为牛羊的奶制品，酥油的质量以秋季和夏季为佳，这也与环境因素有较大关系，这时的季节水草丰足，牛羊膘肥体健，易产好的酥油原料。
进餐时，使用随身携带的木碗和带鞘短柄尖刀。每餐量少，一般日食五、六餐。喜饮青稞酒。以牛奶制成的酸奶、奶渣等，也是日常的食品。有些地区，也食用米饭和面条。牧区妇女喜用酥油涂面护肤。僧人不忌荤，可以吃肉。
饮料之中除了酥油茶最为流行外，酒类也非常受欢迎。藏人“接手饮酒，以毡为盘捻面为碗，实以羹烙，并而食之”。由此可见酒类在藏民日常生活之重要。酒类有青稞酒、藏白酒等。
在饮食禁忌中，忌食鱼肉较为复杂，在昌都地区，鱼类资源丰富，但人们视鱼为神圣之物，导致此地人们普遍禁忌食鱼；也不吃奇蹄类兽肉，大部分地区没有吃飞禽和鱼的习惯，狩猎只为取得麝香、鹿茸等名贵药材和皮毛。
藏区对火也有敬畏之情，平日小心火候，严禁夸火灶、在炉中烧皮毛骨头，保持火灶清洁等，这都是以祈求灶神保佑，以免激怒灶神。
05 刑罚与丧葬
西藏的刑法相当严酷，这或许是人类在农奴社会时期的一种普遍现象。比如犯法者不论罪之大小轻重都会被禁于大召旁的黑房间，用毛绳将四肢绷起听候发落。
若是两个姓的人斗殴致命者，将尸弃于水，凶手只罚银钱充公，再给死者亲属念经或送银钱若干，或牛羊若干，给完这些东西就会释放。
如果凶手没有银钱，则缚弃水中“籍没”，任其家其抢夺劫杀者，“不分首从，比问死罪，或缚于柱上以枪打箭射。”
如果饮酒死，则割头悬示，或送到狢㺄野人食之，或活缚送到曲水的蝎子洞，被蝎子食之。若偷，则将全家锁拿监内，追比一倍三，或倍六、倍九，也就是以偷的三倍、六倍或九倍赔赏；追完之后，再将正贼去目和鼻，然后再砍手。要是犯有重罪，就更严重了。
西藏志中还记录了绿马岭一带，“人颇勇健，少贼盗”，民众都作贸易，当地人死后就碎割喂鹰，如果染瘟疫而死者，就砍碎其尸，或山或水，分而弃之。
关于西藏丧葬方式，是各种葬式并存的。西藏偏之一隅，丧葬观念和礼仪过程别具本地特色。其“无分僧俗，考终后卜之喇嘛，宜水葬者，投之河；宜弃者，委谐野；宜火葬者，留于室；惟天葬者，真令人骇目惊心也，负尸于山延，喇嘛数家剁割细碎，焚信香一枝，即有大鸣鹰飞集。”
由此看出，在诸多丧葬方式中，天葬早已成为最主要的葬式。在昌都县有关记载中“其天葬着将死人赤体两脚盘与颈项以皮口袋装之悬于梁间，请喇嘛念经数日后择吉殡丧，亲友往吊赠以哈达，背至剐人场将死尸取出......"
“男仰女扑，由亲生子女破尸喂鸟为孝，或又不忍者请喇嘛行之，时有小笛吹之，此笛系以人大脚骨所制，吹时声如牛鸣，鹰雕闻之即至，争而食之。”
水葬方式也是藏区古老丧俗之一，主要在藏南、林芝等地区流行。水葬礼仪简单，将尸体背至江边激流处，或将包裹白布的尸体整尸抛于水中，或像天葬一样将尸体肢解后再投入水中。完毕后将现场清理干净。同时水葬者将死者身体系以石头，尸体不上浮则视为吉利。
野葬，即“委谐野”。此种丧葬方式主要在藏北地区盛行。但野葬也分为易地葬和就地葬两种方式。其中易地葬就是将尸体运至离家较远的山地，或缓坡，将赤裸的尸体至于荒野，任由鸟兽啄食，家人弃尸后不再回去看，对未食尽的骨头等砸碎，或用其他方式，不使尸骨暴露在外。
而就地葬则是将死者尸体放于临终前所在屋内的位置，家人拆走帐篷，迁移他处。其尸体也是赤裸任由鸟兽啄食。“饲之尽，则狂喜；若留此微，则云：未能脱化精尽也”。
火葬，这是在西藏农牧区处理死者尸体的一种方式，但对于僧人而言，则是得道高僧圆寂时采用。此种葬式准备大量木柴和油料，将遗体置于柴火上，在一定的仪式完毕后开始进行，同时需要不断添置柴火，以至尸体烧尽为止。
后将骨灰收集埋于山中或投入水里。如高僧“如有微末骨节未能融化者，名曰：舍利子，盖骨节因余血凝结不易融化，成为一种锻炼品，上现宝光及各种花纹，稍以修饰玲珑可爱，佩戴身上能避一切灾难惟一喇嘛舍利子为贵”。
土葬，也是西藏地区古老的葬俗。早在石器时代就有土葬的方式，这也与当时生产力不发达、风俗习惯尚未形成和此种方式成本低等原因有关联。然到吐蕃时期，土葬成为西藏地区主要葬俗方式。
其中，贵族阶层多为此。现西藏山南地区的邛结琼结一地的陵寝，再现了当时贵族土葬礼仪的辉煌。然而随着吐蕃政权的覆灭，佛教的传播、土葬复杂的礼仪过程和耗费大量的资金，土葬逐渐被天葬所取代。
随着时间的推移，藏传佛教日盛，西藏群众认为水葬和天葬是将自己遗体敬献于神灵的最佳方式，同时只有生前清净明洁者才有资格。
而传染病患者、死于非命的人以及外地不信奉藏传佛教之人等，视为“不洁”者，死后只能通过土葬方式，将其掩埋。即惩其灭根绝种，不得妄生。
西藏丧俗除上述在各地主要流行的各式丧葬习惯以外，在部分地区还存在着其它一些葬俗。如树葬：主要流行于西藏林芝地区，多用于夭折不幸死亡的儿童。儿童遗体先用盐水洗净，殓入小木箱或竹筒内。由亲人将其背致大山背阴的树林中，选棵大树悬挂起来，以防止遗体再遭损害。
除树葬外，还有崖葬：藏南雅鲁藏布江河谷一带就采用这种方式。首先在人去世之后，先由僧人通过卜卦请天来决定通过何种方式下葬。
如决定采取崖葬方式，便会清专业遗体处理者用酥油、盐巴、香料等对遗体进行防腐处理，然后入殓方形的木箱中。若无木箱，则通过用绳段将穿戴好的遗体捆绑成团。
在河谷当中，寻获天然形成的山崖洞，或人工掘洞，将遗体放入。倘若墓洞离地面越高，则代表着墓主人的身份越尊崇。
06 拉萨的大象与关帝庙
西藏地区地处高原，不适合大象生存，当地在清朝以前的历史中也没有关于大象的记载。
乾隆五十六年（1791）第二次清廓战争后，廓尔喀请降，并主动提出遣使赴京觐见，“并准备乐工及驯象、番马、方物等件，随从带往，恳求赏收。并自请订立贡期五年一次”。
象是清廷藩属国进献的最高级的贡品之一，乾隆对此非常看重，曾有诗“厥贡惟象象云驯”。以往清宫廷所用驯象来自安南、缅甸、琉球、暹罗、南掌诸国，此次廓尔喀如此恭顺，对乾隆来说有着赫赫武功的特殊象征意义。
他表示“现在京城象只，尽敷陈列仪仗之用，而藏地向无象只。着传谕福康安，即传旨赏给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各一只。其余三只，缓程送京”。自此，掀开了驯象在西藏地区活动的序幕。
把驯象从廓尔喀或其他国家送到拉萨和日喀则，这是一个很不容易完成的任务，和瑛《渡象行》对此有“忆其初出阳布城，卧雪啖冰倦腾蹋。蹒跚努力达两招，札什伦布布达拉”的生动描写。天气恶劣、道路难行、补给供应都是大问题，因此行程会很缓慢。
“查帕克哩边界缓程至前藏，约计一月可到。” 印度人萨拉特•钱德拉•达斯在《拉萨及西藏中部旅行记》记载曾走过锡金国王所赠大象走过的路：“过了这个小村后，道路就在河岸上大石堆里转来转去，这地方称为‘嘎蓝’。”
“意思是‘窄路’，一不小心就会陷入河岸上的流沙里，或跌入激流的漩涡。后来我听说锡金国王给达赖喇嘛送的两头大象走到这里时极为困难，我就毫不觉得奇怪了。”
乾隆把运送驯象的过程当作一个政治活动加以利用，高调表达他对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超乎寻常的宠遇，当然这也是在强调中央与地方、君主与臣属的关系。
同时还利用当时西藏僧俗民众未见过大象的情况，借着运送驯象的机会展示国家力量。所以他指示福康安要“缓程”前行，“俾前后藏僧俗番众，常睹边方贡物，更足以肃观听而壮声威”。
在拉萨，驯象得到了很好的待遇，达赖喇嘛为它们在布达拉宫后面、龙王潭前方西南角修建了象房，取名为“圆满乐园”。每天中午，驯象师牵着它们按顺时针方向绕到布达拉宫正前方，让它们面对布达拉宫后，喊一声“萨拉木”，驯象便用鼻子向布达拉宫行礼。
行完礼，驯象师便将驯象牵到药王山下泉池饮水，再牵回象房。“国博本”唐卡所描绘的即为这个过程中的场景。
由于每天都要出来饮水、散步，拉萨人逐渐也就对驯象习以为常。光绪三十二年（1906）正月初一，有泰记：“走布达拉山前，正遇象赴泉池饮水，骡马竟见之不惊。或看惯耶？或欺其小耶？不可解。”
素来温顺的驯象也有失控的时候：“此地曾疯过一象，比现在象大，且年份亦多，似老矣，有一小儿竟为其所劈。一小儿竟用鼻卷起，众人皆大叫，以为必死，不意轻轻放在平房上，毫无所损，小儿尚自喜笑。岂非命定有数在其中耶？”
通过了解清代西藏地区驯象活动的情况，可以让我们更深入了解驯象背后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拉萨磨盘山关帝庙
关帝是清代军队中最尊崇的神灵，带有战神和军人保护神的性质，清军驻扎地往往有关帝庙。
据四川师范大学王川教授考证，拉萨城原本拥有关帝庙多处，分别为扎什城关帝庙，小昭寺石桥关帝庙，吉日关帝拉康，磨盘山关帝庙(格萨拉康)等，如今现存唯-一座，就是磨盘山上的关帝庙了。
这座关帝庙位于布达拉宫西南方磨盘山上，居高临下，北观布达拉宫，西南为拉萨“四大林”之一的功德林拉寺。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初夏，福康安率兵出征廓尔喀，出征前重修了关帝庙，班师凯旋后寺庙正好落成，又铸铜钟一口，福康安亲自撰写了《磨盘山新建关帝庙碑》，勒石以志。
据说原来磨盘山关帝庙在大门上方带挂有两个大铃铛，大门内的庭院两边各塑有一匹马。大殿外东侧有一口铜钟，1793 年(清乾隆五十八年)由福康安等清朝官兵所立，大钟置于拉萨关帝庙。
碑中，福康安说明了他从拉萨出征前，拜祭了扎什城原先的关帝庙，因为该庙已经年久失修，遂决定在磨盘山高处兴建一座关帝庙。
此后征战，“山险劣，瘴雾毒淫，竟获履险如坦，不三月而藏，自非神佑不至此。凯旋之曰，庙适落成与诸公瞻仰殿庑，深感大功速竣， 维神之力而益欣继。自今前后卫藏而永永无虞也”。
磨盘山关帝庙属典型的汉式建筑。歇山顶，上覆绿色琉璃瓦，大殿内原有关羽像，后有文殊殿。西藏大学张虎生教授考证，“塑像中的关羽是坐姿，座东朝西，左手持大刀，右手拿书卷，十分威武。
同时另塑有关羽的八位随从。这些塑像现已毁弃不存，难究其境貌。大殿内除了塑像外，在周围墙壁、圆柱上还悬挂有 50 多块颂扬英雄业绩的木。如今，庙内只能看到零星几个挂牌用的铁钉， 匾额却多流失无考”。
张虎生先生写道：据功德林寺现任主管益西强巴先生及有关人士介绍，帕玛日关帝庙过去的祭祀活动除了5月 13 日的固定性祭拜(神诞祭)外，一般还是以信徒临时祭拜为主。
祭拜者主要是清朝驻藏官兵、清朝驻藏大臣衙门的官员及随行人员、商人等。他们多为汉族，还有一些满族、纳西族以及他们的后代，当地的藏族为数居少。
一般来讲，人们进庙后，除点酥油灯、磕头之外，往往都要面向“关帝”(今格萨尔王)求神签以卜自己的心事。
如今，关帝庙在拉萨信教群众的心中更多以“格萨尔”为人所知，求签的仪式依然保留，却转移到功德林寺的卓玛殿内完成，签文也转为藏文。这也是信仰流转的一个有趣例证。
尾 记
对于清人所记录西藏风俗，也颇有特色。就当时这些作者从儒家正统的眼光来看，而不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这些说法也无可厚非。
说“风俗鄙污，人皆好佛，贪财，不以淫乱为耻，不知臭秽，轻男重女，不设几桌床铺，老幼男女皆随地坐，饮食唯茶为最要，次青稞炒面酥油牛羊乳，牛羊肉等类。”
而且“牛羊肉多生食，颇少衣服，男子有发但垢面不梳，不沐，妇女老少每天用糖脂或儿茶涂面，贪淫嗜酒，婚姻礼节逈不成风。”其实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人类都曾经历过这么一个相对原始的时期。
然而，许多驻藏官员在漫长的驻藏生涯中逐渐习惯并且喜欢上了西藏的生活方式。以和琳为例，夏日过林卡时，“树有浓荫处，都翻弦索声”，而秋季沐浴节和收获期间，“池塘堪浴佛，稞麦渐仓储”。
西藏的语言甚至渗透进了这些驻藏官员的诗文写作中，清代盛行以白话填写叙事风格的诗歌，驻藏大臣和宁以藏文入汉诗，直抒胸臆，写了一首长长的《蛮讴行》，虽然不乏有带有历史感的歧视意味，但真实描写了一名拉萨女孩的悲惨人生。
该诗每一句中都有藏文词，切合汉诗音韵，下加注释，表达巧妙。例如形容西藏富人生活时，有如下的诗句:“上者确布富者饶塞藕金银，木的珍珠角鹿珊瑚缀囚首。萨通饮食丰盈禇巴衣服新，甲呛黄酒阿拉清酒不离口。“如果懂得藏语，自然会有会心之笑。
《西藏纪游》更是以极大的兴趣记录了西藏方方面面的生活景象：衣服、鞋子印章、来西藏贸易的各国商人、青稞酒、藏獒、牦牛、玛尼堆、黄鸭、藏枣、藏印，不一而足。若无兴趣，绝不止于写下洋洋洒洒数万言。
最后要稍提一下，交流始终是双方向的，不仅内地的驻藏官员写下了关于西藏风情的众多记录，西藏的官员如噶伦公班第达等前往内地期间，也留下了关于乾隆帝、北京城甚至冰球、焰火等众多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