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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势高峻、地形复杂、气候寒冷的自然特点，决定了进藏路线和藏区交通线的极端重要性，对于从内地进藏从事行政管理或执行军事任务的大清官员尤其是这样。
康熙年间，焦应旂《藏程纪略》记载了自西宁入藏的路线和沿途见闻，杜昌丁《藏行纪程》记载了自云南入藏的道路。雍正时期王我师《藏炉总记》，则分别叙述了从四川、青海、云南入藏的交通路线，奠定了全面记载进藏道路的文献基础。
后来的进藏者如王世睿、松筠、林俊、徐瀛、姚莹的著作中，同类的内容只是局部更加详细些。光绪十二年黄沛翘编撰《西藏图考》，集清代有关西藏交通路线的文献之大成。
这些进藏者继承了中国古代地理学长于描述的传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无论是进藏途中的高山、河流、气候、道路、物产，还是倘徉其间的居民、建筑、风俗、宗教、语言，都能够在他们的游记中跃然纸上，留下了宝贵的记录。
01入藏难，甚于上青天
对清代官员而言，入藏之路漫长艰险，无所不在的严寒，低压缺氧导致的高原反应，寒冷干燥衍生的呼吸道和皮肤疾病，高海拔、长时间日照带来的强紫外线辐射，神出鬼没的夹坝(强盗)、山洪、雪崩等，乃至沿途土司叛乱，无不令人生畏，苦不堪言。有一些官员百般推托，不肯前行；也有官员因为道路中断，在路上耽搁 4年者，例如驻藏办事大臣景纹（同治元年到同治四年)。
高山与严寒
进藏者遇到的困难，首先是必须与高山和严寒气候抗衡。焦应旂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四月“由西宁出关，走阿什汉水、日月山、哈什哈水、柴鸡口、工噶脑儿，以及夺洛、达巴等处”。这段途程昼夜温差极大，“赤日之下，雪雹时加，伏暑之中，严霜夜袭，天时地气之不同，盖与中原迥绝”。
“坚冰滑雪，万仞崇岗，如银光一片。俯首下视，神昏心悸，毛骨悚然，令人欲死……是诚有生未历之境，未尝之苦也。”
杜昌丁在康熙六十年（1721）闰六月廿八日观察，崩达以西六十里，“其寒盛夏如隆冬，不毛之地名雪坝，山凹间有黑帐房，以牛羊为生，数万成群，驱放旷野”。
而王世睿《进藏纪程》在雍正十年（1732）的经历更为艰苦：乍丫西行三十里“至雨撤，过雪山。山之高不过里许，东则山腰委折，自顶以西，雪路编窄，宽仅尺许，深不计尺。由山半直行而西，则下临无地。由西转南，层层折下，雪路多坎，陷马蹶不能行。即徒步，时防踬跌焉”。类似的描述，成为大多数游记中普遍的内容。
丹达山，又名沙贡拉山，“入藏第一险峻之山”。该山“峭壁摩空，蜿蜒而上，过阎王碥，夏则泥滑难行，冬春冰雪成城。一槽逼仄，行人拄鱼贯而进……”；清代末年刘赞廷更详细地说明了此山之险恶: “上下盘旋不能乘骑，皆拄杖鱼贯而进，遇有暴风寒冷刺骨，而吸力薄弱，吸不灵，即将人闷死，一难关也。”
迷路与盗匪
乾隆年间成书的《西藏志》一书说，当时在“深山穷谷”中“罔识道途”，也就是说找不到路，只有“惟相形势，审其方向，指西南以行，虽早夜奔驰，而心中漠然，不卜所之何地。”这可以说真的是“盲人骑瞎马”，跟着感觉走了。
西藏志中记载，当时历经千辛万苦，常入无人之境，艰辛苦况，比以前增加几倍：“帐冷毡寒，人马仆入深谷，乱石参差，爪牙争错，在层峦峭壁中“手足伏行”；而且当时“番夷狡悍，剽掠成风，百十为群，潜匿幽僻，昼则夺物，夜则劫营。”
《卫藏通志》也记载，在巴塘到昌都的路上，除了有的路段“终年积雪，盛夏亦凉飙刺骨”外，夹坝(强盗)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文中“性桀骜，驾驭亦复不易”的记载比比皆是。道光年间，由于瞻对(新龙县)强盗纵横，导致从理塘至昌都的入藏大道竟然中断达4年之久。
高发的自然灾害
泥石流、滑坡、山崩是西藏东南部山区常见的突发性的自然灾害。历代进藏人员中，由于雪崩、坠落死于瓦合山的不乏其人，孙士毅、周蔼联都记录有殉职于雪山的清军。如孙士毅《丹达山雪中吊亡者》诗之序称：“二从者压焉，余过而吊之”。
以泥石流为例，1953年入夏，古乡沟（位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的波密县，属于帕隆藏布江流域）突发泥石流，龙头高逾几十米，像一条黑浊色的泥龙，挟带着大量石块、泥浆，裹卷着沿沟扫荡下来的树木，奔涌而下。
直径一二十米的巨石夹杂在前推后拥的泥石流中，犹如航船一样漂浮，经一段基岩峡谷(流通区)，磨蚀刨光基岩，一下冲出山口，山麓的农田、村庄、森林、寺庙被毁于一旦。
1833年聂拉木等地震，“本区边界铁索桥以上之险路各关隘均被堵塞，商路中断，亟待修通道路”，严重影响了当地的正常贸易往来。1806年6月11日错那宗等地震，“贫富百姓房屋几近荡然；并有百余人死亡；山绵羊、毛驴、黄牛损失甚多。”1833年8月绒辖宗“地震二十一次，宗府及民房倒塌二十二幢，百姓伤亡甚众，马匹牲畜死亡尤多……”
1948年5月25日，理塘南发生震级7级的地震，地震引起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据《中国地震目录》记载，德巫东南斜巫附近无量河岸崩塌，阻河5日。压死埋没800余人，伤数百人，牲畜800余头。
汹涌的急流
杜昌丁所走的这一条滇藏路，穿越横断山区，一路上山高谷深，还需要翻过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大小河流，并且经受绵延百里的白马、梅里两座雪山的考验。
而且途中路况更是堪称艰险，有些路段宽不及尺，马四蹄不能并立，沿河谷而行，下游河流湍急，上流狭长寒冷。
之所以说这条路非常之可怕，各位恐怕没什么感觉，举一例来说明：六月份这两位经阿墩子雪道过澜沧江，当时过江有两种方式，一是索道渡江，二是索桥渡江。这二位哪敢和当地人一样用索道渡江?于是等了三日，待到索桥建好后，从索桥渡江。
当他们踏入索桥后，波涛直接灌入桥中，杜昌丁的领导蒋陈锡好几次被水浪直接打翻在地，等到他们过桥不到片刻功夫，索桥就在风雨中轰然倒塌。此时桥上尚且有四位行人，三人直接落水身亡，剩下的一个拼尽全力抓着桥边，侥幸被杜昌丁救下，这才死里逃生。
致命无声的“瘴气”
在进藏的漫漫长路中，除了可怕的雪崩、高处随机掉落的山石，最危险的可能就是“瘴气”。有清一代，在驻藏的笔记、书籍、诗歌乃至公文、上谕中，关于瘴气的记录不绝于书，一直持续。
”不甚陡峻，途长百余里，盛夏积雪不消，累有数深者，烟瘴甚盛，最为难行，道旁之人畜俄俄弃途填壑，不知凡几”；“沙工拉，高险难行，长百余里，四时积雪，盛夏不消，烟扑人”。
几乎凡是大雪山皆有瘴气，早在清代之前，人们就对青藏高原的气候有所认识《南齐书.河南》载今甘肃、青海黄河以南一带“辄有瘴气，使人断气，牛马得之，疲汗不能行”。
《开元释教录.观世音菩萨受记经》谓: “登葱岭雪山，栈路险恶，驴马不通，层冰峨峨，绝无草木，山多气。”从症状上看，这些瘴气明显与南方密林中致人生病的暑气不同，因此被称为“冷瘴”。
冷瘴对清军入藏平叛的军事行动造成的巨大困扰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冬季“冬季瘫气益烈，人不得食，始冻，全身肿胀即亡”。
例如在康熙五十九年的远征中，“各路大兵到齐，在路经行两月，风雪瘫病，天寒草短，马皆疲病.……待至半月，粮尚未到，斗米百金，人有饥色……万人之中约拣存二三千人……出口以来，雨雪瘴病，马匹损伤过多，此际采买无从”。
康熙帝显然对此也有所了解，在日后他御制的碑文中，战胜冷也成了军功的一项: “遣朕子孙等调发满洲蒙古绿旗兵各数万，历烟瘴之地，士马安然而至......历瘴病险远之区，未曾半载，即建殊勋。”
按照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左鹏、陕西师大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于赓哲等学者的观点，即冷瘴就是高原反应。是因海拔高、气候严寒导致的高原低氧或缺氧综合症，历代中原王朝的军队不适应这种海拔及气候，加上行军疲乏，导致疾病高发。
学者周琼在《藏区“冷瘴”新辨》一文中考证，“冷瘴并不仅仅是高原反应，而是多种病症的组合。其中包括“急剧变化的气候条件使生物代谢及其毒素产生后，在河边山谷等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长期积聚，极易对人畜造成伤害，出现呕吐、腹痛、腹泻、发冷、发热等不同程度的中瘴症状”。
寒冷和随即而来的失温也被笼统归入了“冷瘴”的范畴，为此周琼还亲自上了雪宝顶（松潘县境内，岷山主峰，最高海拔5588米）体验，她如此记录: “飘劲寒冷的风不仅让人有不能喘气的感觉，也把寒冷渗透到了骨头里，手脚逐渐冰凉。
“十多分钟后有了僵滞的感觉，不断来回走动，期望暖和一些，但效果不大，半个多小时后手脚已近麻木，喘息亦渐渐困难，但却清醒地感觉到此时的呼吸困难与高原反应的呼吸困难是不一样的，这是寒风袭面及过分寒冻而致，平原人群应当会有部分高原反应症”。
因此，在进藏路上令人望而生畏的冷瘴，在周琼看来，是平原人群进藏后遭遇到的一系列反应。“他们进入空气稀薄、风寒飘劲的冷瘴区后， 常因严寒、低压及低氧状况不同程度地出现诸如心悸、气短(急)、昏迷、呕吐、血压异常、神经与精神异常、缺氧性颅内高压综合症等症状”。
这些症状随海拔的增高逐渐明显，就是典型的高原反应症。到了清代末年，驻藏大臣有泰在其日记中说“天觉干燥，内热外凉，人不适者多，真正氧气少，洋人之论竟不差”。可见到了清代未年，时人已经逐渐接受了缺氧的科学认识，而不笼统地冠之以瘴气之名了。
02进藏的路线
在没有飞机、火车和汽车的年代，清朝入藏官员只能靠骡马和两条腿跨越千山万水，抵达雪域高原，其中艰辛，难以言尽。
清代到西藏作地理考察的人员，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地理学家，大多是具有良好文史修养、关心国事的官员，地理只是他们著作中的一部分内容；不同文献中，同一藏语地名的汉字译法、同一地名古今所指的位置并不完全一致。笔者根据他们的记载，查阅了大量文史资料，试图对他们入藏的三个方向进行归类：
川藏线，分两条：第一条，自四川成都抵藏前段也就是今天川藏南线为主;过金沙江后，到察雅、昌都、洛隆、江达到拉萨，路程约2146公里；第二条，从打箭炉由霍尔迭草地至昌都，类乌齐进藏路线，前段和今日川藏北线大致一样，类乌齐之后走嘉黎、墨竹工卡，路程约2412公里。
青藏线：从西宁出发，经日月山、木鲁乌苏河、唐古拉山口、藏北那曲等地到拉萨，总路程约1900公里。时人指出，当时的青藏线一带千里无水草，人烟稀少，很难找到柴草、粮食的补给，也没有牲畜乌拉（藏区农奴向地方寺庙或各级领主所支应的各种差役）。
滇藏线：具体路径是从昆明出发，向西经过香格里拉，然后进入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德钦县，接着进入西藏自治区的左贡县，最后到达拉萨。这条路线穿越了横断山区，需要翻越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并且要经过白马雪山和梅里雪山。这条路里程历史记载不详，不过按现在的滇藏公路计算，路程约为2200公里。
众多资料表明，整个清代进藏的官员、士兵、粮道、通信所走的是川藏南线居多。这条如今被称作中国最美景观大道的道路，高山大河密布。让我们跟随着《卫藏通志》的记录，重走一次这条曾经艰险异常、逼仄难行的路线。
川藏南线
成都到打箭炉(康定)
计程460公里(成都一双流-新津一邛州一雅安-荥经-清溪一冷碛-泸定一打箭炉)
这段路在进藏之路中算是最好走的一段，人烟相对密集，然而即便如此，到了荥经之后，依然是“林木障翳，山谷阴森.…沿沟直上，逼仄难行”，“蛮烟瘴雨，亦渐绘边檄之景矣”，已经给行人的心中投下了阴影。
所幸打箭炉(康定)是塞外的繁华城市，当年的康定，自从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准许进行边境贸易以来，已经发展成一个繁荣的城镇。内地的物品，藏区的各种药材、土特产、黄金等都在此进行交易，其中最重要的货物自然是输送藏边的茶叶。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康定每年的茶叶贸易已达数万包。
打箭炉到里塘
计程约340公里(打箭炉一折多山一东俄洛一高尔寺山一雅江一剪子弯山一西俄洛-理塘)
真正的高原道路从这里开始，离开康定，迎面而来的就是折多山，进藏路上的第一道雪山。“崇冈在望，逼人，药气候异常，令人气喘。”这是瘴气第一次出场，之后几乎无山无瘴。
然而，作者站在折多山顶，也自生一股豪气，“自此一览山川之胜，蛮荒冰雪中，令人心摄”。
高尔寺山：过大雪山二座，深林密等，矗如玉立，人际罕逢。
过雅砻江时，“蛮人以牛皮船渡，逐浪上下，望之如水中凫”。到了剪子弯山，人烟稀少之地，夹坝也开始出没。“此战路甚险远难行，且多夹坝（盗匪）。”西俄洛更向西，“林深谷邃，夹坝甚多”。
理塘是又一重镇，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城市之一，海拔4014米，现在被称为“世界高城”或“天空之城”；地处高原，气候寒冷，“天寒多雨雪”，设有塘汛，且有正副土司二人管辖。
理塘到巴塘
计程约230公里(理塘一干海子尖一喇嘛丫-三坝塘一小巴冲一巴塘)
这一段最令人痛苦的是高海拔带来的严寒和疲劳，是人烟稀少，山路的艰险已经退居其次。“峻岭层岩，日色与雪光交灿”，“头塘寒风凛冽，冻绽肌肤，从此愈行愈冷”，“盘旋五次，大石森立，横梗道途”，“枯木参横，绝不闻鸟兽声”的记录比比皆是。
道路如此艰险，以至于到达巴塘后，作者不禁感叹巴塘“沃野干里，水草环绕日丽风和，佳境也”。巴塘是川藏南线上最后一个高原县城，海拔2560米，国道318穿城而过。
巴塘凭借优越的地理和气候条件，被人们称为“高原江南”。难怪清末驻藏大臣凤全、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等，不约而同在此地招募川人积极屯垦开荒。
巴塘到察木多(昌都)
计程约725公里(巴塘一竹巴笼(过金沙江)-莽里一江卡一石板沟一乍丫(察雅)一王卡一察木多)
这一段路漫长，但不特别艰险，在金沙江河谷中穿行，气候尚属温和，人烟比较密集。
此外，作者还颇有研究精神地写道，在路上注意不要让马吃一种醉马草，马吃了就会如同喝醉，疲乏不能前进。醉马草，藏语称“毒扎”，在植物分类学中被称为“冰川棘豆”，广泛分布于中国西部草地。
草中含有吲哚兹定生物碱——苦马豆素，如果不慎被家畜误食，轻则导致站立不稳、四肢无力，仿佛醉酒，重则出现中毒症状，如口吐白沫，甚至可能致命。
察木多至拉里(嘉黎县)
计程约750公里(察木多一俄罗桥一恩达一瓦合山一洛隆一硕般多(硕督)—边坝丹达山—甲贡一拉里)
这段路或许是整段驻藏之路上最艰险，最为传奇的一段，往来的驻藏官员们无不浓墨重彩地描写瓦合山以及丹达山之险要
瓦合山。到达瓦合山前，道路已经“险异常，雪凌滑甚，且有气”。瓦合山之险峻，令人胆寒，“高峻而百折，山上有海子，烟雾迷离，设望堆三百六十，合周天数，如大雪封山时，籍以为向导。过此，戒勿出声，违则冰雹骤至。山中鸟兽不栖，四时俱冷，逾百里无人烟”。
山顶的湖泊中还有神怪，道光年间有官员记载，“海子中有独角兽，大如牛过者见之以为祥瑞，蕃人谓之海神”。
“瓦合山，清代类属于类乌齐，藏语音读为“依珠拉”，任乃强先生称瓦合山脉“为澜沧与潞江(怒江)之大分水岭”，山顶海拔 5000 多米，连绵六座大山统称“瓦合山”，向以险峻、高海拔而着称，与丹达山、鲁共拉山等是由川进藏的几大险山。
和宁说 “瓦合魂惊”，松筠则说: “(瓦合)绵亘一百六十里，四时积雪，有数十丈之窖，行其上，愁云瘴雾，日色惨淡。”
1846 年，法国修士古伯察因非法潜至拉萨被驻藏大臣琦善流放，途经瓦合山，也被这气氛感染，写道：“瓦合高原的地貌极端凄惨和令人伤感，无论目光所能望到的地方多么遥远，大家也永远只能看到雪。”
道路之艰险，甚至产生了关于此山山神的传说和禁忌，据说康熙五十九年发兵征讨准噶尔时，云南官兵 300 余名夜宿瓦合山，遇大风雪一夜全军冻毙，因其忠勇，遂成为瓦和山的守护神。在驻藏人员中广为流传，最后登堂入室，成为被清代官方确认的信仰。
瓦合山神的神话，其官方记录见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间驻藏大臣有泰的幕僚余钊撰写的《瓦合山神记》，四川师范大学的王川教授曾对此做出详细考证。
这碑文中说，“(瓦和山)一望白连天际，记标竿，惟恐失足陷雪窟，往来者如衔枚夜走，戒勿出声，违则阴霾四合雪雹骤至，岭岭枯骨目击心伤，不知冻毙几多行人矣”。
关于瓦合山神的故事，碑文中写道: “我朝康熙五十九年，适卫藏多故，征兵云南， 总镇某公率弁兵五百余人，会战行次瓦合山，支帐屯营，所部进言：此山著名怪异，万不可留。
公斥之曰：我从王事，死且不惧， 况鬼物乎!不听所部言，上且施放枪炮，用树先声。是夜，大风雪，人马冻压尽僵。后人敬佩其忠勇，建祠山麓…..虔祈默祷， 响应昭然...”
古伯察记录了祭奠山神的过程“驿站由一支卫队、一座汉式小庙和三、四间藏式房屋组成。我们刚到。开始下起特大的雪花……瓦合寨守备部队的士兵们发现天气已骤变并已开始降雪，于是便打开小庙的门...”
“在一尊面目狰狞的偶像前燃起了无数红色的小蜡烛，供像的右手舞动一把利刃剑，左手执一张弓和一束箭。他们接着又用加倍的力气敲一面小铜锣，用一面长鼓擂起了一阵阵鼓声....”
鸣放枪炮，乃至大声说话，会引起雪崩，这在当时已经为人所知。所不同的是，时人相信拜祭山神，会一路平安，这恐怕是在危如累卵的瓦合山上行进，给自己的小小安慰。
也有不信邪的，乾隆时代孙士毅的幕僚，《西藏记游》的作者周蔼联就曾让部下在瓦合山口大声唱歌，结果“风雹大作，面目几败，踉跄策马二十余里至瓦合寨宿焉”。
询问他们之后过瓦合山的人，都说风日晴朗，并无冰雹。让这位怀疑论者周蔼联也不得不说，深山大泽中自有神物在，未可知也。
丹达山。勉强过了瓦合山，前面一座更加险恶的大山横亘，这就是丹达山。和瓦合山一样，丹达也有一个阴森可怕的山神故事。
《卫藏通志》记载: 相传有云南某参军解饷过阎王碥，装银子的马包落入雪窖中，这位参军也随之俱坠无人知晓。春夏雪消时，他的尸体才被人发现，犹僵坐鞘上。
也有人说，发现尸体时，这位参军手中依然抱着军令文书，面色如生。于是当地人非常吃惊，在此修建了丹达神庙供奉他。过丹达山，都要在此祈祷，才能得到平安。
还是那位好奇的周蔼联，曾亲眼目睹过这座狭小的庙宇，并称其中的将军像很诡异，后来据王川先生考证，可能是藏式山神的雕塑风格。
周蔼联的上级，年过七旬还翻越丹达山的四川总督孙士毅，诗兴大发，形象地描写了这位神灵阴森可怕的模样，“丹达山头神鸦飞，阴风飒飒飘灵旗。揭来暑路满霜雪，森然毛发将何依……人声噤瘁马声绝，此是将军致命时。将军虽亡骨如铁，魂绕干峰万峰雪....
古伯察教士则从外人的角度来观察了这一现象: “我们一旦到达丹达，官老爷李国安就抖动其服装上覆盖的雪，戴上礼帽， 在他的全部士卒们的陪同下前往在村口遇到的一个中原式小庙中去了。”
他并且冷冷地评论道: “那些赴拉萨旅行的官吏们从不放过机会去拜谒此庙，并在粮台的像前3次叩头。清朝皇帝习惯于这样神化那些其一生以某种千秋功德而名垂青史的文武官吏， 大家对他们的崇拜形成了官吏们的一种官方宗教信仰。”
的确，对丹达山神的敬仰，带有敬仰入藏先驱和死难者的庄重意义，最终上升成为清代官方的祭祀。这又与福康安相关，福康安这一路，除了平定廓尔喀，对于进藏路上诸多的神灵地位提升也有汗马功劳。
如乾隆五十八年四月辛未，福康安奏：此次官兵赴藏，经过丹达山，均无阻滞，山灵助顺，请加封号，并颁悬额。乾隆帝于是封丹达山神为“昭灵助顺山神，载入祀典，春秋致”，并亲笔题写御书匾额，交驻藏大臣。
这一崇拜随着进藏路的延续而发展，最后，在成都、拉萨都出现了丹达山庙和瓦合庙，驻藏大臣的衙门中也设有这两位神灵的神龛。其中东达山庙旧址据考证就在今大昭寺广场上，并被称为党大庙。随着拉萨城的历史沿革，终于消失不见。
拉里至前藏(拉萨)
计程约505公里(拉里一宁多-江达一鹿马岭一墨竹工卡- 德庆一拉萨)
最艰险的路已走完，剩下的路是温润的拉萨河谷。虽然也有鹿马岭这样的高山疠，但“视前历之冰雪崚者，居然平易矣”。作者也有心思记录，时人认为蔡公堂（地处拉萨市东郊）就是西游记中的高老庄，就这样到了拉萨，“山秀水奇，宛然福地也”。
滇藏路线
杜昌丁的《藏行纪程》记载的是自云南入藏的路线，事情首先要从康熙五十九年的都统武格、将军噶尔弼率师入西藏说起，云贵总督蒋陈锡（？—1721，字文孙，号雨亭，江苏常熟人）因筹济运粮有误，被责令入藏效力以戴罪立功。
这位前总督一出发，马上就体验到了世事无常，人走茶凉。“藏故险阻，非人所行，从者皆散去。”
只有一位年轻人留了下来，他叫做杜昌丁，说要用一年的追随来报答蒋陈锡的知遇之恩。一年期满，杜昌丁返回家乡，就将这一年的所见所闻撰写为《藏行纪程》一书。
这本书，可以说是今天研究滇藏交通最为珍贵的史料之一，现代藏学家吴丰培就说“非独记入藏旅程罕见之作，亦研究云南民族者所必须参考者。”
这两位由滇入藏，从昆明出发，向西到香格里拉，转向德钦，随后进入西藏左贡，沿着八宿，一路向洛隆进发。等到了洛隆，此时杜昌丁已经一年期满，泪别蒋陈锡后沿着原路返回昆明。在杜昌丁返滇之后不久蒋陈锡即客死异乡，令人唏嘘。
青藏路线
当然，大清人想要入藏并不只有以上两种选择，还有一条北线，从西宁出发，经日月山、木鲁乌苏河、唐古拉山口、藏北那曲等地到拉萨。具体来说，就是康熙年间的焦应旂《藏程纪略》记载的自西宁入藏路线，在此不再赘述。
焦应旂在康熙五十年前后任泾阳知县。康熙五十四年，他奉命从军，为平定准噶尔叛乱的清军转运粮储。此后四年，他辗转藏北高原，抵达拉萨，又取道川藏驿路回署，历尽艰险，九死一生。他五十七岁（康熙六十年）时，“援笔以纪其略”（《藏程纪略》）
03 沿途地理风情
自然地理景观
清代游记中，描述了特点突出的若干自然地理现象。杜昌丁在必兔（碧土）观察到，“怒江之水，昼夜温湿，不闻言语。缘江万丈，俯视江流如钱，间有奇胜，中心惴惴，无暇领略也”。河流强烈切割造成的河谷地貌的巨大落差，给进藏者以深刻的印象。
地形的巨大起伏，往往造成山地在不同高度带上气候与景观的垂直差异，同一山岭两侧的地理风物也会截然不同。乾隆五十八年（ 1793）五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林俊在今工布江达县西部，就深刻体会了这种变化。
二十八日在鹿马岭（今作“罗马岭”）西侧，“晓抵维达，童山濯濯，风景荒凉，仅有败屋数椽，塘兵及番妇数人而已，此外别无寨落。”寓目景象极其萧索。
二十九日“上鹿马岭。末及数里，四望重阴，雪山重叠，寒风刺骨，手足俱僵，五月按不啻三冬。下至半山，气候少暖，草木丛生。渐行，渐入佳境。凝芳积翠，山色顿觉改观，为西藏以来所未有。”
一日之内，从山顶到山脚，寒暖不齐，所见迥异。过了鹿马岭之后，三十日“至顺达，沿途山色颇佳，茂林深密，百鸟争鸣，如一路笙篁，呖呖可听。晚登碉搂远眺，见夕阳芳草，牧马成群，嫩绿丰肥，足资刍秣”。
与二十八日在鹿马岭西侧的维达所见所闻相比，严然两个世界。清人不自觉地意识到了地理景观的垂直差异与区域差异，在著作中留下了生动的记录。
昌都附近的奇观。在地质结构上，川藏线必经的昌都大部分地区山体的岩石和土壤因为富含铁离子，因而呈现出红色，澜沧江流域的山尤其明显。
其实不光是山，这一带的江水给人的视觉印象更为深刻——水体浓混，色泽褐红，河畔很少有平缓的台地，偶尔几只岩鸽在河谷间飞过，让人心悸之余，不由得想起《西游记》中“鹅毛漂不起，芦花定低沉”的流沙河。
“焚风效应”。当湿润的空气越过山脉时，被迫随地形抬升，形成降雨而失去水分；之后气流翻越山脊，在山脉背风坡一侧下沉增温，变得炎热干燥，这就是焚风。
昌都山谷的当地人管这种焚风叫“火风”，被这种风吹到是什么感觉呢？一阵风从山坡上吹下，就像烤面包的炉子盖子被打开，气流干燥炽热，从头顶向全身压来，全身的汗似乎都在被渐渐灼干，只在衣服的胸襟前留下白色的盐渍。
独具特色的生物现象
在天气晴好、旅途顺利的时候，西藏独具特色的生物现象，也会引起某些进藏者的兴趣，在他们的游记中予以描述。
还魂草。从金沙江向西走，经过西藏芒康县城，就进入了澜沧江流域。河畔两岸没有植被，就连山坡上也几乎没有植被覆盖，间或有些低矮扭曲的松和柏树。
在某户人家的院墙垛子上，有几株铺垫在上面的草本植物，样子像是攥紧的拳头，叫垫状卷柏。这种植物有一个传奇名字：九死还魂草。
虽然已经脱离了土壤，但只要它的枝叶还有绿色，它的生命就还在延续。水分的滋润会让看似枯死蜷缩的植株，重新舒展开枝叶，如同起死回生。九死还魂草在干热河谷中的生活习性，虽然有些极端，却很有代表性。
这里的植被，大多在雨水来临的时候迅速抽枝发芽，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绿色，继而开花结果，以争取在雨水较为充足的期间内完成生活周期。当雨季结束，它们逐渐落叶，甚至地上的茎干死亡，整个群落进入毫无生气的休眠状态。
仙人掌。其实我国本来是没有仙人掌分布的，它们的故乡在美洲大陆的热带地区。仙人掌的汉语名字，最早记录于明朝天启年间云南人刘文征著写的《滇志》。
明朝末年，仙人掌被作为围篱引入我国，之后在华南沿海地区和西南干热河谷中定居，如今，在昌都的澜沧江河谷中，仍能看到生长茁壮的仙人掌。
在这里，它们压倒了当地的原生植物成为优势类群。鸟兽等取食仙人掌红色多汁的浆果后，将种子随粪便传播。横断山区的仙人掌离开干热河谷，就再难找到适宜的生境，因此在几百年间没有扩散到更广泛的区域。
雪莲。道光四年（1824）十月徐瀛注意到，“昂地山高雪深，产雪莲花颇多。案：花生积雪中，独茎无叶，其瓣作淡红色。”
姚莹在道光二十五年 （1845）八月十八日看到：“察木多杨树告已脱叶，而干下自抽青枝且放新叶。盖高处风寒，下得地气故也。蕃地每七八月间多雨，山上雪已封岭，人且重裘矣。”
九月二十六日又述说：“察木多河鱼不甚大而味殊佳，刺麻及著汉民皆食糌粑、牛羊肉而已，不解鲜食，故少卖鱼者”。除了生物现象外，后者实际上还记录了一种宗教特点影响下的饮食习惯。
城镇与村落
城镇村落的地理全貌，在进藏者的游记中不乏精彩描述。地理位置、地形特点、建筑格局、居民分布、宗教色彩跃然纸上，仿佛一幅城镇鸟瞰图。
康定与打箭炉。一首《康定情歌》让甘孜地区康定县蜚声中外，而境内的打箭炉自古为荒边之地。关于打箭炉名字的由来，有多种传说。
一说相传诸葛亮南征孟获，遣将郭达安炉打箭于此，故名打箭炉；又传藏语称康定为“打折诸”，意为打曲雅拉河、折曲折多河两河交汇处，旧史曾译作“打煎炉”，后通译“打箭炉”。
据史料记载，清康熙四十一年 1702年 ，在打箭炉设立茶关。打箭炉因此成为川茶输藏的集散地和川藏茶马大道的交通枢纽。康熙五十七年 1718年 ，开辟了自打箭炉经里塘、巴塘、江卡 芒康 至昌都的川藏南路大道，沿途设立粮台、塘铺。
史料记载，清代中叶，康定已经拥有了 48 家锅庄(办理货物往来的商业机构及货栈)；嘉庆时，打箭炉每年商贸总交易额已达每年一千八百余万两，可谓惊人。
除了茶叶锅庄外，还有牛皮制造、缝茶业(为茶叶运输提供包装的行业)。乾隆朝之后，康定人烟辐辏，市亦繁华，山海各货咸集，“凡珠宝等物，为中国本部所无者，每于此地见之交易之盛，冠于西陲。”
仅仅街道，就有营盆街、诸葛街、老陕街、明正街、茶店街、兴隆街、河西横街、安家锅庄巷子、小丹珍锅庄巷子、木家锅庄巷子、蜂窝街等，有四座桥梁横跨折多河上，可见康定城的繁华景象。
昌都，又称察木多。昌都，藏东的中心城市，清代进藏粮台和塘汛均以此为重要支撑点，雍正八年(1730 年)，清政府下令在两河交汇的台地上修建一座土城，“驻扎官兵，理台站，游击一员，粮务一员，行营中军守备一员，把总一员”。昌都水草甘肥，土地亦异常肥沃，盛产萝卜、番薯，“列市廛，俨如都会”。
王世睿《进藏纪程》描写昌都，和不久前昌都老城区的景色差别不大。例如，“察木多又名昌都，为三藏之头藏。国王号呼图兔，衣服类喇嘛而须发犹是番人。所居背倚南山，碉房深邃，洞宇纡回，下临土埠，番民环集于其上”。
“三面河坝，中隆起而顶平，幅员约计数里。石楼萧寺，高可凌云，彩能耀日。夜静钟鸣，鸡唱犬吠，喧阗似一都会也。于坡下建营垒、列市肆，为西蜀、南滇大兵驻防之所”。
“东望则江流如带，湍急而环抱；南望则山岫如屏，幽峻而列峙。加以群峰罗列，若远若近，殆居然西域形胜，非荒残寥落者所可埒也。” 昌都强巴林寺的帕巴拉活佛，也与清代官员之间往来密切，乾隆时代督运军粮的总督孙士毅还有诗相赠。
对较小的聚落虽着墨不多，所勾勒的地理风貌也颇为形象，作者亦以愉悦的心情作了细致的观察。例如，“墨竹工卡疆域褊小而陵谷开敞，两山列峙，屈曲随人。蛮寨蛮寺，若绘若画，其淡远浮动之势浑如仙岛，且人勤耕稼，稻畦绣错，一如内地。溪流清浅，中之鼓而浮潜上下者，殊有游泳自得之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