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记者 李萌 环球时报驻美国特约记者 戴润芝】编者的话：有消息人士告诉《纽约邮报》，Meta公司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1月10日到访佛罗里达州，会见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此前，包括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等在内的多位美国科技大佬都已亲赴海湖庄园向特朗普示好。其实，这些科技巨头近期才采取行动改善与特朗普的关系已经略显迟缓，早在去年美国大选前，一部分硅谷精英已“下注”共和党，为该党摇旗呐喊争取选民，他们被一些媒体称为“科技右翼”。不管是美国科技大佬，还是“科技右翼”，他们对政治的参与越来越深。《环球时报》今天开始将推出“‘科技政治’影响下的美国”系列报道，为读者介绍“科技右翼”崛起以及硅谷加大政治介入对美国以及世界的影响。
扎克伯格（左）与特朗普 资料图 图源：外媒
多人被提名下届政府要员
去年美国大选前后，“科技右翼”“右翼科技人士”或者“硅谷右翼势力”成为不少欧美媒体报道的主题，例如去年10月，比利时“绿色欧洲杂志”网站发表题为《科技右翼：硅谷崛起的自由主义》的文章，对美国“科技右翼”的政策倾向性进行报道。去年11月7日美国大选结果出炉后，该国“政治新闻网”发文，对“科技右翼”的崛起进行报道。对类似话题进行探讨的还有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和法国《世界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和新闻调查网站“拦截”对“科技右翼”的代表性人物进行了介绍，美国“政治新闻网”上月10日发表的文章则对科技右翼想要如何“管理美国”进行探讨。
那么，到底什么是“科技右翼”？“绿色欧洲杂志”网站这样描述，“科技右翼”由从互联网获得权力的人组成。基于对个人财富的追求以及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他们反对技术问责制，不支持美国在国际上推广“民主价值观”，推动华盛顿选择性采取“孤立主义”政策，例如反对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质疑北约继续存在的必要性。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马霍特拉表示，此类科技人士大部分并非来自美国七大科技巨头（包括谷歌母公司字母表公司、亚马逊、苹果、Meta、微软、英伟达和特斯拉），而是来自风险投资领域，他们对多元文化兴趣寥寥，以支持激烈竞争出名，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会不惜一切代价以促进公司发展，哪怕颠覆现有秩序。
在多家西方媒体的报道中，蒂尔是美国“科技右翼”的核心人物。美国《沙龙》杂志等媒体称，蒂尔是“美国政治、媒体和文化领域中幽灵一般的存在”。他是硅谷少见的保守派，2016年时就力挺特朗普，成为当时美国科技领域的“异类”，并被爆与美国当选副总统万斯的政治上升之路密切相关。
蒂尔经营着多家风险投资公司，过去几年一直在资助或建立一个几乎隐形的媒体帝国。他投资了多家公司，包括在线支付服务商贝宝（Paypal）、社交媒体脸书（Facebook），以及备受争议的面部识别软件Clearview AI。这位投资界大佬还创办了备受争议的数据挖掘公司Palantir。该公司帮助美国国土安全部和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利用生物特征和非公开数据库追踪和监视移民，参与了企业网络攻击和私人间谍活动，帮助剑桥分析公司解析脸书用户数据。此外，Palantir不仅帮助乌克兰对俄罗斯实施军事打击，还与一些国家签订了“战斗技术战略合作关系”协议。
在NBC等欧美媒体关于美国“科技右翼”人士的文章中，Palantir的顾问、贝宝前高管基思·拉博伊斯的伴侣雅各布·赫尔伯格，是特朗普挑选的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曾与马斯克在太空项目上合作过的亿万富翁宇航员贾里德·艾萨克曼可能担任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蒂尔基金会前首席执行官吉姆·奥尼尔是特朗普挑选的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副部长，而风险投资家、蒂尔的亲密伙伴特雷·斯蒂芬斯可能出任美国副防长一职。美国智库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发文称，斯蒂芬斯是蒂尔的创始人基金的长期合伙人，也是Anduril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兼执行董事长。Anduril是一家获得大量政府合同的国防工业公司，而斯蒂芬斯在风险投资和国防科技的交叉领域是一位有影响力的人。
在美国“政治新闻网”、《悉尼先驱晨报》等媒体关于“科技右翼”崛起的文章中，美国顶级风险投资公司安德森·霍洛维茨的联合创始人马克·安德森和本·霍洛维茨、民主党此前的长期支持者比尔·阿克曼都是代表性人物。美国《财富》杂志等媒体称，对冲基金亿万富翁大卫·萨克斯即将成为白宫“人工智能与加密货币沙皇”，而马克·安德森提出令人震惊的论点，即“监管机构正在扼杀美国的创业精神”。
“他们通常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
外交学院教授李海东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科技右翼”是指该国科技界信奉右翼核心思想的群体。美国右翼的核心思想强调美国的实力优势、例外主义以及领导地位，其背后的支柱或原则是自由竞争和优胜劣汰。换言之，美国“科技右翼”是科技界取得显著成功且信奉自由价值观优于平等价值观、竞争价值观优于机会均等价值观、重视美国实力优先或领导地位而非片面强调多元性价值观的群体。他们通常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国家主义者以及民族主义者。
“科技右翼如今在政治上更加活跃和引人注目，有几个原因。”据“绿色欧洲杂志”网站分析，该群体找到了愿意把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等问题作为优先事项的政治领导层，2024年共和党政纲包括放松对这两个行业监管的计划。此外，美国科技行业正面临来自其他国家企业的更直接竞争，这导致投资环境发生变化，美国风险投资人士将更多资金投入防务类公司。随着硅谷与美国政府关系的变化，投资者关注的优先事项也在变化。
李海东认为，美国“科技右翼”的崛起是因为该群体与特朗普所推崇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蓝图在精神理念上是高度契合的，“科技右翼”将从科技及相关产业布局层面强化特朗普“美国优先”的行动规划，而特朗普综合性政策举措又可确保“科技右翼”在科技层面以及更广泛经济和社会层面占据主导位置。不过，英国《卫报》援引美国薪酬软件Rippling首席执行官帕克·康拉德的话称，一些科技行业的人认为特朗普政府会与他们的个人议程保持一致，这是错误的。
“（美国）政府可能由我所有最聪明的科技朋友来管理。”Palantir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乔·朗斯代尔此前在接受美国科技新闻网站“the Information”采访时这样说。在蒂尔所写的《从0到1》一书中，充满了其对垄断的推崇，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科技右翼”在技术发展方面的倾向性。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美国“科技右翼”总体上主张广泛放松政府在加密货币、人工智能、能源、国防工业等领域的监管。他们认为“自己的创新会将奄奄一息的美国带向未来”，而政府的作用“要么是帮助他们实现这一目标，要么完全置身事外”。
比利时“绿色欧洲杂志”网站、美国《华盛顿邮报》等媒体称，美国“科技右翼”认为技术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是“基本人权”，主张将权力从民主机构转移到技术创造者和拥有者手中。共和党政治人士和他们的技术巨头盟友已经计划在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方面推动放宽监管，取消拜登政府的多项制度，以创造出一个对技术创新更有利的环境。此外，“科技右翼”试图减少政府对在线平台进行问责，反对美国为减少社交媒体上虚假信息传播所做的努力，并希望营造一个更保守的互联网氛围。
“绿色欧洲杂志”网站还表示，曾经，硅谷的高管和投资者自豪地宣扬技术对“民主”的促进作用，但现在蒂尔等“科技右翼”人士宣称不再相信民主和自由可以兼容。同时，不少美国“科技右翼”人士认为，提高美国的能源产量是降低民众生活成本、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必要举措，他们与主流共和党人达成共识，通过最大限度地提高能源产量来促进经济增长。另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该国科技界普遍支持增加高技能工人移民，与“让美国再次伟大”势力主张全面打击所有移民的观点相冲突。
李海东称，“科技右翼”是美国国内对既有政治正确要素进行纠偏，并在一定程度上使美国更具实力的群体，但他们的一些政策主张会加剧贫富悬殊，使社会不平等现象更为突出，弱势群体将更处于被边缘化和漠视的位置。“科技右翼”对平等和多元化及包容性价值观的漠视，会导致其解决美国国内危机的政策处方让美国出现更严重的危机。
加速美军事、科技突破？
在外交和安全政策层面，美国“科技右翼”希望华盛顿选择性地采取孤立主义政策，包括在欧洲安全问题上。据美国“拦截”新闻网报道，“科技右翼”的代表性人物蒂尔此前曾谴责美国政府将纳税人的钱用于“遥远的战争”，强烈反对美国政府在中东的冒险主义，认为这种行动只会造成地区混乱。不过，他支持为这些战争设计和提供武器的公司。
在对华政策方面，“绿色欧洲杂志”网站称，不少硅谷的“科技右翼”支持对中国采取对抗态度，但也有人不支持这一做法。“拦截”新闻网介绍说，作为“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成员，赫尔伯格在美国国会煽动反华情绪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推动立法禁TikTok。
李海东称，科技是塑造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乃至国际关系总体格局的关键力量，美国“科技右翼”对美国下任政府的影响力较大，因而可能对国际形势产生较大影响。对国际社会而言，美国要在国际格局转变中塑造秩序定规则，如果这种规则只体现强者意愿和利益，会使美国成为国际格局或秩序稳定、渐进、良性构建的破坏者。
美国企业家马斯克也被一些媒体认为是“科技右翼”的代表人物之一。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计划提升政府效率，而马斯克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马斯克认为，国防预算和优先事项将成为“政府效率部”的目标，这使得波音、洛克希德·马丁等军工巨头感到不安，担忧自己在五角大楼预算中的长期主导地位受到威胁。同时，Palantir和Anduril这样的小型科技公司则对进一步打破军工巨头对五角大楼预算的长期“控制”感到兴奋。马斯克和许多小型国防技术公司呼吁大规模生产更便宜的AI驱动无人机等，这将让主要国防承包商更有动力与新兴国防技术参与者在这些领域合作。
“在‘科技右翼’的影响下，美国军事技术和军事装备的升级换代会加速推进。”李海东评论称，美国国防部的许多军事技术研发和装备生产是通过外包给与国防部有密切联系的私企来完成的，而“科技右翼”及其相关企业从美国国防部获得更多合同，会使美国在军事领域拥有更大优势，而这意味着美国未来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动用军力的倾向可能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