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涌现出了一批才华横溢、风格迥异的文化名人，如蔡元培、鲁迅、胡适、陈独秀等。他们以独特的个性、深邃的学识、非凡的气质和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人传颂不衰的经典话题。
文化的书法艺术，强调的是表现个人的情感与气质。杜甫在其诗作中提到：“由来意气合，直取性情真。”这句话强调了人与人之间应当真诚相待，心意相通。陈独秀也曾明确指出：“书法由来见性情。”意味着书法作品应当能够反映出书写者的真实情感。
陈独秀不仅在理论上有所阐述，而且在实践中也贯彻了这一理念。他的书法作品融合了碑帖的精髓，其大字作品尤其显得气势磅礴，仿佛铜琶铁板般铿锵有力，观之令人联想到“大江东去，浪淘尽”的壮阔景象，充分体现了他豪放不羁的个性。
探讨文人的性情及其在书法中的体现，是一个颇具趣味的议题。文人书法，往往不拘泥于专业书法家所强调的书写技巧，而是更加注重展现文人自身的个性和审美情趣。
这种书法可能在技巧的精细、笔画的精准、布局的严谨以及艺术感染力的传递方面，与专业书法家的作品相比，或许显得不那么“精准”。然而，正是文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修养，赋予了其书法作品独特的“韵味”，使得字里行间流露出别样的风采。
陈独秀的学识广博，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他不仅在中西学问上有所造诣，更可称得上是博学多才。虽然我们不宜单纯地将他定位为一位书法家，但他的书法作品所散发出的独特风采与气质，却足以与众多书法家媲美，甚至超越。
在陈独秀的书法创作中，行草书的条幅和对联尤为常见。这些作品往往流露出一种随性而发的自然之美，同时又不脱离书法的传统规范。它们不仅展现了陈独秀豪爽直率的性格特点，也彰显了他在继承书法传统方面的深厚功底。
以这件草书作品“安得老成作模楷，何当继起画芝兰”为例，其线条展现出一种成熟而深沉的美感，字的结构宽敞而富有气势，墨色浓郁而富有层次。观赏这件作品，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张旭狂草《古诗四帖》的艺术影响。
草书作为一种书法风格，最能直接反映出书写者的情感与性格。然而，当草书以对联的形式呈现时，对书写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笔画过于缠绕，可能会让人感觉过于光滑而缺乏质感；反之，如果每个字都过于独立，又可能会使整体显得过于分散，无法展现出草书应有的气势与连贯性。
陈独秀的草书对联作品，尽管字与字之间并无直接的笔画相连，但其书写中的起承转合处理得恰到好处，彼此间呼应得宜，使得上下文之间形成了紧凑而富有节奏感的联系。在快速挥毫的过程中，他的作品依然能够保持气息的流畅与连贯。
陈独秀的书法才华并不局限于单一的书体。无论是商周时期的大篆，还是秦朝的小篆，他都能汲取传统经典的精华，并融入自己独到的见解，使得他的作品既显得古朴雅致、底蕴深厚，同时又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
陈独秀在书法上的创新精神，在他的隶书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特别是他为朋友所作的“望水寻山”隶书中堂，笔触刚劲有力，线条瘦硬而富有弹性，颇具《礼器碑》的神韵。
在字体结构上，陈独秀展现了极高的变化能力，既保留了汉简的结构特点，又巧妙地融入了异体字的元素。例如“到”字的设计，大小不一、错落有致，呈现出一种古朴而富有趣味的风格。这样的独创性变化，若非拥有扎实的书法功底和超越常规的审美眼光，是难以实现的。
实际上，许多文人在书法创作过程中，并不太计较技巧上的得失，他们更注重的是书写时的心境是否愉悦、畅快。正是在这种悠然自得的心态下，他们往往能够创作出令人称赞的作品。这恰恰印证了苏轼的观点，即在不经意间追求卓越，往往能成就佳作。
陈独秀，这位兼具文人风范与书法才华的大家，在那个文人云集、星光熠熠的时代，他的书法成就确实独树一帜，堪称“文坛独秀”。即便与当时的书法大师们同台竞技，他在书法艺术的鉴赏力和造诣上也毫不逊色，堪称一流。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书法家层出不穷的时代背景下，能够兼具文人气质和深厚书法功底的书法家却愈发稀少，像陈独秀这样的文人书法家更显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