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纣王可以说是硬生生把王炸打成了对三效果。
01
这是纣王（帝辛）接手王位之初的局面：
殷墟四期中段周边考古文化及态度示意
图例说明：
· 实线圈是广义“商文化”各地方类型或据点，虚线圈是其他考古文化类型；
· 蓝黑色代表商政权核心板块成员；
· 亮蓝色代表大体亲附商政权的外围板块；
· 红色代表周人势力（尚未与商政权公开决裂）；
· 白色代表在商周之间无明确倾向性的板块；
然后这是帝辛统治末期的局面：
图例说明：
橙色代表亲附或降服于周人的原商文化成员。
短短三十年间放任周人的地缘实力膨胀到这个地步，这不是帝辛的责任是谁的责任？
然而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02
帝辛统治早期，一图局面尚能维持。
虽说现任周伯·昌（周文王）身负商王杀父之仇，但终归还是选择归顺。
帝辛九年夏秋季「尸方」（即「人方」）人群袭击了商王的东部附庸，于是出于报复，帝辛十年、十五年两次大规模征讨并取得了胜利。（卜辞、金文中帝辛对尸方大规模用兵记录到此为止，所以大概率不存在周人趁机偷袭商王畿的问题）
小臣艅犀尊铭文，「丁巳，王省夔京，王赐小臣艅夔贝，唯王来征人方，唯王十祀又五肜日」。记十五祀征人（尸）方之事
根据时间反推，帝辛很可能在同一时段囚禁了周伯·昌。
不论是受“谗言”影响也好，对其扩张意图警觉也罢，抑或单纯为了在东征时期控制住西边不安定因素，总之商王雷霆手段之下，周昌被囚多年。
然后帝辛把周昌释放了。
放人可能也是个无奈的决定，商王不能不考虑连杀两任周伯的后果，也不能承受主动与周人决裂的代价；但先囚后放的轻率处置还是诱发了恶果。
周伯·昌归乡后几乎立刻采取了激进回应：
他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里不仅公开称王，宣扬家族受有天命，还发起了一连串军事行动；其中最重量级的就是对崇国（今西安）的灭国之战。
此战周人集结众多盟友，持续月余，强攻数次，最终在冲车轰鸣和钩索攀援中破城。
胜利者随即进行了残酷报复：老牛坡城址毁弃，中型贵族墓地均被大肆破坏，遭掘坟弃尸。
《诗经》对此战做了记载：
帝谓文王：訽尔仇方，同尔弟兄。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
临冲闲闲，崇墉言言。执讯连连，攸馘安安。是类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无侮。
临冲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
天马晋侯墓地M31出土玉环：「玟王卜曰：我眔觞（唐?）人弘战贾/琮人」。或许是伐崇晋南族群受召唤参与伐崇的证据
商王在关中最后的战略支点就此覆灭，但帝辛做了什么对应呢？
03
他什么都没做。
结果崇国的覆灭触发了一连串灾难性多米诺：
该枢纽很快就被周人选做新都「丰邑」之所在，以新基地为支点的战略进攻全面启动。
关中盆地历史上首次被整合，东部峡谷出口完全受控，周人退可倚之为金汤，进可蹈崤函道如高速路，兵锋或直抵嵩洛、河内一带。
曾经被阻隔封闭的武关道也向周人敞开，后者影响力迅速遍及汉水上游，在南土拉扯起了一个庞大的反商军事联盟。
隔壁十里庙商人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拉拢，膝盖一软跪下了。
十里庙控制着南土大干道的关键节点南阳，他们的降服隔绝了庙台子商人，南土的力量对比颠覆，南方盟军从此可以自由北上与周人主力会合。
公平地说，北线晋南诸邦（白燕/旌介类型）早在第一图时期就是骑墙佬，但周人这一轮暴风扩张和商王的软弱不堪还是让他们做出了最终选择：
武丁以来历代商王费心收服建设的西部第二道防线（汾河/太岳防线）不攻自破。
于是局部力量对比变成了这样：
商朝王畿直接暴露在周人的打击范围之内，而且大概率要面对局部一打二的不利局面，那么帝辛做了什么补救么？
04
他又（几乎）什么都没做。
于是武王九年周人举行了一场大型演习，测试周人主力和汉水同盟能否协同进军；最终双方在盟津成功会师。
这下周武王心里有底了，于是两年后联军再次集结，决战在商王畿的心脏爆发。
盟津会师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帝辛还是什么都没做，静静地等待末日降临。
所以这条挂机狗究竟在干嘛？
最可能的答案是：他在忙着内斗。
帝辛后期商政权中心的矛盾已白热化，而矛盾的核心是帝辛的用人政策：
贵族们要求商王尊重优先任用氏族领袖及血缘宗亲“旧人”之传统。
帝辛则强硬坚持任用依附于自身的奴仆、逃人等出身之“小臣”。
在商末期的黄组卜辞中，小臣任事的内容更多于旧族官，与以往之统计现象发生背离。
内斗的高潮是王叔比干死，箕子囚，王兄微子背叛，辛甲、胶鬲、大师疵、少师彊、大史向挚等一干重臣纷纷私下串联/逃亡周方。
我们并不清楚帝辛对旧体制的敌意，究竟是出于个人情绪还是某种远见；只知道他确实取得了“成功”，牢牢维持住了商王的无上权威，将诸反对派踩在脚下；
但他的对抗手段是如此粗暴，主要实力氏族几乎都成了商王的政敌。
可是，商-西周的社会运作基本单位，就是这一个个“氏族”，他们掌握着大部分社会资源和组织能力。
如果氏族首领怨恨、拒不合作，商王和他的小臣团体也没可能有效运作整个政权机器。
商的统治运转走向停摆，这种失能和离心甚至扩散到了的周边板块之中，当商王最终覆灭时，东方的大辛庄、前掌大等实力诸侯，都没有表现出过多情绪波动。
更多的商人贵族思忖：借周人之手做掉这个商王，说不定就能让旧秩序回归正轨？
于是整个商廷共同选择纵容周人崛起，甚至于做周人的内应。
而帝辛或是陷于茧房，或是无暇分心，直到一切尘埃落定。
05
最后再让我们回看周人早期为帝辛列举出的四条罪状：
酗于酒德
惟妇言是用
昏弃厥肆祀弗答
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信
前三条大体还属东土与西土之间的文化差异范畴：
商人有好酒传统；商人贵族妇女政治参与活跃；
商人信仰祭祀活动中的重心是先王先妣，特别是在周祭系统成型后「上帝」的出场频率进一步降低，更绝少言及周人所信仰的字眼「天」。
帝辛在这些方面单纯是因循旧例，“在商言商”，无甚可指摘之处。
周人提及这些，更多是为了针对性团结自己人，用这些西方约定俗成的道德批判，来鼓舞强化己方受天命灭商的信心。
只有最后一条是对商人方面喊话。
该条也确实是帝辛取死的命门，是帝辛对商之灭所应负的最大责任。
他的粗暴“改革”和刚愎自用，撕裂了商政权的心脏，陷自身于无援，促成了周的火箭崛起，一并敲响了「商王受」和「商王国」的丧钟。
帝辛的种种后世污名中，或许有一条是颇为公正的：
独夫纣！
——《书·泰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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