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总参谋部的领导班子进行了一系列调动，阵容相当豪华。粟裕成为总参谋长，同时配备11名副总长，分别为：陈赓、黄克诚、王震、彭绍辉、张宗逊、邓华、许世友、韩先楚、杨成武、张爱萍、李克农。
这里面张爱萍是比较特殊的一位，他生性直爽，只要自己看不惯的一定敢于出声，曾被毛主席批评“好犯上”、被邓公评价“惹不起”。
就私人情谊而言，他与直属领导粟裕关系很好，同时与更上级的国防部部长彭总来往也很多。
偏偏这两位张爱萍都很尊敬的人，在1958年发生了强烈的冲突。按照张爱萍的脾气，当时是怎么做的？后来又是如何看待此事呢？
一、短暂的和谐期
1954年10月，正在浙江前线部署一江山岛战役的张爱萍，突然接到了被任命为副总长的通知，他内心是比较激动的，更加仔细地应对即将到来的战事。
次年1月，他指挥华东军区海、陆、空军各一部登岛作战，不到一天就成功解放一江山岛。这是我军首次海陆空三军协同作战，张爱萍打出耀眼的战果，得到中央多次表扬。
到三月时，沿海地区趋于平静，张爱萍遂前往北京上任，在他晚年所撰的回忆录中，有一个名为《最高统帅部》的章节，记述的就是他在总参工作、生活的事。
据他回忆，虽然副总长有11人之多，但大多数有其他工作，要么坐镇大军区，要么是兵种负责人，实际常驻北京办公的只有陈赓、张宗逊、李克农及他自己。
这个时期的总参整体氛围很融洽，粟裕不独断，谁有意见都可以提出来，而且他敢于放手，让几位副总长独当一面，遇到棘手的事情大家就坐到一起讨论。
偶尔因为一些问题发生争执，几个人就出去吃一顿，轮流坐庄，吃饱喝足也就没火气了。对于那段时光，张爱萍非常感慨：
粟裕同志任总长的时期，是总参最好的时期，也是我心情最愉快的时期...我们也争，但从不计较，相互间从来没有隔阂。没有哪个是你整我、我整你的。
大家都不是官老爷做派，底下的人做事就没那么多弯弯绕绕，平日里尽好自己职责，有突发事情直接汇报解决，简单高效。
张爱萍本以为这样能一直推进工作，早日完成军队的现代化建设，然而，这个和谐时期仅仅只有3年多。到1958年，一切都变了。
二、不清晰的职责划分
总参本是负责全国军事的，1954年中央又新成立国防部。当时的工作流程是粟裕主持军队事务，各副总长分工协作，总参制定方案后递交上去，国防部部长彭总拍板，再发回总参向下执行。
但由于两个部门职能高度重合，实际操作起来出现了很多麻烦，经常出现两个部门为同一件事去向毛主席汇报的情况。久而久之，就产生了矛盾产生。
文史学者张雄文在《无冕元帅：一个真实的粟裕》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毛主席让粟裕每半个月去汇报一次工作，彭总认为粟裕是在越级上告。粟裕听到这个风声后，就将汇报的内容先交到国防部，让彭总转给主席。这样彭总也不悦，说“让我转毛主席，我又不是你的通信员”。
怎么做都是错，粟裕便有意避开彭总。
张爱萍回忆录对粟裕这种心理也是有描写过的，有两件事表现得非常明显。
一是在1955年1月一江山岛爆发前夕，许世友向上级建议，暂时不发起进攻，获得批准。
这让张爱萍气得脸色铁青，当即给总参打电话说明情况，表示一定要速战速决，否则拖下去弊端太多。对面是陈赓，他也做不了主，就转头去请示彭总，最终得彭总同意，战役按时发起。
事后张爱萍得知，陈赓挂掉电话去找了粟裕，但向来有主见的粟裕没有发表意见，只让去找彭总定夺。张爱萍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二是张爱萍进入总参后主管军队行政工作，他经过一段时间调研，认为我国参照苏联设置的“八总部”制不合理。
苏军有足够大的规模、足够强的工业水平，所以一些部门、军/兵种要进行分开管理。但我国没那个条件，比如当时解放军成立了防空军，但全国飞机数量都不多，防空军训练还得找空军借装备。
在张爱萍看来，有些单位根本没有分开的必要，多设立机关反倒使得人员臃肿、功能重叠，互相之间的扯皮极大耽误工作效率。
张爱萍把自己的想法放到总参内部会议上说，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但讨论出一个方案后，粟裕却不想去汇报，最终还是张爱萍去找彭总。
经张爱萍一顿分析，彭总点头批准，八总部就陆续减少为三总部，一些军种也被改制。虽然这两件事都得到妥善解决，但背后已经暴露出很多问题。
特殊的时代背景、高度模糊的边界，让彭、粟对开国将帅矛盾到了难以缓和的程度。
三、很难确定的界限
建国初期，一切都在摸索阶段，就出现过很多麻烦事。按照规定，总参负责管理三军，但要在国防部的监督下运行，重要工作需上报批准。
这里就有一个比较主观的问题——什么算重要工作？如果事无巨细都汇报，那国防部一天到晚只用盯着总参就够了，别的事情也没精力处理。这样国防部长肯定会对总参谋长有意见。
但如果有一件事情，总参认为不重要没有上报，偏偏国防部认为重要怎么找也没找到文件，国防部长还是会对总参谋长有意见。所以，粟裕那个位置很不好干，1958年他被批的三件事，源头都是出自这种矛盾。
第一件是1955年6月的策划攻打妈祖列岛事件，当时粟裕在北京召集福建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作战部王尚荣等人研究福建前线作战的问题，讨论完后就部署了进攻马祖三个岛屿的准备。
此事粟裕觉得只是做准备，还没到发起进攻那一步，就没在上报国防部及中央。后来彭总从南京军区得知消息，连忙出手喊停。
同年7月8日，彭总主持了关于福建沿海作战的会议，当初粟裕那番部署涉及到的有关人员全部到场。
粟裕在会上解释自己只是认为夺岛时机已到，要求下属军区做全面准备，但没有说是全面攻击，很可能是误解了。
彭总倒没有批评谁，只是重申军事行动要多角度地去衡量，需考虑国际局势、政治、外交等因素，以后有什么部署必须要经过军委批准，才能着手准备。
这就是很典型的粟裕认为不重要、彭总认为重要的事。在粟裕看来，只是让各部针对性训练、做好充足准备，没有直接调动军队展开军事行动，不算特别大的事。
但彭总却觉得军事方面的问题，不经过沟通就擅自行动，长此以往会有风险，一定要警惕注意。如此相处下去，两人心里都会认为对方管得多。
第二件事是1957年的访苏忽视外交纪律，当年中苏两国进行了对等会谈，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在跟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讨论时，就提了一个要求。
他说目前中国国防部及总参谋部之间的职责分工不明确，总参管的事情太多太杂，很可能会导致精力分散而延误重大问题，所以希望得到一份苏联国防部及总参谋部分工的材料，用来借鉴参考。
按照规定，两个国家之间如果一方要向另一方请求提供财、物、文献资料，是需要国家最高领导人人决定的，另一方是否给予，同样也得经过一套程序。
粟裕如此随意地提出，似乎还有几分抱怨之意，这就不太合适，也导致他被多人批评。
第三件事是1958年志愿军撤军纰漏，这年2月25日，彭总召开军委会议，讨论志愿军回国后的安排，基本上把所有事情都敲定了。
次日粟裕认为既然中央已确定撤军，在朝的志愿军也已准备完毕，那晚撤不如早撤，就以总参的名义给志愿军5个作战单位下达调令，让志愿军3月8日回国。
这道绕开国防部的命令，彻底点燃了彭总的怒火。所以在同年的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彭总很激烈地批评粟裕，使得粟裕最终离开了一线领导岗位。
对于此事，向来敬重彭总的张爱萍说了公道话：
彭也有缺点，甚至是很明显的缺点，在有的问题上存在失误，比如对待粟裕、刘伯承这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但责任也不全在他，他只是不认可树立过高的个人权威。
事实上，彭、粟都是出自公心，奈何方式和思维不同，职能的高度重合是两人矛盾的关键，这种麻烦过了几十年才得以明显调整。
如今的国防部主要负责军事外交和宣传动员工作；总参谋部主要负责作战训练和战备工作，基本上不再重叠。
就是可惜，粟裕在年富力强就早早退居了二线，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