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兰无名，缇萦无踪——法律史视野下的女性悲喜》是一部关注古代女性命运的法制史、文化史读物。书中从法律史角度对具有代表性的救父故事中的女性及其遭遇进行评析，聚焦以木兰和缇萦为典型的女性，关注她们拯救亲人时遭遇的险境，尤其是那些法律层面的困境与昙花一现的绝处逢生，呈现了故事中充满智慧、胆识的女性形象。然而，这些故事中的女性，除了被贴上美德标签以供教化之外，或在史籍中没有明确的姓名，或是故事没有完整的记载，沉默的背后，她们的思想和去向、抗争和个性，都不被提起和看见。书中通过分析历史叙事中的这些或消失或隐身的女性命运，勾勒出一段拼图式的古代女性史。
《木兰无名，缇萦无踪——法律史视野下的女性悲喜》，张田田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救父故事的大团圆结局，是皇恩浩荡，还是女子本身的壮举？
元朝有人写了《重建孝女祠记》，赞颂了唐代不知名的两姐妹为救父跳进熔炉从而打动当权者，让一地苛政得以缓和的故事。书中对比汉唐孝女遇上的两位皇帝，认为遇上汉文帝是缇萦之幸，而两姐妹不遇明君则是不幸。在缇萦救父的故事里，汉文帝的存在感确实相当强。
在缇萦生活的时代，文帝还没获得“文景之治”开创者、盛世缔造者一类的绝对化赞美。王子今教授收在《秦汉文化风景》中的《唐人历史意识中的“文景之治”印象》一文指出，汉文帝的形象从节俭宽仁，到“百王莫先”，有渐变过程。称颂“文景之治”是中晚唐以后才兴起的。检索正史中帝王称谓的出现频率可见，两唐书之前西汉诸帝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汉高祖和汉武帝，“文景之治”说法并非汉代就有，最早可能出自唐人笔下，如白居易所谓“文景之理”等，因为自唐才开始把“文景之政”视为守成典型和政治理想。这是唐人政治意识成熟的标志，也是衬托“贞观之效”和“开元之治”的需要使然。“唐人的‘文景之治’评价中，多见以唐代帝王相比附者……发表这些评论的人，试图以‘文景’的德政作为现世当政者的榜样。”历经坎坷才坐上宝座的这位大汉天子关心民间疾苦，对小女子缇萦的上书做出回应，此事既成就了缇萦救父的美名，无疑也使史家在帝王的功劳簿上多记了一笔，汉文帝也因此着实被后世一夸再夸。逢汉文帝发善心，是缇萦之幸，但反过来是否也成立呢？即缇萦乞求天子垂怜，与此同时，天子是否也在寻找此类“以小见大”的扬名机会和改革契机呢？
汉文帝刘恒以宽仁享誉后世，其实他的施政“能文能武”。这既是普遍的帝王心术，也来自他独特的经历。由外藩而继大位，打得一手安抚人心、去除威胁的“好牌”，“汉文帝以高明政治家的形象，稳居政治舞台的中央”。他在意好名声，但也不惜下毒手。从孙家洲《西汉朝廷“大洗牌”：汉文帝入继大统前后的政治博弈》一书，可看出汉文帝即位前温顺的表面下实在的权谋。比如，他成功压制同样是刘姓宗室且立有大功的齐王、城阳王和济北王三兄弟。其中，齐王刘襄、城阳王刘章两兄弟正值盛年而先后病逝，“此前并无二人体弱多病的任何记载，倒是有生龙活虎的矫健身姿闪现于史册，更加之他们逝世前的具体病情均不见记载，种种迹象，不由人心生疑窦！……毋庸讳言，（只要）对刘襄、刘章兄弟壮年而亡的原因有所怀疑和探究，汉文帝的‘仁君’形象就会添加一层雾障”。又如，汉文帝此后对待淮南王刘长的态度。表面上，这对兄弟同为刘邦之子，本应更亲厚，文帝通过对弟弟的照顾树立起宽厚的仁君形象，但这种特殊的照顾也助长了刘长的骄纵不法。刘长的“作死”过程漫长，学者也认为刘长的死是桩历史疑案：“是汉文帝一时失察，还是故意以宽纵的手段诱惑弟弟触犯大罪？”汉文帝的本意幽微，不得而知，但有目共睹的是，“随着刘长的去世，汉高祖刘邦的儿子依然健在的，唯有汉文帝刘恒一人了。谁是刘长暴死事件的受益者，毋庸多言”。
钱穆先生在《秦汉史》中所述“秦政乃战国紧张局面之掉尾，而汉治则为以后元气恢复之开端。此中分界，并不在法规制度之相袭，而唯在心情意态之有异也”，精准地把握了秦汉王朝更替的关键。但从局部来看，为开局“元气恢复”提供稳定基础的种种政治举措中，恐怕仍少不了几乎亘古不变的明争暗斗、斩草除根的毒辣手段。吸收秦亡教训，“久乱后厌倦”固然不错，“粗朴之风未脱，谨厚之气尚在”恐怕也是有限度的，更何况“粗朴”与“谨厚”是相对的，“予一人”的根子才是帝制中不变的核心。“明君”抑或“仁君”，能坐稳皇帝之位的恐怕首先得是“称孤道寡”，其次才可能有些善心、讲些人情，而“善心”和“人情”也未必不是合乎了利害的考量。
从皇家人情上来讲，手足情，恐怕得让位于利害关系。要看其行为的实质，不妨从其运筹帷幄、推波助澜与坐享其成的局面上反推。由前文可知，刘恒手段高明，对兄弟如此，对年幼子侄也不会心软。功臣拥戴刘邦之子、代王刘恒上位，“刘恒不是上接惠帝之业，而是直接继承汉高祖”，于是生前窝囊的惠帝，死后也要吃亏，“在凌驾于他之上的吕氏外戚集团被清除之后，他却从宗法体系上被定位为‘非正统之君’”。惠帝死了，当新选定为皇帝的刘恒即将入宫时，最惨的还是年幼无知、“从来未曾主宰过自己命运的小皇帝”。总有人敢比“以臣废君”走得更远，去做“以臣弑君”的“清宫”“除宫”之“脏活”，为新帝清除障碍。“‘清宫’的执行者真是痛下杀手。他们把被废黜的小皇帝强行用车拉到皇宫之外，当天晚上就将其残忍杀害，同时被杀的还有吕氏集团所扶立的三位年幼的宗室王。”被清除的哪里是障碍，根本就是活人，甚至是亲人：吕氏所拥立的小皇帝，未尝不是刘氏后代。这一切顺应的都是文帝的利益。“大洗牌”洗的从来不是“温情牌”，威胁皇帝地位者，必须杀之而后快。
至于对父母之孝呢？袁盎捧刘恒为人“大孝”，主要是从他孝敬母亲方面——毕竟，史书中描绘文帝行孝照顾病中母亲，为后世贡献了“衣不解带”这个成语。文帝之母薄太后，从前为薄姬，本不受宠，被刘邦“一幸生男”，此后很少再见到刘邦。这对母子从前受的冷落，在刘邦死后，竟成了他们的“护身符”，不但在吕氏当权时得以保平安、远离迫害，在功臣拥立新帝时，外戚的弱势也成了其保命的“加分项”。文帝确实是信任母家，听得进母亲的话的。但对父亲，恐怕只能说血缘给了他上位资格（但还要与其他人竞争），有目共睹的疏离关系给了他生存空间，父子之间的“形式”大于内容。
说到底，“不可巴望好皇帝”及“天家无父子”等忠告，仍然有效。也许汉文帝是被淳于家的父女亲情深深打动，但这不是惯常。他毒手扫清威胁后，大权在握，愿意要好名声，树威信，自然可以这么做。只是不必认定帮过好人的皇帝便是好人，也不必指望皇帝高抬一次贵手后，能时时刻刻行好事。
再者说，直接决定淳于家生死命运的，不是缇萦上书能否提出好的理由（在传统中国，“孝”已经够好了）与论证的策略，而是当权者是否被打动（不论是因为真情、名还是利），其实最要紧的——参考那些令人惋惜的功败垂成的孝女孝子故事，是被打动的人是否有生杀予夺之权。对绝境中的求情者来说，皇帝自然是一步到位的最好人选。因为他掌权，至于是盛世抑或衰世，是明君还是昏君，倒是次要之事。成功自然是“孝感动天”，失败也不缺乏各种说道，甚至在展现皇恩浩荡的历代帝王中，不乏最任性的那种，导致求情时而成功，时而失败，引得小儿女们争先恐后地开“盲盒”，迎接莫测的命运。
天威难测，臣民卑微。跟皇帝讲不通的人，一般都把原因归于奸臣阻挠，好给自己留点儿希望。那要是皇帝偶尔讲得通，恩典时而灵验呢？只要这扇崇尚孝道的求情之门不曾完全关上，仍可供天下子女尤其是罪臣之孝子，入皇帝彀中。
比如前一章列举过的，敢跟皇帝“讲条件”，不但成功免除父亲的牢狱之灾，还得到官职的孝子周琬，他坚信“父死，子安用生为”，不惜以死赎父罪，换来“帝察其诚，即赦之”的好运，可惜其他人未必成功。《明史》里列举“洪武一朝，子代父死者，更有虞宗济、胡刚、陈圭”。
结果如何呢？一部孝义传，载不动这许多悲欢。22岁的虞宗济，得斩刑，身首异处；胡刚，“诏宥其父”；陈圭，代父死，“而戍其父云南”。孝心或许相似，结局却大相径庭。
洪武朝为官是出了名的高风险，陈建的《皇明启运录》和张怡的《玉光剑气集》中所记的朱家子救父之事，也是相当曲折。此事特别之处在于由长兄朱煦出面救父，父亲朱季用得救过程中，还有不少人跟着“沾光”；不变的则是仍要寄希望于最高权力来救苦救难，即便皇权本身便是苦难的来源。
此事的前因后果是，福州知府朱季用上任未满一年，便被一轮所谓革除“有司积岁为民害者”的运动席卷：“洪武十八年，朱季用由荐知福州。忽诏天下，尽革今岁以上有司积岁为民害者，（朱）季用与焉。输罪作城，役严偿重，资力不任，旦夕图死。”更多细节显示，朱季用很委屈，官未坐稳便沦为阶下囚，人是活着，但身心均受磨难，“役严偿重”，身患疾病，就要活不下去了。“视事仅五月尔，以例起入京，吏一以法论罪，作城须役，严令偿日用钱数十缗。（朱）季用又病痢，被楚，谓煦曰：‘吾资力岂足堪此？吾旦夕死矣。汝勿深忧，但收吾骸骨归葬耳。’”得知父亲受难，亲耳听到父亲说出消沉等死之言，朱煦心中应是惊涛骇浪，表面保持冷静，暗地里不得不下定决心行动——与其等死，不如孤注一掷。
面对恣意的皇权，“孝感动天”即便不是真正的制胜法宝，但对偶发的好结果也有相当的解释力。在无常的政治和不近人情的法律中间，孝女孝子的孝心，是不小的变量。
案犯的子女未必是案犯，严格说来可归入案外因素。子女的参与，本不是案件中的唯一变量。尽管求情的一方，总会想方设法把事情说得跟自己相关，好把责任往身上揽，但是从求情者到评论者，总还会寄希望于当权者的破例——使其在办案中纳入一些超越法律文本的“孝”的考量。人心所向，加上“王法”本身寓意“王在法前”，让成功案例依旧零星地存在于世，世间便有了“孝子不应死”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