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铁涛
在2019年以来新冠疫情中，中国的表现赢得了全世界的点赞，尤其我国传统中医药在抗疫中的功效更是令人刮目相看。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就在十多年前，还有人在公开呼吁要“废止中医”呢！
2006年，《医学与哲学》杂志在第4期发表文章《告别中医中药》，作者是中南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的张功耀。文中，作者说中医药“不文明、不科学、不人道，危害生物多样性”。由此引起一片哗然后，又在10月7日，发起了“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的征集网络签名活动。短短几天，签名过万。
这并不是个案。事实上，从民国时开始，反对国医（中医）的风潮，就已经出现了，其中还有不少重量级的人物，如：严复、梁启超、孙中山、鲁迅、陈独秀、胡适、傅斯年……
最早提出“反中医”或“废禁中医”观点的，则是一个叫余云岫（xiù）的人。余云岫字岩，号百之，谱名允绶，1879年9月14日生于浙江省镇海县余岩村，年少时习中医，后到日本求学。在日本，他发现汉医（即中医）在日本已被废止；他比较日本的西洋医学和自己早年学的中医，觉得相形见绌，遂立志于医学革命。
回国后的第二年，即1917年、他写成《灵素商兑》一书。这是一本全面批判和否定中医的奠基著作，在书中、他把中医批得一无是处，如“中医无明确之实验，无巩固之证据……不问真相是非合不合也……”，说中医“是占星术和不科学的玄学”，声称“不歼《内经》，无以绝其祸根”。
余云岫和其著作《灵素商兑》
介绍见下行文字
1929年请愿团。左起（后）张梅庵、张赞臣、蒋文芳、岑志良（前）陈存仁、谢利恒
接下来的时间里，余云岫一直鼓吹中医是“杀人的祸首”，主张“坚决消灭中医”，“如不消灭中医，不但妨碍民族的繁息、民生的改良”，而且国际地位的“迁善”也无从谈起；“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
开始时，余云岫的名气不大，他的言论没有多大影响；但是到了1929年2月，南京政府卫生部在汪精卫的授意下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时，余云岫以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上海分会会长的身份参会，并提交了议案《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结果除“一个‘医学外行’次长和一两个参事抱怀疑态度外，其余是满场一致通过”。
需要交代一句，这次会议没有一位中医人士参加。2月26日，上海《新闻报》率先将此事公诸于众；3月2日，余云岫主编的《社会医报》出版中央卫生委员会特刊，公布“废止中医案”。消息一出，医界鼎沸，全国震动，立即爆发了中医历史上空前的一致抗议。
全国中医界人士群情激愤，成立国医公会，通电全国，游行集会、请愿罢市。这些穿长袍的中医先生，走上街头，走到国大会议会场，静坐绝食抗议。面对全国中医界和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政府为了息事宁人，不得不取消废止中医的提案。
而事实上，这次废止中医失败，中间还另有隐情。当时恰逢汪精卫的岳母患恶性痢疾，请遍当时名医，都没什么效果，病人奄奄一息。后来，请到了老中医施今墨；他不多说话、只是把脉，就一一道出病情，惊得病人连连点头。开药后，施今墨充满自信地告诉病人：安心服药，3天后痢疾就会停止，5天后胃口就会好转，10天后痊愈了，不必复诊。
后来，施今墨的说法一一被验证，病人服下汤药，很快痊愈。于是，汪精卫不仅不再废除中医，而且还题赠了“美意延年”的牌匾给老中医施今墨。
余云岫
施今墨
我们再回到2006年，说张功耀的投票。三天后的10月10日，国家卫生部注意到此事，并给出了明确的态度，说反对并取消中医中药的言论和做法是“对历史的无知”。
卫生部的这个评价可谓非常准确。因为2006的这次中医风波，即便在新中国也不是首例；其中，有的影响还很大。如1985年，北京、上海的62名西医专家，出于争取科研经费等原因，联名上书中央领导同志，认为“中医不科学，中医可能是伪科学”，呼吁“国家不能把有限的资源用在中医研究上”。
尽管每次风波都没有能够把综艺中医废止，但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中医都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对中医的认识不足，不只是医疗从业人员的问题，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更成问题。所以，很多有责任感的医学界人士都是寻找一切机会，替中医站台。
曾担任过黄克诚、陈云保健医师的段向群在一次讲座现场，被一名女生提问问题：“鲁迅先生是中国的大文豪，如果中医如您所说的那么伟大、无懈可击，他又为什么要反对中医？消灭中医呢？”
段向群对此的答复是：“鲁迅先生是我们中国一位很伟大的文豪。但他在日本学的是西医，自始至终，他对中医没有进行过任何研究，这是首先应该明确的一点。其次，他对中医的反感缘于自己的成见，因为他的父亲被庸医治死了。另外，我还想补充的一点是，鲁迅先生患肺痨去世时只有56岁，西医并没有将他治好。我敢肯定，如果他选择中医，有希望活到80岁！”
在2006年、张功耀掀起的那场“反中医”风波中，也有不少传统医学的守护者挺身而出、为中医发声。其中有一个著名的老中医，叫邓铁涛。
邓铁涛1916年11月6日出生于广东开平中医世家，当时是卫生部药品评审委员会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抗“非典”专家组组长。邓教授一生奉中医药的传承为使命，且身体力行。
邓铁涛
很多人一感冒发烧就喜欢打针甚至输液，说这样好得快；邓教授说这是一个误区，“如果打吊针有很多不良反应，甚至是后遗症，还能说它‘好’吗？”邓铁涛说他的孙子们生病从来不打针，“保留着‘处女’屁股”。
邓铁涛这样说自己的原则：“很多疾病，简(单)、(方)便、(灵)验、(价)廉的中医都能解决，不一定要花大钱看西医。”他有个弟子在深圳做中医，一天晚上匆匆打来电话说，一个刚满周岁的孩子不小心吞下一小块有棱有角的石子，孩子太小，开刀、麻醉都是难题，怎么办?
这种情况，一般认为是西医的“长项”，因为西医可以手术。但邓铁涛说，“什么手术都不用做，就用早些年广东人常吃的发菜煮稀饭。发菜又细又韧，肯定能带出石子。”果然，早上7点吃下去的石子，下午6点就被拉了出来。
对于中医，多年来一直存在“是否科学”的争论，邓教授的看法是：对于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医药，如果按西医西药的思维，至今的确解释不清其治病原理。“到底是哪一种药物成份在起作用，很难用只言片语回答，所以就有人乘机质疑。”
邓铁涛说，在我国，京剧、陶瓷等都是流芳千古的艺术，但“中医药”却因为这样那样的缘故被忽视。其实，中医药才是我国少有的原创科学，是中国“第五大发明”。“很多人认为，中医理论‘难懂’，其实是人们习惯于用西医的观念来看问题。中小学的常识课、生理卫生课，教的都是西医知识，对中医理论却绝口不提。这反映的是一种民族自信心的缺失。中西医是不同理论体系的医学，用西医的思维来看中医，就不容易理解。要知道中医某些貌似‘不科学’的说法背后，其实有着大科学的内涵，我们不能用西医的标准作为‘科学’的标准。”
邓铁涛在书房（摄于1981年）
邓铁涛手书
邓铁涛手书
邓铁涛为了中医的发展曾五次向有关部门上书。第一次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全国中医药发展每况愈下，解放初广东有中医3万人，1980年初只剩下一半，且继续减少。他非常担忧，写信反映了情况。此后不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立。
第二次是1990年，当时国家计划精简机构，中医药管理局在计划精简之中。邓铁涛联合7位著名老中医上书，使得中医药管理局被“保下来”。这就是中医界著名的“八老上书”事件。
1998年，全国刮起了“西医院校合并中医院校”的风潮，不少中医院校只剩下一个系甚至一个教研室。邓铁涛忧心忡忡：“国家要抓大放小，对很多行业可能合适;但在医学界，西医大、中医小，抓了西医而放任了弱势的中医，岂不‘死火’?”他和其他老中医再次上书，给中西医院校的合并风踩了“刹车”。
邓铁涛的第四次上书的主题是“中医不能丢”，呼吁全社会对中医药加以重视，当时是2002年12月31日。后来“非典”发生，邓铁涛再次上书建议中医介入抗“非典”，为接下来中西医结合抗“非典”打下基础，并在那次抗击非典中，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医。
作为邓铁涛上书的成果，2005年、“中国中医研究院”改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2005年，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简称“973”)也将中医药基础研究项目也列入计划之中……
2007年6月，邓老获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医诊法）代表性传承人”称号。2009年7月，邓铁涛教授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三部委联合评定为“国医大师”。
2019年1月10日，邓铁涛去世。邓教授生前曾这么对人说，“中医药正面临几千年来最好的发展机遇”；结合近一年多来，中医药得到重视、并全面介入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情况，可知邓先生所言非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