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行》：诗与画的生命史

文字似乎是中国绘画特有的东西，它不但引导人看画，也引导人去听画外音。“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作为千古名篇的《琵琶行》，自然也留下许多画作。《琵琶行》成为故事画，可能自仇英时已如此。

原文作者 | 陆蓓容

本文出处：《琵琶行：诗与画的生命史》，陆蓓容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10月版。

《琵琶行》成为东瀛绘画题目

《琵琶行》诞生的时代，个体自觉、传播便利。白居易又登高位、享长年，生前就享受到诗歌带来的光荣，让这首诗几乎具备了最佳的流传条件。可能就在它问世的那一年，某一本《白氏文集》已经传到了日本的天皇御府之中。原诗流入应该也不会太晚，至今有若干抄本流传。

白居易在日本地位极高。《琵琶行》成为东瀛绘画题目，亦是常情。彼邦也重视文献，所以著录所见的传本不少。根据东京文化财研究所提供的检索数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历年销售作品中，已有二十四件以“琵琶行”为名。从目录详情看，既有中国舶来绘画，也有日本画家的创作。其中寺崎广业、土佐光起、久隅守景三家作品曾刊载在创刊于明治年间的《美术画报》杂志上，有黑白照片图版可查。

广业画了一双六曲屏风，男女双方各占一面。单看女主角这边，大约是承袭明清画稿故技，他安排一艘小船从芦苇丛中划出来。光起的画，意匠与潘振镛相似，只是抱琵琶的女子坐在船头，头顶一轮硕大的圆月，身侧扫过几丝芦荻影。他却比潘振镛用心些，大约借鉴了宗教绘画中菩萨的样貌，把她画得宝相庄严，简直有点儿敦敦实实的，又在衣纹上点缀“古典”花样，与郭诩一样费心。守景之作，背景山石与树木都有浙派意蕴，而前景之中，琵琶女坐一条船从右边荡过来，白居易等主客数人，坐在两条船上，从左边荡出去。这是颇为新异的处理方式。图版虽不清晰，仍能看出琵琶女面如满月。他也和郭诩一样，努力想象着唐风。

《琵琶行》（1979）剧照。

最有趣的事儿在琵琶身上。也许是因为日本仍然保存了唐式琵琶实物，相关知识并未消亡。明清画家往往只能照着晚期实况，大差不差，囫囵交代一下弹奏动作，而且往往是纤手拨弦。可广业和光起笔下的姑娘分明都用拨子弹奏。此外，光起、守景的画面更为细致，他们精细地再现了肚大身短的唐式曲颈琵琶。

“流传”充满了随机性。琵琶的实物、《琵琶行》的诗歌、白居易的文本与形象、图绘的画稿与主题，肯定不是同步进入日本的，也不可能在同样的时间和地点开始流行。但它们一定彼此牵涉，相互影响。正是这些不可测量的参数共同牵引着绘画，悄悄改变了它的成分。如同诗歌用典的交响曲，每一段音节都有自己的韵味，同时也都在造就全局。仍以音乐作比，倘若主题和形式都有先例，那么，画家也许像是指挥，要演绎自己理解下的经典名曲。可是，总有人不甘心重翻旧曲，想要另起炉灶，再谱新声。这时，画家就像是作曲家了。

新资料不断刊布，网络冲浪，竟把人送到九州岛的海边：一样有水中的两只船儿，有一男一女两位主角，这幅画是铃木春信的《见立白乐天》，作于1764—1772年间，题名为研究者所加。所谓“见立”，是一种用时人可以理解的题材来转述历史事件的绘画，流行于江户时期。它不在意历史的真实，反而致力于用当代的服装和风俗来引起观众的趣味。画家预设他们都有足够的教养，能够凭借各种相似性，找到形象背后的渊源，并于此获得乐趣—听起来真像以图绘的方式来用典，尤其像那种如羚羊挂角的诗，要让读者细细推求。

《琵琶行》（1979）剧照。

故事的本事是斗诗，

而画中代之以斗画

知道解题方法再读图，便可把画面视为谜面。据学者解读，画中的一男一女，当是江户时代赴日的朝鲜使者，与明和年间（1764—1772）的姑娘笠森阿仙。她是当时的三大美人之一，为笠森稻荷神社门前的茶水铺招徕生意。然则，何以两人手中各持画轴，又为什么能用来“见立”白乐天呢？从谜面到谜底，毕竟需要些提示。又是文字担当了这个重任。画框上端，云气之内，写有这样一句：

苔衣、きたるいわほハ、さもなくて、きぬきぬやまの、おびをするかな。（岩着青苔不束带，山不着衣带束间。）

它出自室町时代（1336—1573）的谣曲《白乐天》。谣曲虚设白居易乘坐唐船，奉皇命来到日本松浦，与当地人比赛智慧的故事。他写出歌咏青山白云的汉诗，当地渔翁便能读懂，且立即演绎为和歌。末了，白居易没赚到一点儿便宜，渔翁也现出真身，原来是守护日本西大门的住吉明神。

故事的本事是斗诗，而画中代之以斗画。这种处理，恐怕不仅是为了藏起本体，代以譬喻，也是为了把声音替换为图像，轻轻松松地表现绘画本来力不能及的东西。从明代中期看到清末，我们一定已经对这种匠心有所了解，并视为画家智慧之一端了。男子手里是一幅水墨幽兰，自然充满了唐土风味；让和服美人展示一幅和服美人，则是苦心经营的东瀛风光。将白居易换作朝鲜使者，可能有实际原因：江户锁国期间，仅有朝鲜、琉球两国与日本保持了外交关系，要展现时人熟悉的异邦形象，选择实在很有限。将渔翁换做著名的美人儿，意味却非常丰富。

也许是为了制造异邦异性之间的张力，用世俗情趣来吸引观众。也许还因为，画家确实知道《琵琶行》诗意图的存在，是在用她暗示我们想起琵琶女，再牵引这条线索与白居易相合。

我很喜欢这幅画。不止因为它以画喻诗的巧思，能暗合我们欣赏《琵琶行》诗意图的历程；也不仅仅由于它把白居易的真身藏在喻体背后，解读时需要根据情境去析绎实指，让人回忆起诗歌与典故之间的种种相似与疏离。必须承认，浔阳江上的夜潮，未必能流到松浦的海上。它离最初的往事已经很远很远，只在诗人身上虚挽了个绳结。就算其中真还有一点点诗意图的余绪，也已经要用“见立绘”的逻辑来解释，成了一种新的东西。它告诉我们，再美好再可爱的传统，也有尽头。

《长安三万里》（2023）剧照。

同时，它还以另一种文化中的视觉表现来说明：就算古今东西文化各异，可人所乐见的东西往往相同。有异性，便可往暧昧风流的方向设想，更容易造就故事、吸引目光。回顾元明以来种种以白诗为蓝本的“同人戏曲”，此理显然。形形色色的《琵琶行》诗意图，也许出自名家，设色精雅，前边挂着“送别”或“秋色”的引首。可若追问它得以流行的底层逻辑，答案也应在普遍的人性之中。

在文本的世界里，曾经论及，内涵宽广一点儿的文本，才容易被使用，因为人们可以往自己需要的方向注入新的意义。把诗画成画，正是一种使用。无论哪一种形式，它都满足了人们对邂逅相遇的期待，并大大强调了相逢的一刻，因此脱离原初的文本，生出了新的意涵。对于画中的画稿和图式，也是如此。郭诩也许移用吴伟，“仇英”多半源自仇英，潘振镛连脑子都不大动。可是，每次使用都伴随着重新排列组合，而诠释就在其中，或少或多。

《长安三万里》（2023）剧照。

诗与画的主题传统历史悠久。文学、艺术两界学者一直都在关心它。不过，因为实例往往太多，“研究”很难从描述中挣脱出来。其实，我想，任何主题，总得有一个易于生发、根植于日常经验的起点，才可以被引向世人心上的纵横沟渠。后来者脱离原初语境，制造出许多相近相似，乃至不再相近相似的复调，几乎是一定的，非如此不足以谈使用。而且，在支流上载航的人，也并不一心想着溯源。

当他们走得太远，船缆就成了风筝线，而风筝总会挣开去。四弦余音终于散尽，剩一片江心秋月白。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刊发。作者：陆蓓容；摘编：何也；编辑：张进；导语校对：赵琳。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文末含《新京报·书评周刊》2023合订本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