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城市政治空间来重构贵阳的城市治理模式，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的荣誉意味着什么？
在城镇化率达到70%的“诺瑟姆曲线”转型发展期，城市政治学如何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当83%的居民认为小区仅是睡觉休息场所时，如何以理论促进共同体意识和第三次分配？
虚弱的边疆往往会成为大国的负资产，新时代何谓边疆，边疆治理为何上升至战略地位？
“政治学·新知”跨年讲行至2024年12月29日、30日的第四讲第五讲，单次均超过3000人次在线，听者聚拢之势下新知味开始逐步展露，四位学者集中开启了一个新的话题，聚焦到了空间政治、城市政治、基层治理、边疆治理。旨在追求“共同体的善”的政治学在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下如何完成从实践提升至理论、理论反哺实践的闭环？
本篇报道的四位分享者
城市政治空间系统：决策、协商、执行和监督如何自洽
受邀来到母校组织的跨年演讲，放弃擅长的从政治文化、政治文明切入基层社会治理问题，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院长陈华森挑战了他颇有兴趣的新知——空间政治学。在题目为《城市政治学的研究与发展——一个空间政治学的分析视角》的演讲里，他提出不应把城市仅仅当作政治执行主体，城市是一个政治实体由四个子系统空间构成，他以贵州市为“麻雀”带入民族政治学因素做了解析。
几乎通读了国内外相关的城市政治学研究文献，因此，他以极强的整合能力铺叙了学界研究生态图——国内关于城市政治学的研究还处于引介阶段，“城市政治学”的核心论文仅有16篇，相关著作也仅有五六本；而西方城市政治理论从精英主义观点、多元统治论、增长积极论、城市政体论、区域主义观点、公共选择理论，以及新马克思主义不一而足。虽是处于引进介绍阶段，但批判的代表性观点已展现，有指出实用主义的作用有限，理性经纪人的假设也存在不足；有认为在方法论上，城市的政府和政治制度的重要性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有指出理论框架中存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本位立场的倾向；有意识到欧美城市政治学纳入到全球视野过程中，对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问题研究比较缺乏，因此，建议采取混合的方式进行比较研究。
批判的目的是为了构建中国的城市政治理论。有学者提出要在城市研究中引入农民群体；有主张构建具有世界眼光和中国特色的城市政治学理论体系；在国际化城市建设方面，有学者提出了政务管理、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研究框架。陈华森具体介绍了“以人为本”城镇化理念中实现人的“城市权利”的观点。该主张认为人的城市权利包括自由进入城市的权利、选择城市居住的权利、与其他城市居民平等的政治权利，还有城市空间共享的权利、参与城市治理并获得社会保障以及公民充分发展的权利等。
在介绍了研究生态图后，陈华森展开了他理解的城市政治空间体系
首先他质疑了当下国内外同行将城市当成一个政治执行主体的主流观点，“城市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实体，包括决策、协商，也包括执行和监督。”其次，陈华森认为，政治决策主体、协商主体、执行主体和监督主体这四个主体构成的子系统共同构成了城市政治系统。以贵阳市为例，决策、协商、执行和监督功能分别对应人大、政协、政府和贵阳市监察委委员会和党的纪律委员会，构成四个不同的政治空间的子系统，而这四个子系统就构成城市政治空间系统。陈华森指出贵阳诸多的荣誉中有“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贵阳市有11个少数民族，这是中国五个自治区的缩影。”他特别指出在四个政治主体中均有少数民族成员；他进一步以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中的“共同富裕”来印证，对少数民族的重视也表明了“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
城市政治学：中国城镇化率将迎来上升放缓期时何为？
陈华森导读城市政治学理论中提及的五六本专著的作者里，就有接着他发言的深圳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全球特大型城市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陈文。与陈华森的“他者”视角不同，作为国内最早进行城市政治研究的领军人物，陈文探讨了中国城市政治研究中知识体系与话语建构问题，他认为要关注城市政治与国家政治、地方政治的关系。
为何要从城市政治学的视角研究城市治理或城市发展？陈文从一组数据的对比开始说起。一是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快速提升。2023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6.16%，比1949年末提高55.52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75个百分点。二是城市数量和城市人口激增。2023年末，全国城市数量已达694个，其中地级市297个，县级市397个。地级以上城市常住人口达到6.7亿左右。常住人口超过500万的城市，也即特大城市有29个，超过1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有10个。三是全国城区实体地域面积迅速增加。各类开发区、工业园、新城和新区等不断涌现。至2023年，全国城区实体地域面积达到62038多平方公里，增长了7.3倍。四是城市经济实力日益增强。1988年，全国城市地区生产总值只有7025亿元，占全国的50.7%。但到2023年，仅地级以上城市地区生产总值就达77万亿元，占全国的61.1%。
陈文是较早进入城市政治学的研究者，他呼吁要建学术共同体
陈文引入世界城市化进程的S型诺瑟姆曲线，该曲线将城镇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城镇化水平低于30%的初期阶段、30%到70%之间的中期阶段、高于70%的后期阶段。后期阶段城镇化率增长缓慢，一旦达到80%左右，城镇化水平几乎处于收敛状态。根据诺瑟姆曲线，中国城镇化率达到70%-80%时将会迎来放缓的转型期。为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特别强调要深化城市建设、运营、治理体制改革，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推动形成超大特大城市智慧高效治理新体系。
这就对如何从城市政治学的视角审视城市发展和治理的现代化提出了新的要求，陈文认为非常迫切地需要构建城市政治学的研究共同体。共同体的任务体现在：
首先要从学科层面阐释城市政治研究的学理基础，“城市不但是国家重要的空间形态，也是国家政治投射的政治场域，必然有特定的城市权力结构形式、城市政体形式等”。因此，要从学科体系层面厘清国家与城市、国家政治与城市政治的学理关系。
其次要从理论层面建构城市政治研究的知识话语。城市权力始终是城市政治研究的核心主题，因此需从理论层面阐释城市权力的结构特征、运行过程和生产机制。有待深入讨论城市政治实践过程中“谁”为了什么而治理，通过“什么”机制建立联盟，“谁”与“谁”展开合作化治理。
最后，要从内容层面拓展城市政治研究的研究范畴，将城市权力的研究拓展至城市政体、城市运动、城市政府、城市政策、城市领导、城市正义、城市兴衰、城市公民参与、城市稳定、城市安全和城市空间治理等主题的系统研究。
陈文翻译的《牛津城市政治学手册》
“城市政治研究以一种特别敏锐的方式遇到所有城市研究所熟悉的问题。”构建中国城市政治学的研究范式和知识话语，要在上述城市政治学的经典理论研究上与西方学界对话，在学术共同体努力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视野的城市政治与城市治理理论和方法。
三类城市产权：小区二次分配等治理如何带来归属感
从空间政治落到城市政治，听者的知识结构层层搭建，到了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吴晓林，主题更为落细和聚焦：从城市特有的产权制度和安排阐释了城市基层治理的底层逻辑——产权结构。
在刚出版的《“政”当其时》一书中收录了2019年对吴晓林的访谈，说到在跟着俞可平教授做博士后前他比较排斥社区研究，因为进场便利的关系，在选择开展社区治理研究后，如今的他乐此不彼，成为可数的城市基层产权研究者，一堆堆表格和数据让听者必须高度集中思想。
通俗来讲，第一个问题是要回答城市有没有集体产权。“小区里的公有面积、公共场所其实都是我们的共有产权。”不同的产权类型对基层治理产生不同的影响。2023年全国城镇常住人口已近十亿，这些人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一系列治理工作。吴晓林借马克思的“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指出，城市基层治理的实践根植于其背后的产权结构。
为何不同的产权安排会产出不同的治理效果？吴晓林引经据典，西方制度经济学学者普遍认为，产权的本质是一种排他性权利。新左派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人士认为，财产权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没有明确提出产权理论，他的论述更多用的是财产和所有权这些词评。中国的产权改革实质上影响了基层治理的结构。例如，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其实是住房商品化后，产生个体产权后才应运而生的一种组织形式。而居委会则同时出现了科层化、行政化和职业化等内卷化的特征。
吴晓林PPT里展示的三种城市产权类型的不同特性
吴晓林将城市产权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土地这类公有产权，二是城市里的住房这类私人产权，三是合作产权，如小区里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这可以简单理解为业主共同所有的公摊面积、公用电梯、地下车库、地面停车位等小区公用场所。这就意味着，“电梯里的广告费、车库停车费都应当归业主共同所有。”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道，“分配关系赋予生产条件本身及其代表以特殊的社会性质，它们决定着生产的全部性质和全部运动。”公有产权、合作产权、私有产权的“生产-分配”过程都难以避免地带来了一些新问题。
吴晓林分享了他的团队在全国8000多份问卷的调查，83%的被调查者认为小区只是睡觉休息之地，赞同“小区是邻里守望相助的共同体”不到17%。这主要是因为居民的生产分配关系是在单位完成的，因此，很难与社区发生利益关系。
他讲到，以土地公有产权为基础的分配，既支持了城市建设和发展，又为基层治理带来种种外部性，二次分配缺乏与居民的关联；居民合作产权的“所有权与收益权”相分离，居住空间的治理呈现出“市场主导”的态势；居民的主要生产分配关系发生在工作单位，与住区“隔离”，容易滋生一个以个体房权为主轴的私人性领域，与此同时，居民缺乏参与第三次分配的积极性。
吴晓林强调，“生产—分配”过程决定城市基层产权的实现程度
城市基层治理的种种问题根源合在，吴晓林提醒人们关注城市基层的产权根源基础。他分享了三个结论：第一，三类产权的组合构成城市基层治理的根源基础。第二，“生产—分配”过程决定城市基层产权的实现程度。第三，应当通过制度化保障城市基层治理的产权。最关键的是要从根源的角度来推进共有产权的均衡生产和分配，从制度化的角度打破人民与合作产权的产权重组，保障个体产权的收益，从居民的具体需求入手改革二次分配的过程。
大国边疆的治理：大国边疆，是治理难题也是发展契机
29日第四讲三位学者聚焦了城市政治学，拓展着听者的空间维度，30日第五讲中，云南大学特聘教授周平的《大国边疆的治理》，将空间直接扩展至广袤的边疆，令听者宛如从宋词的“婉约派”转向“豪放派”。在近日两篇论文获一等奖后，周平被“政治学人”微信号誉为“用20年补齐了边疆治理的知识短板。”而就在跨年演讲前的20天，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应有之义，极大地凸显边疆治理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
周平的三本书的内涵展示了边疆治理丰富了政治学领域
边疆及边疆治理何以对国家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周平作了深入的分析。
首先，他提出，大国皆有广大的边疆。在今天的国际体系当中。大国需要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广大的疆域，二是强大的国力，三是全球性影响力，而后两者都是在国家的疆域之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民族国家或者主权国家所组成的国际体系当中，国家拥有主权的领土构成了国家疆域的主体。“但这只是国家的基础性的疆域。”周平分析，国家往往还以不同的方式控制着更大的地理空间范围，这构成了国家的拓展性疆域。一个国家的疆域也就由基础性疆域和拓展性疆域组成，本质上就是“国家拥有和控制的地理空间范围。”拥有的，主要是指拥有主权的部分；而所控制的，涉及面更为广泛。
其次，国家疆域的边缘性区域治理，必须采取特殊的治理之策。具体来说，疆域规模较大的国家必然会面临着两个根本性问题，一是疆域的核心区域与边缘区域之间存在着差异，边缘性区域因为其特殊性或会产生不同的问题。二是国家在治理的过程中，需要针对边缘性区域的特殊问题，采取特殊的治理之策。这就促成了描述和界定这一特殊区域的“边疆”概念的形成和广泛运用。在周平看来，边疆不过是一个用来描述国家疆域的边缘性区域的概念。
第三，边疆治理是大国难题。大国的边疆范围广泛，对国家发展的影响巨大。但是，边疆的位置特殊且远离国家权力中心，因而会产生并存在一系列特殊而复杂的边疆问题。边疆得到有效治理，便能发挥其功能，如果治理不善，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周平举例，“虚弱的边疆会成为大国的负资产。”这也是历史上罗马帝国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边疆治理也就成为大国的难题。正是如此，边疆的治理往往也成为判断或者衡量一个国家是不是真正大国的重要标准和试金石。
第五讲的周平预期，边疆治理将会在国家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在历史上和在当代都高度重视国家的边疆及其治理。“秦时明月汉时关”“不叫胡马度阴山”等唐诗耳熟能详，古代文学里有“边塞诗人”之分，中国历史上的边疆及其治理对于国家的发展来说，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的边疆治理具有不同的内涵和特点。建国初期，边疆治理主要关注是陆地边疆的稳定。改革开放后，海洋边疆也受到了关注。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是居于全球第二位以后，边疆及边疆治理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前所未有地凸显。
周平强调，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加快边疆发展，确保边疆巩固、边境安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强边疆治理、推进兴边富民”，进一步凸显了边疆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战略地位。边疆及其边疆治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边疆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边疆治理也涉及更大的地理空间。”可以预期，边疆治理将会在国家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024年12月29日第四讲主持人天津师范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康伟（图中）邀请策划者佟德志院长收尾点评
贵阳的城市政治空间案例，诺瑟姆洛色曲线显示中国城镇化率将放缓由此带来的发展与高质量的治理挑战，电梯间广告收入这样的城市产权的毛细血管式的基层治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展现着丰富的实践，而城市政治学在中国还非常年轻，《牛津城市政治学手册》有一段话或许回答了陈文他们的心愿，“为什么要研究城市政治学？其中一个原因是，城市政治的研究汲取了世界上大多数人居住的城市所积累的丰富经验。”
而许是巧合，周平是2024年最后一讲的最后一人，边疆治理话题的言外之意，让听者油然升起浓郁的爱国情怀，也对中国政治学关注日新月异的政治实践并提升至标识性概念、原创性原理的使命感喊出“加油”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