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等学科是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建设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既向内看、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又向外看、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既向前看、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又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进一步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这些指示，是我们思考和推进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根本遵循。面对学科发展建设面临的任务和挑战，必须立足中国实际，了解学科发展路径，树立当下意识和全球眼光，这样才能更准确地把握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所处的时空坐标，更切实地找到学科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更新路径。
当代中国政治学是在中国观照下发展起来的
20世纪80年代初，在邓小平同志的号召下，政治学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得以恢复。在通过“取经”“效仿”等方式快速汲取外来知识的同时，几代政治学人积极回应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主动面向丰富多彩的中国改革开放，走出了一条“使命-实践”双轮驱动的学科发展道路。崇高的价值目标和紧迫的国家使命，全面刺激着刚刚恢复的中国政治学的成长。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政治学已经成为一门具有鲜明问题意识和学术自觉的独立学科，从一门阐释经典论述和政治理由的学科发展为一门研究政治实践、揭示政治运行规律的学科；从一门谈论历史、畅想未来的学科转变为立足当下、回应时代、剖析现实的学科。
一方面，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建设、学术发展、以及话语建构直接反映着中国政治实践的展开和深入。中国政治实践探索到哪里，发展到哪个水平，中国政治学就呈现出相应的姿态和样态。中国丰富生动的政治实践为政治学设定了根本的研究议程，提出了明确的研究议题，供给了学术话语构建的基本资源。比如，民主、选举、权力约束、放权、参与、制度化等决策者用来推动改革的理念，不仅成了当代中国政治学的核心价值理念，也成为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的基础性概念。再比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激发了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想象力，为许多探索性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拓宽了中国政治学的研究议题，为与其他学科的对话交叉创造了条件。中国政治学研究，必然是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以中国为归宿，富有中国特色的。因此，脱离了中国政治实践和丰富资源，中国政治学必然会失去根基和源泉。
另一方面，中国政治学不仅仅是政治实践的学术反映，还以自觉而能动的方式，参与到政治实践之中，以研究方法创新验证实践探索创新，以学术话语更新为中国故事提供学理表达，以研究发现促进实践深化，从而揭示了中国特色政治实践背后的一般逻辑，中国政治文明探索的世界意义。比如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治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尤其是国家职能理论的深入的挖掘和讨论，为政府职能转变，国家中心工作从阶级斗争向经济发展转变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知识供给。再比如，1980年代后期，对发展政治学中“政治秩序”议题的关注、1990年后期对“国家能力”议题的讨论，21世纪以来对“治理”议题的引介讨论，都为中国的政治发展供给了理论资源和知识支持。这些都是中国政治学以自身时代化，适应国家政治发展实践需要，从而提升自身实践性的生动案例。要成为一个政治大国，是绝不能没有政治学等学科的。随着中国日益走入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发展经验受到各种形式的广泛关注，中国政治学人更加深刻地领悟到邓小平提出要在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上“赶快补课”的意味深长。
清醒认识时代观照对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意义
时代观照，就是要把中国政治学发展置于时代发展的坐标中，认识时代发展的潮流，把握时代的脉搏，了解政治学在其他国家的发展，从而清晰自己的定位和任务。
首先要认识到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时代的基本特征。持续的变动，各类不确定性不断涌现，把不同类型、规模的政治体都置于“无影灯”下，各国制度体制、政治格局、政治理念、政治生活等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化，“政治”的重要性以不同形式被凸显出来，构建出适应新条件满足民众政治需求的政治秩序成为版图中政治体共同面对的时代任务。政治学作为政治知识的系统提供者，能否为政治实践、政治生活的更新提供所需的资源，既是学科彰显的机遇，也是学科更新的挑战。敏锐地把握这些议题，引领和塑造研究议程，持续供给必要的知识，是中国政治学产生更大国际影响的良好契机。
第二，当代中国的发展进入新时代，经过探索改革巩固，当代中国制度体系基本架构和主要内容已经确定，正在走向成熟定型，持续发挥和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成为制度运行的主要目标。这些变化为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更为稳定的制度条件，更为明确的研究对象，中国政治作为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内容进一步确认。因此，对中国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进行系统的学理研究，既是中国政治学者必须承担的责任，也是学科发展的根本任务。
第三，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不断更新迭代，政治学发展的方法驱动更为明显。借助于大数据技术，我们可以对政治事件发生的因果机制，政治行为的内在机理，政治关系的形成和变动等问题，进行更生动的刻画和深入的分析，有助于克服长期以来政治实践“黑箱效应”对政治学研究的制约和限制，提高政治学理论分析的穿透力和对实践的指导力。加之，中国作为超大规模“数据国家”，为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创新，研究议题的拓展提供了天然条件，既有利于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的发展，也为中国政治学在国际学界中实现“弯道超车”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四，国家对于政治学学科目录的调整，凸显了政治学科的核心研究内容，强化了学科意识，加速了学科的主动调整和自我更新，为学科布局的优化，学科优势的发挥提供了契机。政治学是一门高度建制化的学科，深受国家对学科的规划期待和培养要求的影响，随着政治学学科目录的瘦身，与政治学高度相关的新学科的设立，政治学面临着如何保持本学科完整性，提升学科整体水平与如何发挥作为基础学科对相关学科的支撑、渗透以及交叉发展的双重任务。实现双重任务的良性互动，相互增强，就能确保政治学在学科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和持续影响。
加强学术自觉，不断推进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学术研究是学科发展的基础，学科不过是学术研究的制度化、组织化形态。归根到底，一个学科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是由其研究水平决定的。中国政治学在新时代的发展，依然要继续坚持以学术为本，弘扬经几代学人共同缔造、接续传承的“时代性”“实践性”精神气质，找准时代的问题，发挥学科所长，提升研究水平，回应实践中的难点和痛点，推进以学术体系建设为基础和引领的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建设。
首先，进一步明确中国政治学的时代方位。中国政治学是当代政治学，回答的是当代之问、当下之问。在当代，政治学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在世界百年未有变局中，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政治逻辑究竟是什么？进而言之，这个政治逻辑是各国现代化成功必须普遍遵循的，还是中国独有的？如果是普遍遵循的，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制度形态、不同的运行机制？如果是中国独有的，当代的逻辑与传统政治的逻辑有何异同？中国的逻辑与其他国家的逻辑有何不同？为什么近代一百多年后才被发现和把握？为什么无法被模仿学习？中国式政治现代化，与其他领域的现代化是什么关系？如何验证了经典理论判断，又在哪些方面推翻了经典理论判断？等等。只有围绕这个核心问题展开研究，才能掌握研究议程设置的主动性，避免研究对象的易手、研究焦点的散光泛化，防止研究中出现过度的“玄学化”“隐身化”“故纸堆化”“琐碎化”等倾向。
其次，系统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及其运行。当代中国政治是在“时空压缩”情境下展开的，历史悠久、规模超大、层级丰富、主体多元、变革复式、治理资源丰富等诸多因素，通过各种方式、以不同组合的形式，在中国政治运行中发挥作用，中国政治运行注定是动态的、开放的、多维度的，充满想象的。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政治是世界范围内政治研究最富饶的学术“宝山”。中国政治学人身在“宝山”之中，既要珍惜识宝，也能跳出此山，识其面目。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应该自觉避免价值“二元论”“体制论”“循环论”等简约化、决定论式的认识，善于在由党政关系、国家-社会关系、国家-市场关系、民族关系、央地关系、政企关系、制度-技术关系、组织-能动者关系、传统-现代关系、内-外关系等多种关系共同作用形成的当代复杂政治关系中，通过分层研究，截面分析、单元判断等，拼接出当代中国政治运行的整体图景，进而揭示出其运行的主要机制和动力，认清其力量所在、内在不足，判断其演进路向、遭遇的挑战。
第三，重点研究中国各项制度的成熟稳定及其绩效。制度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形式，各项制度的成熟稳定、效能释放，是衡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标尺。中国政治学不仅要系统梳理、深入研究各个领域、不同层次各类制度的建设完善过程、基本结构内容，更要研究这些制度之间的关系，当代制度与传统制度的关系、制度文本与制度运行的关系、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关系，本土制度与外来制度的关系，以及制度与观念的关系、制度与能动者的关系等。制度研究应该成为中国政治学的学科硬核，各个研究方向延展深化的基础。要从当代制度及其运行出发，展开思想研究、历史研究、实证研究、比较研究，从而提升制度研究的整体性和贯通性。
第四，坚持比较视野和方法更新。要将中国政治置于古今中外的时空坐标中考察，在中外对比中发现其特点，在古今比较中认识其变化。只有坚持比较视野，才能保持学科的开放胸怀，提升吸纳融通能力，将不断涌现的问题纳入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只有坚持比较视野，才能在学术“无影灯”下全面清晰地认识中国政治，避免陷入自说自话、自我论证、自以为是的“中国中心主义”泥沼中，将中国政治研究从现象描绘、经验归纳、政策诠释的层次推进到本质分析、理论总结、问题预判的层次。研究问题的拓展，倒逼着研究方法的更新，要自觉丰富研究的工具箱，提升学术共同体的方法论意识，不断提高中国政治研究的科学性、专业性和学术魅力，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其中，使中国政治研究成长为一门讲求研究方法、重视理论生产、坚守现代价值、人才不断涌现的学问。
（作者为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