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限的仇恨政治与民主党的失败

身份是所有政治的起点。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前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哈佛大学教授阿马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这本书中表达了他的观点：人是切分为多种身份的，职业，宗教信仰，地理位置，性别，国籍，喜好等等。

森认为，亨廷顿的错误在于，粗暴的预设了单一的身份观，仅把人置于所谓的文明圈、宗教的划分之下，将人类都归为“伊斯兰”“佛教”“东方”“中国人”“日本人”“美国人”“伊朗人”那么，在“将人们强塞进一组坚固的小盒子里”后，多元、丰富的个人缩减到某个单一的维度，人和人之间多种多样的联系与活动被彻底抹杀，分裂作用就会被夸大到一个极端的程度。

我觉得，森的观点更接近现实。有些令人悲哀的是，身份乃至身份政治的确立，不在于同一个族群内部的爱，而是恨。爱包容一切，消融身份的差异，而恨、排异，才能建立身份上的差异。于是，身份政治往往会进一步变为仇恨政治。

前现代需要仇恨，宗教仇恨是人类的悠久历史传统。谈到巴以问题，一种叙事是，这是一桩千年历史恩怨，难以拆解。但如果理性地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看法可能会不一样：两个陌生的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相邻而居，真的需要算清楚千年恩怨吗？

其实，抓住千年历史不放，那就是根本不想要和平。原因的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已经无法化解，注定纠缠不清，那么，就不能成为一个现实的“原因”。

一个人1000年前的祖先被另一个人的祖先杀了，不是当下这两个人有血海深仇的原因。这两个人拾起的这个仇恨，它并不源于千年历史，而是被重新被构建的。历史仇恨，是思想操作者，比如宗教、传说、宣传、媒体、民族精英，构建出来的。连绵千年历史恩怨，说不清、扯不完，反而有了叙事空间，叙事空间则意味着权力。谈自古以来，就是落到这个路径依赖。

最近，推翻阿萨德政权的叙利亚“沙姆解放组织”领导人艾哈迈德·沙拉（朱拉尼）谈及宗教和民族冲突时，他就强调“和解与共存”，他说：“1400年前的历史恩怨不应左右当今的关系”。你看，精英都是明白人，是否仇恨，取决于于政治路径。

阿拉伯帝国的早期阶段，穆斯林世俗化程度较高，比同时期天主教也更温和。近代当地穆斯林的激进化，是中东地缘政治与当地穆斯林落后的相互作用。地缘政治局势，一方面，让仇恨政治有了外部的滋养，另一方面，仇恨有了外部对象。而落后的文化，使得这种仇恨更容易被构建。

从更大层面，这种构建的仇恨，不仅在巴勒斯坦地区，在中东，在人类文化中都屡见不鲜。因为民族精英只有通过排斥和仇视来建立自己的权力。特别是当一个族群处于落后位置的时候，更是如此。

当一种文化前进不了，前路已被占据，就只能用排斥塑造自己。因为更先进的器物和观念已经演化出来了——人不能两次发明轮子，前进就是认可新的观念，这就意味着放弃观念的叙事权，也就是放弃权力。

打个比方，清末西医大规模传入中国，但中医无法认同西医，因为一旦认同西医，认同西医的解剖学、药理学、细菌理论，用这些理论来改造自己，那么整个中医的权威就会在一夜之间垮塌。

那些众人拥戴的、诊费千金的泰斗、权威，一夜之间就会变成外国传教士、外国医生面前的小学生。这意味着权势、利益会全部丢掉。所以，到了民国时期，中医借助民国编辑恽铁樵发明的“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五脏，乃四时的五脏”，即脏腑虚化说，走到了另一条道路上，保住了自己的位置。但也从此就和现代解剖学、病理学、药理学决裂。

更何况，中东很多国家前路不是另一个宗教，而是文艺复兴，个人崛起。掌握着权力和财富的宗教精英，看到的是基督教世界从神权到世俗，从权势熏天到从权力场中淡化。所以，族群文化演进的道路被占据了，族群精英就会拖着整个族群，排斥先进，制造仇恨。

某种程度上，以色列也有仇恨、情绪的构建。

首先，仇恨激发仇恨。去年哈马斯袭击发生以后，以色列国内右倾更加明显，各种极端政治主张层出不穷。这是外敌激发的仇恨。再加上内塔利亚胡面对贪腐指控，政治上内忧外患之下，就选择与国内更极端的右翼民族派合作，通过仇恨，稳固自己的权力。于是，仇恨塑造身份，身份决定政治。

民主党也会从历史中去构建仇恨和情绪。但是在这一点上民主党天赋不足，构建仇恨所需的很多东西，民主党都没有。

首先，美国不像以色列那样有明显的、迫切的外敌。美国也不处于一个技术上、文化上落后的位置。

其次，民主党的身份政治，做不到人群的分割，它动员的是”恨身边的人”。网络舆论，因为没有见到一个活生生的人，更容易抽象化地去理解，就容易带上戾气。所以，日常不能接触的对象才更能形成仇恨，但一个变性的孩子和父母怎么分得开；一个激进的woke文化支持者可能有一个很要好的保守派闺蜜。他们再怎么被观念异化，也是生活在一起，融合在一起的。

第三，仇恨政治需要一定程度上控制传媒。情绪和仇恨政治，要么能连绵千年，以宗教、观念等方式，在同时生活着的几代人头脑里种下思想钢印。如果是短期的，则要能控制媒体，不断输出。民主党做不到这一点，更何况马斯克买下了推特。

而且，作为后现代情绪、仇恨政治，身份政治有一个潜在的，但却本质的政治正确，那就是反抗强者。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民主党偏向公平的左派政治光谱的必然。反抗强者，寻求补偿，不能指向少数群体、弱者，只能指向多数人、强者。这就指向了白人，指向权力结构中的多数人——白人选民，也指向了民主党的白人当权者。这就注定了民主党的身份政治是自限性的。

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滋养了热情的、傲慢的、不切实际地对正义、公平的追求，然后，转化为身份政治与仇恨。当少数人坚定、强烈，甚至激进的表达时，大多数人会沉默。于是，身份政治不但在表面上显得无比强大，而且，获得了一种主体性，它不断循环，把民主党封闭在一个小的文化、政治圈子里。

但通货膨胀、失业，这些经济问题，则会把政治拉回现实。选民用选票沉默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回到现实，正是解决仇恨政治的一个办法。从更大层面来看，任何从仇恨中寻求合理性、权力，都是不可持续的。因为技术和经济的底层逻辑是合作、开放。所以，要想在现实中获得生产力、发展、技术创新，从而获得生存与发展，必然要抛弃仇恨——基督教通过宗教改革告别了仇恨，但整个文明从此获得了技术这个强大的力量。更准确的说，这不是宗教的胜利，而是人类的胜利。

解决身份政治、仇恨政治的另一个办法是理性。

当代思想家、世界顶尖语言学家和认知心理学家平克，在其新书《理性》中认为，最重要的知识，是逻辑规则，包括“批判性思维的原则和逻辑、概率及经验推理的规范体系”。在平克看来，“人性中固有的认知错觉，感染某一种族、某一阶层、某一性别、某一性别或某一文明的成员的偏见、偏差、倾向、恐惧症”。而依仗逻辑规则可以帮助人们消除这些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