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清朝前期：清入关初期的政策和措施
17世纪中叶，正当欧洲的大不列颠岛上发生着翻天覆地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在东方，农民起义的风暴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席卷了古老的中国大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了英伦三岛社会政治经济的大变革，建立起了崭新的社会制度；明末农民起义却仅仅推翻了明王朝，而没有改变中国传统的社会制度。满族贵族率八旗兵征服了中原，中国历史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封建王朝——清王朝的统治。
1644年(顺治元年），清统治者福临在北京即皇帝位，"号曰大清，定鼎燕京，纪元顺治"，标志清王朝中央政权的确立。面对全国范围内十分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清朝统治者为了夺取对全国的统治权，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
首先，大力拉拢汉族地主阶级上层。满族统治者在入关前就确定了笼络和利用汉族降官、降将的基本方针政策。在清朝和明朝的长期战争中，汉族降官、降将为满族贵族出了很大的力，成为清朝不可缺少的依靠力量。入关以后，满汉统治阶级既存在着争夺全国政权的权力冲突，也存在着镇压农民起义的一致利害关系。一部分汉族地主反抗清朝，力求恢复明王朝的统治，甚至与农民起义军余部合作也在所不惜；另一部分汉族地主则因遭受农民起义的打击，转而托庇于清朝的统治之下。因而，清军一入关，就采取各种手段，大力笼络关内汉族地主，以扩大和加强其对全国进行统治的力量和基础。
满族贵族进入北京后，打着"复君父仇"的旗号，礼葬明崇祯帝后，营造陵墓，令官民服丧3天，表示自己对汉族前政权的"宽大"和"恩礼"，并拨款修复保护明帝诸陵，春秋致祭，以满足汉族地主对明王朝的眷恋心理，减少他们对新政权的抵触情绪。
清王朝对明宗室投诚者，则仍予禄养，不夺其爵。同时，广泛招徕明朝官吏，下令：凡明朝"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其避贼回籍，隐居山林者，亦具以闻，仍以原官录用"。"凡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不论原属流贼，或为流贼逼勒投降者，若能归服我朝，仍准录用。"在录用故明官员的同时，还准许他们举荐"境内隐迹贤良，以凭征擢"。为了笼络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清军进入北京后，立即"遣官祭先师孔子"，又将孔子的后人封为衍圣公，并为孔子加上"大成至圣文宣先师"的头衔，摄政王多尔衮还亲自"谒先师孔子庙行礼"。满族统治者的尊孔活动，对拉拢汉族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科举考试历来是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1645年(顺治二年），清王朝恢复"乡试"，次年3月，在京举行"会试"，4月，又举行了"殿试"。对很多汉族知识分子而言，既然"有出仕之望"，则"从逆之念自息"。清政府开科取士吸引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汉族地主和知识分子的反抗情绪，也加强了满族统治者的统治力量。
为了加强对农民起义军和明王朝斗争的力量，减轻在统治关内广大地区所遇到的兵力不足的困难，满族统治者在入关前就建立起了汉军八旗。入关后更加重视对汉军八旗的建设。从清代初年到清代中期，在以满洲八旗驻防各要地的同时，各地督抚多有汉人充任。据统计，顺治、康熙、雍正时期，"八旗人员之任督抚者，汉军十居其七，满洲十居其三，蒙古仅二人"。其次，宣布减免赋税，注意恢复生产。清军入关后，由于长期的战乱使耕地大量荒芜，农民死亡逃徙，全国呈现一片萧条的景象：直隶南部"巡行各处，一望极目，田地荒凉；回顾郊原，社灶烟冷"；山东"地土荒芜，有一户之中，止存一、二人，十亩之田，止种一、二亩者，……荒多丁少"。
为了笼络人心、恢复生产、稳定统治，清政府与中国历史上其他王朝初建之时一样，实行了"轻徭薄赋"的政策。清朝统治者从1644年(顺治元年）7月开始，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分别减免田赋，或全免，或免1／2、1／3，或免1年、2年或3年不等。8月，摄政王多尔衮又下令免除"厉民最甚"的辽饷、剿饷、练饷，规定赋税的征收，以万历初年《赋役全书》所载为正额，其余各项加增尽行免除。
"轻徭薄赋"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对稳定社会经济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清军入关后，与明末农民起义军余部以及南明政权的大量战争支出，使清政府仍然面临极困难的境地："钱粮每岁入数一千四百八十五万九千余两，……各省兵饷一年该银一千三百余万，各项经费不过二百余万，是国家财赋大半尽于用兵"。清政府极为重视这个问题，甚至在1647年和1649年曾两次把如何解决减赋和足饷作为殿试的试题。
为了摆脱困境，清政府在减免租赋的同时，下令招集流亡人口，开垦荒田。1649年(顺治六年），清政府下令"凡各处逃亡民人，不论原籍别籍，必广加招徕，编入保甲，俾之安居乐业，察本地方无主荒田，州县官给以印信执照，开垦耕种，永准为业。"1657年(顺治十四年），清政府又将各地垦荒多少作为考核官吏的一项内容，凡督、抚在一年内垦至六千顷以上者，加升一级；道、府垦至二千顷以上者，加升一级；州、县垦至三百顷以上者，加升一级，……若开垦不实，及开过复荒，新旧官员俱分别治罪。清政府的垦荒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到1658年(顺治十五年），河南开垦荒地共九万余顷，每天约增赋银四十万八千余两。其他各省也多有成效。
由于满族统治者实行了"轻徭薄赋"、招徕逃亡、开垦荒地等措施，社会经济逐渐恢复，人口与耕地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据统计，1651年(顺治八年），全国人丁户口1063万余，10年后的1661年(顺治十八年）达到1913万余，增长180％。1651年的耕地面积为290万顷，1661年则增加到526万顷，增长176％。
清军入关后，采取上述一系列的措施，在稳定局势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同时制定的一些错误政策，在各地也产生了不良的效果，遭到各地汉族人民的抵制。
首先是圈地。早在入关前，满族的王公贵族就在关外各地设置大小不等的各种农庄，驱使农奴或奴隶进行生产。另外，由于清政府不负担八旗军队的装备，八旗兵遇有出征，要自己置办马匹、器械。因此，清朝统治者在入关前就实行"计丁授田"的政策，分给八旗士兵一定数量的土地，而八旗士兵的生活和军事装备，都来源于所分土地的生产收入。入关后，为满足他们的剥削需要，清政府于1645年1月(顺治元年十二月）下令"凡近京各州县民人无主荒田，及明国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地甚多，……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这是清政府入关后的第一次大规模圈地。第二次圈地是在1645年11月，这次圈地的范围被扩大到河间、滦州、遵化等府州县。1647年2月(顺治四年正月）又在顺天、保定、河间、易州、遵化、永平等42府州县内，进行第三次大规模圈地。在圈地过程中，清朝统治者为占夺靠近京城的土地，不但圈占无主荒地，还以"圈拨"、"兑换"、"拨补"的名义，强占大量有主土地。顺治四年以后，大规模的圈占土地活动基本结束，但零星的圈占活动又持续了20多年，共圈占土地16.35万顷，约占当时全国耕地面积的1／30。
其次，强迫汉人"投充"和严申"逃人法"。在圈占土地的基础上，清皇室、王公和八旗官员建立了大量庄田。这些庄田一方面要靠从关外迁来的庄丁(农奴）进行生产，另一方面，为了补充庄田上的劳动人力，清王朝还强迫当地汉人"投入满洲家为奴"，称为"投充"。汉人投充之后，身份降为奴仆，他们不但要遭受残酷的经济剥削，还没有人身自由，甚至随时可能被主人卖掉。为了摆脱这种非人的处境，被迫"投充"的汉人纷纷逃亡。这直接影响了满族王公贵族的经济利益，也危及到满洲八旗的武力。因此，清朝政府制定了严禁奴仆逃亡的"逃人法"。逃人法除对逃亡的奴仆加以惩罚以外，还规定要严厉惩治"窝主"。逃人被捉到后，不仅受鞭责，而且还会被在面上、臂上刺字，然后归还原主；窝藏逃人的人，往往被处死，家产被没收，还会连累邻居。但是，用暴力维护落后的生产方式，是难以持久的，"逃人法"公布以后，奴仆的逃亡现象不但没有得到禁止，反而与日俱增，"逃人"成为严重的社会现象。
再次是"剃发令"。清朝统治者入关后，于1645年(顺治二年）8月下令，强调人民从衣冠装束到精神观念，承认清朝对全国的统治，要求汉人必须在10天之内改换明朝衣冠，按照满人的辫发风俗，剃发梳辫，凡是不剃的、迟疑的、上书表示异议的，一律"杀无赦"。在州县的命令上，更写上"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等语。与此同时，清政府还派兵丁巡行街头，武装强迫剃头，稍有反抗，就砍头。
本来，清军入关后的暴行以及诸如圈地、强迫汉人"投充"、"逃人法"等一系列民族高压政策的实施，早已激起各地人民的无比愤怒，剃发令更是火上浇油，严重地伤害了汉族人民的民族感情。广大人民对清政府的严重不满情绪，集中地在剃发问题上表现出来。这时，一些反抗清朝的汉族官绅、知识分子利用群众情绪，以"头可断，发不可剃"为号召，展开抗清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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