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号航空母舰，舷号：16，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一艘现役的航空母舰，于2012年9月25日，正式更名辽宁号，交付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服役。
山东号航空母舰，舷号：17，是中国第一艘完全自主设计、自主建造、自主配套的中国国产航空母舰，是入列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第二艘航空母舰。。2019年12月17日，该舰正式命名。山东舰于2019年12月17日交付海军服役。
福建号航空母舰，舷号：18。是中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2022年6月17日命名为。2024年5月1日，中国海军福建舰出海开展首次航行试验。
四川号两栖攻击舰，舷号：51，该舰于2024年12月27日下水命名，这是全球首次采用电磁弹射技术的两栖攻击舰，是中国海军新一代两栖攻击舰。
而第四艘航空母舰还在建造中，名称，舷号，吨位，性能，其他的一切都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现在新中国的海军已经是亚洲第一，而上一次位居亚洲第一的海军，已经是150年前的事情了。而这支曾经的亚洲第一的舰队的结局却是异常的悲惨。
大清同治十三年，洋务运动第五年。
日本明治七年，明治维新的第三年。
这一年的二月，日本政府设“台湾番地事务局”，任命大隈重信为长官，在长崎设立侵台军事基地，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兵三千，进攻台湾。而在军事冲突之前，英国驻华使馆的二等外交官奉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之命，紧急约见大清总理各国衙门英国司的官员，这位英国外交官向大清提供了一份来自英国情报部门转来的绝密情报，日本即将入侵贵国的台湾岛。而当时的总理各国衙门的大臣文祥对此并不相信，在他眼里看来，大清虽然已经衰落，但还轮不到日本这个撮尔小国来欺负大清。
可问题是，英国人的情报是准确的，世代居住于此的台湾土著发现了日本兵已经登岛，当时的日本借口琉球难民事件，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所谓的“台湾番地事务都督”，率海陆军3000余人入侵中国台湾。当地土著虽然奋起反抗，但终寡不敌众，全线溃败，日军大肆焚毁原住民的营地，随后占领台湾南部的恒春。这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第一次对外用兵，史称“牡丹社事件”。三天之后，闽浙总督兼福建巡抚李鹤年发密电给军机处，大概意思就是日本以台湾牡丹社土民杀死琉球难民为借口，并正式驻军台湾。
文祥得知密报之后，立即任命沈葆桢（林则徐女婿）为钦差大臣，派兵增援台湾，投入了接近日军10倍的兵力。将日军击溃，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宣布退兵，即便如此，清朝的表现更怂，赔款日方军费50万两。日本虽然被打输了，但他们从此看清了清朝的虚弱真相。
当时正值洋务运动期间，由于被日本欺压，这一点也颇让清朝上下感到脸上无光，于是洋务派以日舰入侵台湾为由，主张筹划海防、建立现代化海军。当时的江苏巡抚丁日昌上表慈禧《海洋水师章程六条》，他提出筹办三支近代海军：“拟设北、东、南三洋提督：以直隶为核心的北洋提督；以浙江为核心的东洋提督；以福建为核心南洋提督。”慈禧采纳了这一建议，并责成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南、北洋海防事宜，筹建新式海军。
当时，洋务运动兴建的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等已经具备了自主造船的能力，但这些工厂所造的船舰和当时西洋先进的军舰相比，速度不够快，战力不够强，生产成本及耗燃料也较高。根本没有一战之力，故此，李鸿章、沈葆桢都主张进口先进的铁甲舰。
必须承认的是，在整个洋务运动中，海军的筹建和开创是最有成效的一件事情，一度成效卓著，其主要成果就是组建了福建、南洋和北洋三支舰队组成，尤其北洋舰队一度位居亚洲第一。应该说，自明朝中期之后，中国就已经不注重远洋海军，尤其是清朝长期忽视海防的重要性，军事系统中的“水师”，只承担沿海及内河守备、缉盗等职责，根本不具备海洋作战能力。
在光绪二年，当时的福建水师初步建成，拥有11艘舰船，总吨位9877吨；1884年，南洋水师初具规模，拥有18艘舰船，总吨位22064吨；光绪十四年，北洋水师正式成立，拥有约50艘舰船，总吨位约50000吨。
因为洋务运动兴建的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等已经具备了自主造船的能力，但这些工厂所造的船舰和当时西洋先进的军舰相比，速度不够快，战力不够强，生产成本及耗燃料也较高。故此，李鸿章、沈葆桢都主张优先向洋人购置先进的铁甲舰。
于是，军机大臣兼武英殿大学士文祥向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表示了要购买英国军舰的意思，因此在赫德介绍下，总理各国衙门与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签订购船合同，先是以三万英镑约45万两银的价格，订购了4艘并不先进的军舰，这种军舰是由木船外包钢壳的炮舰，这种军舰作战能力不高，好处是价格便宜。
随后4艘军舰由英国海军军官驾驶，抵达天津大沽。李鸿章看后对此十分不满，在他看来根本无法与西洋舰队抗衡，而且李鸿章码头检阅船只时，一个英国大兵人由于操作不当，手里的枪竟然走火了，子弹擦着李鸿章的头顶飞过，差点儿就让李中堂“殉国”。在此期间，李鸿章与30多岁的琅威理现役英国海军军官交谈甚欢，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希望他留下来当洋教习，待遇优厚。而琅威理以“奉英国委带兵船，不能分身”为由婉拒了。
光绪五年，清朝又在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订造了4艘军舰，琅威理作为舰长，再次护送船只到中国。这一次，李鸿章正式向总理衙门上书，提议聘请他担任北洋水师的总教习。因琅威理是英国现役军官，李鸿章有通过驻英公使曾纪泽（曾国藩之子）与英国政府以及海军部进行交涉，意思就是在保留其军籍的情况下，让琅威理到北洋水师任职。
这一次，琅威理在英国海军部的默许之下，接受李鸿章的邀请，来到北洋水师，负责海军的训练工作，就是在琅威理建议之下，李鸿章提出购买大型铁甲舰，在李鸿章的一再要求之下，慈禧对此表示了同意。
光绪七年，清朝向德国购买的两艘大型铁甲舰在伏尔铿造船厂正式动工，这就是日后成为北洋水师的主力舰“镇远”和“定远”。由于中法战争的原因，德国人故意推迟了两艘军舰的交付时间。直到光绪十一年，镇远、定远航行至天津港，随后正式服役。
到北洋水师成军时，旗下排水量1000吨以上的舰船有17艘，其中，定远、镇远2艘大型铁甲舰购自德国，致远、靖远、超勇、扬威4艘防护巡洋舰购自英国，经远、来远、济远3艘防护巡洋舰购自德国。另有近海防御铁甲舰平远，鱼雷巡洋舰广乙、广丙，练习舰康济、威远等，由福州船政局自主建造。
筹建近代海军的过程中，包括购买、建造舰船的费用以及军械的维修费、舰队人员的薪俸、港口的维持费等在内，耗资巨大，在李鸿章的军费报告里指出：“其俸饷并后路天津水师学堂及军械、支应各局经费，岁一百七十六万八千余两”。
当时左宗棠在创建福州船政局时，宗旨在于“学成制造、驾驶之人，为将来水师将材所自出”。船政学堂招收学生时规定：凡是录取的学生，伙食费全免，另外每月给银四两，补贴家庭费用；三个月考试一次，成绩列一等者，可领赏银十两；五年毕业后，可由政府分配一份差使。沈葆桢接手福州船政局后，继续践行左宗棠的发展理念。从1866年创办到1907年停办，福州船政学堂为近代中国培养了600多名海军人才，因此直到民国年间的海军基本上都是福建系把持。
当时的定远舰管带刘步蟾、镇远舰管带林泰曾、致远舰管带邓世昌、济远舰管带方伯谦、靖远舰管带叶祖珪、康济舰管带萨镇冰等，都出自福州船政局，而严复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五年后，被选派去欧洲留学，因精通外语得到了晚清外交官郭嵩焘的赏识。郭嵩焘颇为自谦，称赞严复道：“有出使兹邦，惟严君能胜其任。如某者，不识西文，不知世界大事，何足以当此。”
1879年，严复从英国学成归国，正赶上李鸿章在天津创建另一所海军学校——北洋水师学堂）。严复来到天津，担任学堂的总教习，任教长达20年，为北洋水师培养了很多海军人才。应该说严复最好的 北洋水师提督人选，但李鸿章担心福建系控制北洋，才选择了丁汝昌。
李鸿章让不懂海军的淮军旧将丁汝昌出任北洋水师提督，实际上就是任人唯亲，便于控制，从中不难看出李鸿章的私心。因此在此期间，琅威理作为北洋水师的“洋教头”，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丁汝昌为人性情温和，平易近人，深受军中将士的欢迎，而琅威理则是一个性情刚烈的严格教官。琅威理将英国皇家海军的种种规则带到北洋水师，一丝不苟地督导手下军官，让弟子们苦不堪言。晚清外交官，北洋水师的翻译余思诒在回忆录中，形象地记录了琅威理治军的严厉态度。
光绪十四年，北洋水师正式成立，拥有约50艘舰船，总吨位约50000吨。当时依据清廷的战略规划，即“先于北洋创设水师一军，俟力渐充，由一化三，择要分布”。李鸿章对此信心满满，他对英国驻华公使表示：“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
北洋水师建立的同年，总理衙门颁布《北洋海军章程》，详细规定海军的船制、官制、军规、俸饷、赏恤等。此外，海军还有支应局、练饷局、军械局、水师煤厂、工程局、医院等一整套较为完备的后勤机构，洋务运动中修建的铁路、电报也为海军提供了支援。可见，晚清海军的确实现了近代化。
北洋水师成军之初，按照当年《美国海军年鉴》排名，位列亚洲第一。这个名词应该很虚，不是实际情况，带有很强的误导性。事实上，北洋水师成立后，购置舰炮的数量急剧下降，甲午战争爆发前六年甚至一舰未购。而当时，军事技术的更新迭代可谓一日千里，北洋水师的发展停滞无疑是致命的。对此李鸿章也是心知肚明。
就这样，在光绪二十年7月25日丰岛海战爆发，甲午战争开始，由于日本蓄谋已久，这场战争以中国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告终，19世纪即将落幕之际，洋务运动中兴起的“新式”海军就此覆灭，而满清也迎来了他的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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