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没想过，一个平常的周末会彻底改变我的家庭，也让我重新审视了母亲和我之间的关系。
母亲已经在我家住了十二年。
那天早上，丈夫陈建国带着儿子去参加兴趣班，我一个人在家打扫卫生。母亲坐在客厅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隔空指挥：“茶几上的灰也擦擦，还有窗帘，最近是不是没洗了？”
我一边应着，一边弯腰收拾地上的东西。电视里正播放她最爱看的家庭剧，剧情还是一如既往地狗血：婆媳争吵、兄妹反目，最后因为一场意外，所有人又重新聚到一起。母亲看得津津有味，偶尔摇头叹气：“家人还能闹成这样，真不像话。”
我笑了笑，没搭腔，专心整理起堆在角落的杂物。母亲的东西总是乱七八糟，我早就习惯了。她喜欢把一些旧报纸、塑料袋甚至用过的包装盒都留着，堆在角落。我想着趁她不注意，偷偷丢掉一些无用的东西。
当我把手伸进柜子底层时，却摸到一个铁皮盒子。盒子老旧，边缘已经生锈，像是很久没有打开过。我随手打开盒子，里面是一些零碎的小物件：老照片、泛黄的信件、还有一本存折。
刚开始，我并没有在意。可当我的目光落在存折的余额上时，手顿时僵住了——110万元，户主名字写着“李秋霞”。这是我母亲的名字。
我愣了好几秒，心脏砰砰直跳。十二年前，母亲说家里的房子被拆迁了，没地方住，所以搬来和我们一起。我信了她的每一句话，可我从未听她提起过这笔钱。
“妈，这是什么？”我拿着存折走到她面前，声音里带着不确定。
母亲的目光从电视上移开，看到存折的一瞬间，脸色刷地一下变了。她伸手想抢过去：“你翻我东西干什么？！”
我没有松手，反而更紧地捏住存折，质问道：“这钱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从来不知道？”
母亲的脸色难看极了，语气强硬：“这是我的钱，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她的语气里透着几分心虚，但更多的是理直气壮。
“可是这些年您住在我家，吃我的，喝我的，我们家过得这么紧张，您为什么从来不提这笔钱？”我哑声问道。
母亲被我逼得无话可说，最后干脆赌气道：“这是我辛辛苦苦攒下的，是留给你弟弟的！你是出嫁女，怎么好意思惦记娘家的财产？”
她的话像一记耳光，狠狠地扇在我的脸上。我的心凉透了：“妈，我也是您的女儿，从小到大您偏心弟弟我可以不计较。可这些年您住在我家，为什么从来没有想过帮衬我们一点？”
母亲低头不语，像是心虚，又像是觉得自己的行为理所应当。我看着她的表情，心里满是寒意。
02
我是家里的大女儿，弟弟李明比我小三岁。从小时候起，父母对弟弟的偏爱就显而易见。
我考了全班第一，母亲只是淡淡地夸一句“还不错”。可弟弟只要稍微有点进步，就能得到母亲满脸的笑容。那时我不觉得委屈，甚至觉得理所当然。弟弟是男孩，理应得到更多关注。
后来，我大学毕业，结婚生子，母亲主动提出要搬来和我一起住。她说弟弟还没成家，她一个人留在老家也没意思。我当时满心感激，觉得母亲是真心想帮我。
这些年，母亲确实帮了不少忙。那会儿我刚升职，工作忙得焦头烂额，儿子又小，陈建国经常出差，家里一团乱。
母亲的到来像是雪中送炭，她把家务活全包了，连孩子也带得很好。我甚至一度认为，母亲是家里的功臣。
可住着住着，我渐渐发现了一些问题。母亲对陈建国始终有些冷淡，说话时总带着几分挑剔：“你看你家建国，挣的钱不多，脾气还大。”有时候她甚至当着我的面和陈建国争吵。
陈建国是个老实人，开始还能忍着，但时间一长，他也有了怨气，偶尔会顶几句嘴。
“妈，您要是觉得住得不舒服，可以回老家。我和建国不会拦着。”有一次，我忍不住试探她。
母亲却冷冷地回了一句：“你弟弟忙着赚钱，我怎么可以去他家添乱？我养老的事情还是你负责吧，别拖累你弟弟。”
这话让我哑口无言，母亲的偏心我早已习惯，但这一次，我真正感到了寒意。
03
晚上，丈夫回来后，我把存折的事告诉了他。他听完后脸色变得凝重，语气里带着些许不满：“妈住我们家这么多年，这么大一笔钱，她居然一句不提？她到底怎么想的？”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她说，这钱是留给我弟弟的。”
陈建国叹了口气，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拍拍我的肩膀，说：“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整晚没睡，第二天拨通了弟弟李明的电话。
“弟，你知不知道妈手里有笔拆迁款？”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后，他低声回道：“知道啊。”
我的心猛地一沉：“既然你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
弟弟的语气有些不耐烦：“姐，这钱是妈的，她留着养老用，怎么花是她的事。”
这话让我心寒至极。多年来，我和陈建国省吃俭用，母亲吃住在我们家，却从未提过帮衬我们一分。而弟弟，却轻描淡写地把所有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我冷笑了一声，反问道：“弟弟，这些年妈的养老责任全压在我头上。你一句‘养老’，就把责任推给我，你觉得合适吗？”
电话那头，弟弟不耐烦地说：“姐，你条件比我好，妈住你家不是挺合适的吗？”
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母亲和弟弟早已达成了某种“默契”。我，不过是那个被牺牲的人罢了。
04
一周后，母亲主动收拾行李，说要回老家住段时间。临走前，她站在门口看着我，语重心长地说：“你弟弟就靠我了，我不帮他，谁帮他？”
我没有回答，只是点了点头。
母亲走后，家里变得安静了许多。我和陈建国偶尔会聊起这些事，他总是劝我：“你妈偏心归偏心，但你不能因为这些事改变自己。日子还是要往前过。”
我慢慢释怀了。母亲或许是偏心的，但她终究是个普通人，现实、自私，却也有她的无奈。
正如有人说：“父母的爱，不一定是公平的，但却总是他们认为最好的。”我无法改变她的选择，但我可以选择放下执念。只不过，我也不愿意继续当冤大头，我想好了，拆迁款给谁我做不了主，但母亲的养老责任弟弟必须承担一半，这是我的底线。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安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