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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第一年，清王朝是在惊涛骇浪中度过的。
慈禧默许义和团涌入京津之地，“借拳剿洋”，以泄私愤，这为列强进行武力干涉提供了口实，从而导致八国联军的入侵。然而，“刀枪不入”的拳民和孱弱的清军无法击退外敌，北京遭到血洗，中国向着更黑暗处沉沦。
在炮火声中，曾高呼“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的慈禧带着光绪帝遁出北京，经居庸关到太原，一路逃到西安。这一行人昼夜奔命，“要求一碗粗米饭，一杯绿豆汤，总不得找处”，全无体面可言。皇家颜面，一朝丢尽。
大局崩坏至此，慈禧不得不思忖：“我总是当家负责的人，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人民。满腔心思，更向何处诉说呢？”痛定思痛之后，她总算动了变法自强的念头。
一路随扈的岑春煊后来回忆说：“太后虽在蒙尘，困苦中尚刻意以兴复为念。”一日，太后忽然向臣僚问政：“此耻如何可雪？”
众人不应，只有岑春煊站出来说道：“欲雪此耻，要在自强。”
▲岑春煊。图源：网络
重提改革，时间已经来到20世纪的第二个年头。
1901年1月29日，清廷颁布上谕，公开承认“晚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学之本源也”，同时要求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献上改革之策，以求振作。
正如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所说：“慈禧是个权势欲非常强烈的人，绝不愿丢开到手的任何权力。对她说来，所谓三纲五常、祖宗法制只能用来适应自己，决不能让它束缚自己。为了保持住自己的权威和尊严，什么至亲骨肉、外戚内臣，一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她最擅长一事，就是凌驾于各派政治势力之上，操纵其间，拉一派打一派，以保证自己大权独揽。满族精英也好，汉人大员也罢，顽固老朽也好，新学人士也罢，都不过是她的几颗棋子。她到底是算是“顽固派”，还是“洋务派”，实在很难说清楚，她就是她——一个脑中几乎只有帝王心术的政客。
庚子事变之后，人心大坏，清朝随时有倾覆的危险。“东南互保”即是一例，疆臣有外侮而不勤王，任凭外国欺负朝廷，放在过去就是叛国。“无君无父”之辈更是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孙中山在庚子年发动惠州起义，虽然失败，但他发现，以前“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现在“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
民变固然恐怖，若有士的帮忙，也能强力镇压下去。如果士变，那么清朝将再无存续之理。慈禧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势，就必须让朝廷拿出令人信服的“良方”，以对抗保皇、革命等各种“偏方猛药”。
新政同样也是做给西方列强看的。跟此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相比，晚清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外力无处不在，且无法被消化。近代中国的所有变革，哪怕是“改朝换代”，势必涉及外国的利益，从而遭到强烈的介入。内务即是外事，外事即是内务。有时，外国甚至不需要直接干预，它们屹立在这里，就散发着文明的光辉，反衬出中国的腐朽，让人不自觉想要向其靠拢。新政的开启，实际是表示一个开明而不守旧的姿态，对列强有所交待。
上谕一出，各方观望。1901年4月25日，山东巡抚袁世凯率先打破僵局，提出了自己的改革建议。这位政坛新星在山东血腥屠杀义和团，因其保护外国人的“英勇行为”，得到英国、德国和美国的支持。北京陷落之后，他对有如丧家犬的慈禧多有接济，后又率军北上京畿，为二圣回銮扫清障碍。
袁世凯的奏折没有多少新意，基本上是重复李鸿章等人的思想。当然，他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把事做成的能力。在其治下，山东引进了西式教育制度，建了大学、军事学堂、铸币厂和商务局，军队足足扩编了一倍。
跟袁世凯迥然不同，张之洞则是一个能力、学问与道德三者兼备的督抚。他主张“中体西用”，又比洋务派更进一步，接受学习西方的政体。戊戌以来，张的声望日涨，也得到了外国的重视，伊藤博文就曾宣称：“中国办事大臣，惟帅一人。”
庚子年间，张之洞一边提倡“东南互保”，一边打听朝廷的消息。他在西安有不少眼线，时常密电往来，比如他的姐夫、军机大臣鹿传霖，他的学生、荣禄的幕僚樊增祥。最常问之事就是“内议于鄂事议论如何”，“荣（禄）谈及鄙人时，议论若何”。
▲荣禄。图源：网络
即便新政已经成了定局，张之洞仍十分谨慎，这是他浸淫官场多年的老练。1月份上谕发布之后，他的第一反应是希望弄清其来路：“何人陈请？何人赞成？”通过多方打听，他得知此谕出自“圣意”，还是由自己的门生樊增祥起草的，这才放下心来。
这时，安徽巡抚王之春传来密电，说他打听到一则消息，上面希望“奏复变法，毋偏重西”。变法不偏重西方，那还变什么法？张之洞迟疑了起来。他询问鹿传霖：“究竟此事慈意若何？……各省能否切实复奏？哪几种事可望更张？”鹿传霖的回答颇为含糊，既否定了传闻，又劝其不要“多仿西法”。张之洞只能与各督抚互通声气，统一意见，联衔上奏，这样就有更多人能承担责任。
各督抚商议之后，由声望最高的张之洞与刘坤一主稿并领衔。两人决定各自先拟一稿，再互相参照商议。
行伍出身的刘坤一除了资历之外，学问与文章都不能和张之洞相比，加之年岁已老，主稿一事基本上就交给了张之洞。张小心翼翼观察各方的动静，揣摩上面的意图，毕竟戊戌政变的场景还历历在目，稍有不慎就可能酿成大祸。为刘坤一拟稿的张謇在其《变法平议》中提出了“置议政院”的构想，但刘坤一不以为然，觉得其“宏深博大，意在一劳永逸，惟积习太深，一时恐难办到”。其实，开议院也是张之洞的主张，出于稳健，他没有将其写入稿中。
直到7月份，刘坤一与张之洞终于联名上了3个变法奏折，史称“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慈禧发布懿旨：“刘坤一、张之洞会奏整顿中法、仿行西法各条，事多可行；即当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各省疆吏，亦应一律通筹，切实举行。”终于，新政进入了实施阶段。
新政的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
一、教育改革。主要是仿照西方（其实是日本）建立新学制，发展新式学堂；变革科举，停罢武科；奖励游学等。
二、整顿吏治。主要是停止捐纳，裁汰各衙门书吏差役，增设巡警部，改良司法等。
三、强兵富国。主要是裁汰旧军，编练新军；成立商部，颁布并推行《商部章程》《奖励公司章程》《商律》《公司律》《矿务铁路公共章程》《矿务章程》等法规；推行邮政等。
乍一看，新政似乎没有什么新东西。时人批评道：“南皮（张之洞）变法折，均从极小枝节上着笔，可谓善于逢迎矣。”张之洞给鹿传霖写信时也说：“弟识短才疏，岂知大计？昨会岘帅（刘坤一）复奏变法三折一片，大率皆书生文章，俗吏经济，作按部就班之事，期铢积寸累之功，了无惊人之谈，亦无难行之事。”
但是，新政中如科举改章、改良司法、制定经济法规等措施，其实已鲜明地指向了体制本身的改革。
当然，新政终究还是缺了几味“猛药”，比如议院与选举。这些年，新旧间的转换已经非常剧烈了。刘坤一认为《变法平议》“意在一劳永逸”而反应平平，使得张謇失望至极。另一边，张謇的“惊人之谈”在一些更激进的人眼中，同样不也是“按部就班之事”？国难当头，读书人深陷亡国灭种的焦虑之中，无法从容，无法冷静，遇挫即思变，愈变愈急进，总想要找到一锤定音的法子，彻底解决中国的问题。尽管变革不断加速，只要追不上前面的人，就会导致强烈的失望。而且，由于希望太美好，现实虽有变化，但不如所希望的那样大，就会想要再寻一剂“猛药”。
▲张謇。图源：网络
1904年，《国民日日报》勾勒出国人的心态：“经外界内界无穷之激刺，而吾国之政海亦累生种种变幻之风云：初坚持通商而不可者，继乃议及于制造；坚持制造而不可者，继乃议及于游学；坚持游学而不可者，继乃议及于变法；坚持变法而不可者，继乃议及于保皇；坚持保皇而不可者，继乃议及于立宪；坚持立宪而不可者，继乃议及于革命。”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你推着我，我挤着你，层层叠叠，最后垒起巨浪。
清廷不可能无视士人的诉求，因此新政的举措只能不断加码。就拿科举改革来说，袁世凯、张之洞等人提出的建议，几乎是几月一变，每次都向前迈一大步，有时上一个提议还没有实施，下一个提议就已经来了。最后，用十年时间让学堂取代科举的计划在1905年戛然而止，导致实施了上千年的科举制被仓促废除。然而，士人依然认为清廷没有诚意，改革就是一场明晃晃的骗局。
可以说，踏入20世纪之后，清廷与读书人之间的裂痕已经无法弥合了，但这还不是清末新政最大的死局。
当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之时，中国面临一个可能性不低的历史走向：列强按其势力范围瓜分中国，在四分五裂的华夏大地上建立殖民政府，以取代清廷。如果说清末新政不乏欺骗百姓、避祸求生的成分，至少有一项是真心实意的，那就是富国强兵。
“富强”的理想早在洋务运动时就提出了，经过三十年的惨淡经营，结果是既没有强兵，也不曾富国。如今，局势愈发糜烂。湘军、淮军成了昨日黄花；《辛丑条约》里有禁运武器的条款，购买军火的路颇受限制；外国军队驻扎在北京至山海关的沿线要地监控着朝廷。再加上9.82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新政看起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更关键的是，清廷从来都不是一个强大的政府。
从世界历史上看，中国的情况是极为特殊的，统治区域之辽阔，人口规模之庞大，但权力结构却十分稳固。若用欧洲的经验来看，这般宏伟的帝国不知要花费多少人力物力来进行统治。但是，皇帝统治万民的成本是很低的。清人有这样一种看法，中国的治理方式无非是：天子慎择宰相，宰相慎择守臣，守臣慎择牧令，只看结果，不论过程。县官只要办好两件事即可——征税和维稳。宁可少一事，不可多一事。诸多基层事务，都交由地方社会（主要是士绅）处理。
由于纳税人口众多，征收田税就够用了，还能用“永不加赋”笼络人心；由于周边没有大国，军事开支可以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准上。正常情况下，每年都能产生一定的财政盈余，积累到一定程度，皇帝就有兴建宫室或大规模用兵的资本，一旦储蓄用完，帝国就会十分脆弱。
随着西方的入侵，清廷不得不进行改革，而改革则要求它必须“多事”。要办事就得花钱。新政的举措，可以说样样都需要钱，且每一项都要花大钱。即便路矿等事务可以生财，其一开始也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很久之后才能有回报。
问题是，钱从哪来？政府的府库里很难有钱，钱只能从民间出，田税不好再加，那就只能征收工商税。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借外债。这两种筹款方法，一个叫“横征暴敛”，一个叫“出卖国权”，在道义上就不被人所接受。
当时，很多人认为国外赋税远超中国，也没有民怨，是因为中国专制，百姓不信任政府。只要实行立宪，公示财政支出，就会有钱源源不断而来。
掌握中国海关的赫德估算过中国的财政潜力，清朝内地十八省面积应有80亿亩，以一半40亿亩作为“可完钱粮之地”，每亩征收200文，每年至少可以缴纳4亿两。梁启超也估计，内地十八省可税之地亩至少增至25亿亩，每亩缴纳1钱，田赋岁入可增至2.5亿两，再加上新疆和东三省，财政收入可达3亿两。这些估算无疑是相当具有想象力的，地方督抚们听后纷纷反对，按照此种办法，要增税十倍，即便民间真的还有余财可以榨取，但人们真的可以忍受数倍于前的赋税而不造反吗？
这其实反应了一个问题：冲在改革第一线的人，既不太懂西方，也不够懂中国。他们所理解的“西方”，很大程度上是想象出来的，是一堆似是而非的概念拼凑而成的影像。
▲梁启超。图源：网络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新政的展开，中国开始仿照外国进行各种社会调查：开发富源，先要知道各地有什么；要选举，先要实行户口调查；要办学，先要了解大众的识字率，等等。然而，当国家想要了解自己的国民时，却迎来了此起彼伏的反对浪潮。
老百姓为什么不愿意配合？在政府“少事”的情况下，生活已经很苦了，如今要查我家庭、知我底细，如何能不恐慌？铁路、新学之类的东西，本属于另一个世界，它们在下层社会落地生根，必然引发前所未有的变化，搅动民生。老百姓被抛出了旧世界，又难以进入新世界，眼睁睁看着国家权力翻起巨浪淹没掉身边的一切，如何能不悲愤？
新政如火如荼地展开，“朝设一署，暮设一局，今日颁一法，明日议一章”，学堂、巡警公所、实业公司、邮政局、法庭，以及1905年之后的咨议局、地方自治机构等纷纷建立起来。这些由士绅主导的改革，在百姓眼中并非是必要的支出，但代价却是他们来付。自治机构以各种名义征税，实业公司侵夺百姓的生计，学堂里坐着的是上流社会的子孙，警察保卫的是上流社会的财产。
1904年，江苏无锡爆发了大规模毁学事件。当时，办学先锋杨模提议把当地米市的庙捐拿来充当经费，但米行不愿意，反而指责杨模以教育之名行敛财之实，学堂里没有一个穷人。由于杨模背后有江苏学政的支持，米行争不过，只能罢市。之后城内有谣言称所有行业都要捐钱助学，民众怒火中烧，走上街头，焚毁学校以及杨宅，形成了轰动一时的毁学事件。江苏巡抚端方知悉此事后，派兵弹压，才平息了骚乱。
最后，米行认捐，背后的商人兴高采烈地同士绅们一起办学去了。杨模因办事过急，被排除出学务之外。后来，他在演说中慷慨激昂地说：“窃考东西各国文明进步，经一番大震动，必有一番大改良，故曰竞争者文明之母。”
《东方杂志》则刊载了一篇《论民智不进之可忧》，文章评论道：“是无锡之激此重变，非为仇视一人，其平日仇视学堂之深，可知也。”将矛头指向了骚乱的愚民，仿佛这是一场文明与野蛮的冲突。究其本质，这是为“富强”而扩张的国家与千千万万附着于旧世界的百姓之间的一场对峙。
从无锡毁学开始，紧接着山东沂州、江西乐平、四川夔州以及广东等地皆发生乡民“毁学打绅”事件。新政在平民中造成了深刻而又持久的痛苦，地方暴动越来越频繁。
根据《清末民变年表》统计，绅民冲突数量在1906年后持续增高，至1910年时达到最高点。学堂、自治机构等地方成为百姓们攻击的目标。这种情况下，即便有人想要做事，也不得不考虑民间的反弹，结果就会导致新政越来越流于表面。
清廷陷入了两头堵的局面：改革得不彻底，失去士人的支持；改革得用力，造成民众的怨恨。事实上，它已经控制不了改革的进程，两瓶毒药都必须咽下。
作为咽下“毒药”的回报，一幕类似于回光返照的美好幻象出现了：相较于前，清廷确实变得更加富强了。国家的钱袋子大致从鸦片战争后的 4000 万两，涨到甲午战争后的 8000 万两，再增至辛亥年的约3亿两。
增加的财富很大一部分被用于编练新军。直到清政府垮台时，总共练成了14镇新军和18混成协，大约16万人。其中，北洋与湖北两支新军最为耀眼。
讽刺的是，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士兵倒戈打响了辛亥首义的枪声，北洋新军则成为袁世凯威逼清帝退位的工具。清朝的一切改革似乎都是“种瓜得豆”的结局，历史，最终跟这个最后的王朝开了一个意味悠长的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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