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写作就像拍电影 | 专访历史学家王笛

历史学家王笛2024年出版了《消失的古城（增订本）》和《走进中国城市内部（修订本）》，新书在北京万圣书园首发时，王笛被刘苏里称为“温良的人文主义知识分子”。

最近，王笛荣获《中国新闻周刊》“2024影响力·年度学者”，颁奖词为“他是与众不同的历史学家，注视宏大历史，更聚焦微观世界。他的目光与视野不只囿于书斋，而是触摸城市记忆，深入时间的褶皱。他关注茶馆、袍哥和麻将，也关心小贩、茶客与堂倌。他向着微观世界深处细密地考察与钻探，揭示出广阔世界中的巨大变迁。他用生动有趣、充满细节的讲述，还原了历史中被淹没的声音和被隐去的血肉。”

2024年12月31日，“时间的朋友——罗振宇跨年演讲”中，大屏幕上打出王笛的话“历史将会记录下更多普通人”。

而《历史的微声》是历史学家王笛继《那间街角的茶铺》之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第二本书，荣获《亚洲周刊》“2022全球华人十大好书（非小说）”。这本书主要谈阅读西方史学名著的体会，论及世界、人类、中国、社会、个人之间的关系。

本书责任编辑李磊（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编审），就书中讲到的相关问题，采访了王笛教授，以期让读者更深切地了解本书的创作和思想理念。通过回答这些问题，王笛教授对书中的一些内容也进行了介绍，补充了新的信息和见解。

王笛vs李磊：历史写作就像拍电影

从大题目到小题目的转变

李磊：

20世纪80年代，去美国读博之前，您在国内的史学界就已经小有名气。三十多岁时，您就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国内的史学名刊发表了很有影响的论文。这么早就创作出名的原因，主要是什么呢？

王笛：

当然是靠自己艰苦的努力，还有就是没有走弯路。我在读本科和研究生期间，就有一个明确的目的，今后要以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我在读本科时就在《社会科学》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而且《新华文摘》摘登了主要观点。这篇论文的写作和发表，极大地增强了我今后进行学术研究的自信心。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全民下海的大潮中，周围的许多人利用各种机会, 参加讲课培训，或编写一些通俗的小册子，增加经济上的收入。而我没有参与任何赚钱的活动。在我硕士研究生毕业时，导师隗瀛涛教授就告诫过，毕业只是学术研究的开始，一定要继续努力，拼搏一下，也可能一下就上去了。他的这个话，对我的激励很大。在以后我自己做了老师，当学生毕业时，我也用同样的话激励他们，希望他们利用刚毕业、还年轻、精力充沛、研究目标明确时，把精力和时间都用在研究上，尽快做出成绩。

读本科时发表了那篇论文，我继续做那个课题的研究，进行深入的挖掘，把新论文寄给了《历史研究》。记得与责任编辑阮方纪先生进行过长达两三年的通信，每一次修改都要花很长的时间。我硕士毕业的第二年即1986年，这篇论文在《历史研究》发表。

当然，学术上的成功也要抓住机遇。当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教育界的改革力度非常大。1987年，四川大学实施了第一次破格提拔年轻人的政策，无论什么资历都可以申请晋升，我有幸成为那次破格提拔的三位青年教师之一，那年我31岁，晋升为副教授。抓住了这个机遇，对我以后的学术发展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机遇虽然有，但努力要靠自己，如果没有前期在学术上的准备工作，那么机遇到来时，也不会降落到自己身上。

李磊：

20世纪80年代时，您关注辛亥革命和晚清新政，这是大问题，但是看得窄，主要只是1901—1911年那十年。后来，扩大了研究的领域，《跨出封闭的世界》涉及社会学、政治学、统计学，《街头文化》《茶馆》涉及社会学、人类学，都是小问题，但是看得宽，思考得深入。您是如何完成这个转变的呢？

王笛：

完成这个转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甚至并不是一个有计划的行为。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我从本科生到硕士生时，都在研究辛亥革命、孙中山，以及辛亥革命前的清末新政，当时已隐约感觉自己在阅读和研究课题的一些局限，即把自己的兴趣点、研究的着眼点、收集资料的范围，几乎都集中在这十年。虽然研究的是全国性的大题目，但自己的阅读和眼光狭隘。但怎么跳出这种狭隘的视野，以及这个转变的推动力，现在不清楚了。但我记得从硕士毕业，大概从1985年以后，我的研究兴趣逐渐由全国的问题，转向了地方主要是长江上游区域，其实就是四川的地方史，当时选择的课题已是整个清代。当时我的目的很明确，要写出一部区域社会史。这个选择，使我尽量去扩大自己的阅读范围，我不仅阅读历史学的研究，而且大量阅读社会学的一些代表性著作，试图从社会学那里吸取营养。由于那个时候对社会学的学习和阅读，我在川大历史系还曾开过文化研究和社会学的课程。

那时，我对数字特别敏感，认为研究社会必须要有量化的概念，所以在《跨出封闭的世界》里，我制作了几百个统计图表，阅读也涉及一些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的范围。这让我跳出历史学的领域，关注历史学以外的一些研究成果。早期知识的扩大，对我今后吸取更多的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了美国后，由于街头文化和茶馆这两个课题的需要，加上在霍普金斯大学学习的范围包括社会人类学，我对人类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方法有了相当的了解，并把这些理论方法用在自己的田野考察和研究之中。我在这两个课题中，都使用了不少人类学方法。后来我在写袍哥这个课题时，有意识用了一些文学式描述，后来才有了《消失的古城》和《那间街角的茶铺》这两本非虚构作品。

李磊：

《历史的微声》里，最早的一篇是《东渡日本的留学生》，1985年发表在《读书》杂志。最近的，则是新写的两篇《读书就是自我塑造》《不可能预测历史的未来进程》。您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更深入，也更细致了。您近40年的史学观察，有什么变化呢？

王笛：

留日学生那本书的书评发表时，我尚未从硕士研究生毕业；完成《历史的微声》最后一篇时，已经60多岁了，中间有着极大的时间跨度。这将近40年的实践是我人生最重要的阶段，从一个年轻人起步，现在步入老年，有了一些学术成果，受到一定的关注，我的思考也越来越复杂和深入，关注的问题也越来越广泛，阅历也越来越丰富，这些都使得我在学术研究和学术写作方面有极大的不同。

过去关心的只是具体问题，比如说当时主要把重点放在辛亥革命以及清末新政。随着这30多年的学术探索，阅读的扩大，思考的问题和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多，研究的题目也越来越集中，越来越小，也就是所谓的微观历史，但是我的思考、我的视野却比过去宽广得多。每一个研究项目结束，转向新题目，都是一个新起点。学术的进步就是不断地对新的方法、新的理论和新的研究的探索。

历史写作有技巧吗？

李磊：

这本书，您主要评述了西方的史学名著，尤其是新文化史和微观史领域的。本书的写作，您最满意的，是哪几篇呢？

王笛：

至于说哪几篇自己比较满意，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因为毕竟这本书是在将近40年的学术生涯中逐步形成的。其实每一篇从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我的阅读及思考。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我的学术发展、我的阅读以及我的思考的脉络。

当然我还是比较认同最近几年所写的一些书评。因为我对这些书的阅读，是我这些年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关于新文化史、微观史的阅读，而早些年的一些研究主要针对具体问题，重点是关于中国历史研究的问题，现在我的眼光超越了中国历史，同时也关注西方历史，包括法国的历史、意大利的历史、美国的历史等。这种比较深入的思考，也是针对中国学术的一些观点，比如最后一篇关于读卡尔·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思考，也是针对中国历史学界对历史的认识，提出不同的看法。

李磊：

这本书里，您提到了微观史早期的三部代表作——罗伯特·达恩顿的《蒙塔尤》、娜塔莉·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卡洛·金斯堡的《奶酪与蛆虫》，以及史景迁的《王氏之死》，还有新文化史的代表性人物林·亨特《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等。在美国读博士和工作期间，接触的这些新文化史和微观史的著作，对您的民众史观的形成起到了促进的作用。是什么契机，使您开始关注新文化史和微观史的呢？

王笛：

在霍普金斯大学读博士时，我阅读了新文化史和微观史的一些著作，在一些课程中也阅读了一些研究欧美历史的代表性著作。这些著作对我的启发都很大，让我逐步理解到，研究中国史，不仅要阅读中国史的研究成果，还应该有世界的眼光，也就是说要了解其他国家和民族文化的研究成果。过去，对下层民众的研究，历史学界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因此民众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几乎被忽略了，所以我在选择课题时，明确地把普通民众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

当时我也知道选择这样的题目，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因为过去的有关研究非常少，而且收集资料非常困难，但微观历史的研究在方法上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我知道，虽然写出《奶酪与蛆虫》《蒙塔尤》《马丁·盖尔归来》那样的微观史著作可能是不现实的，因为中国没有相应的详细的档案资料，但如果打开思路，吸收有用的研究方法，还是能找到一定的途径去写出中国的微观历史，那么《茶馆》和《袍哥》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探索。

李磊：

我们读《蒙塔尤》《马丁·盖尔归来》《奶酪与蛆虫》等微观史的代表性著作时，会发现，民众的内心、精神世界及日常生活非常丰富。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被学者们不厌其烦地描述了出来，读来迷人。您觉得，学者们能写得这么细致和深入，除了“魔鬼存在于细节之中”，还有哪些技巧呢？

王笛：

写作的技巧其实很难传授，因为每个作者都有自己的特点，不能盲目去学或模仿。我在自己的写作中，首先强调要有人物，没有人物的历史写作是枯燥的，因为社会史、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的主体是人，应该把人的研究作为主体，所以从《街头文化》到《茶馆》再到《袍哥》，都可以看到，人的活动占据了我的学术研究的主要部分。有人的故事，有细节的描述，当然就会提起读者的兴趣。

还有所谓拍电影的手法，在写作时，不能只有一个焦点，或一条线，或一个视野。我们在看电影时都会感觉到，镜头在不断地转化，可能用远景，也可能用中景，也可能用近景，可能还有特写，而每一种手法都不能永远在一部电影中使用，要不断变换镜头。历史写作也是这样，让读者有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视野，就会显得丰富多彩，而不是一种手法、一种视野、一个角度，感到非常枯燥。观众在这种不断转化的层次和角度，能保持新鲜的感觉。只有保持这种新鲜的感觉，读者才会把这本书读下去，要不很快就会感到枯燥无味，从而放弃阅读。因此无论是学术写作还是大众写作，都要考虑受众，考虑大众的阅读习惯，才能写出大众喜欢的作品。

写出自己风格的历史作品

李磊：

您为詹姆斯·C.斯科特、史景迁等19位国际著名学者画了头像作为插图，神采飞扬。书中提到的学者，哪个人和他的著作，对您的影响最大呢？

王笛：

我绘制这19位学者的头像，并不是说是一个深思熟虑的选择，而是当时在寻找他们的照片时，这些照片能触动我，让我根据这些照片来画出他们的头像。而另外一些学者，尽管也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但由于没有相应的照片作为参照，只好放弃。其实在学术上，本书提到的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我的思考、对我的研究有启发，我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与他们进行学术对话，实际上，我的评论也是在向他们致敬。我想通过这个方式告诉读者，我在哪些研究、哪些学者那里汲取了营养，得到了精神的资源，以及刺激了我对许多问题的思考，对研究的进一步拓展等。

在这些学者中间，我的博士导师罗威廉对我的影响最大，毕竟我在他的门下完成了我的博士学位的攻读。有这样一位非常有成就、在西方历史学界影响非常巨大的学者作为我的导师，这是我的幸运。在他的门下的几年，我完成了从中国历史学所培养的学者到中西兼具的学者的转变。这个转变对我以后的学术生涯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如果没有在罗威廉那里攻读博士学位的学术训练，我的学术生涯、学术写作，也可能完全不一样，可能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我的学术道路今天能走到这一步，我的导师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把《袍哥》的英文本献给他的原因。

李磊：

您读了这么多书，如何做到有这样宁静的阅读心境的呢？

王笛：

我读书总是带有一定的目的性。并不是说这本书最近比较火，大家都在议论，我就一定找来读。无论关于专业书还是文学书，主要是根据自己阅读的兴趣。如果我研究某个课题，与这个课题有关的一些书都会引起我的阅读兴趣。无论是专业书或其他类型书，只要感兴趣，我就去找来读。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的书，目的明确，读起来很轻松，不会感觉是个负担，能集中精力读。

我阅读的习惯，是寻找一切机会读书，比如说出差在路上、在飞机场等，都会利用机会读一些书。电子书当然是首选，在出租车上、地铁上、公交车上、飞机上，或在家里睡前、起床后、做家务、饭后散步时，都是我的阅读时间。把这些零碎时间充分利用起来，使我能在很忙的情况下，基本上我希望能读的书，都会找到时间读。而不会因为想读什么书，由于没有时间而作罢。

李磊：

您说，非虚构是您的阅读重点之一。《历史的微声》里，您推荐了好多本非虚构的好书，例如《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陈丹燕“上海三部曲”等。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非虚构写作的呢？

王笛：

我也记不清楚准确的时间。非虚构读物对我来说，有故事性，不像学术专著那么枯燥，因此喜欢读，也是顺理成章的。最近一些年，我对一本好书不仅看它的内容，而且越来越关注为什么这样写，写作的手法为什么能吸引更多读者，为什么能把枯燥的历史题材写得生动有趣，去思考他们成功的原因。由于这种带有学习目的的阅读，让我有意识地去读中外的非虚构作品，它们的表达方法也是我想知道和仔细研究的。

我现在的历史写作，不仅只想怎样把观点表达出来，同时在想怎样能让一般读者感兴趣。通过阅读其他人的写作获取营养，得到启发，同时结合自己的写作风格阐述自己的史学观，讲述故事，写出自己风格的历史作品来。

（本文原刊于《出版人》2022年第11期，《王笛vs李磊：我的研究就是与他们进行学术对话》，有删改。）

活动预告

2025年1月5日15:00，历史学家王笛与历史作家刘勃将做客先锋书店五台山总店，一起深入讨论城市的微声如何反映更广泛的历史与变迁。

活动主题

来自城市的微声：“王笛作品系列”分享会

活动时间

2025年1月5日（周日）15：00

活动地点

先锋书店五台山总店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广州路173号）

活动主办

先锋书店

人民文学出版社

直播平台

活动嘉宾

王笛

中国现代微观历史学开创者，国际著名历史学者。澳门大学人文学院讲席教授，曾任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教授。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博士。

主要关注中国社会史、城市史、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史的研究。学术代表作有《历史的微声》、《走进中国城市内部（修订本）》、《跨出封闭的世界》、《街头文化》（中文版和英文版）、《茶馆》（两卷本，中文版和英文版）、《袍哥》（中文版和英文版），著有历史非虚构作品《消失的古城（增订本）》、《那间街角的茶铺》、《碌碌有为》。

其作品2005和2019年两次荣获美国城市历史学会（UHA）最佳著作奖，并获首届吕梁文学奖、单向街书店文学奖、《亚洲周刊》“2022年全球华人十大好书”等奖项。王笛及其作品也受到十三邀、东方甄选、人物杂志、凤凰卫视、新京报书评周刊、南方人物周刊、南风窗、谷雨实验室等媒体平台专访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