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长庚
《凡人琐事：我的回忆》是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1926—2021）的回忆录，也是一部篇幅宏大的百年生命史。全书再现了他从世家少年、流亡学生到民主青年，从出任大学校长而力行改革，再到主动辞去荣誉、回归布衣学人的人生经历。书中出现的人物多达百位，长辈家人、师长前贤、中外学人，章开沅以流畅亲切和忠实客观的笔调写下与此有关的回忆，读来令人倍感温情。这些他所谦称的“凡人琐事”，不仅折射了百年来的世事风云和几代人的人生际遇，也记录了近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中不可抹去的亲历者的踪迹。
《凡人琐事：我的回忆》
章开沅 著
大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
半生颠沛流离
章开沅早年就读于金陵大学，曾任教于中原大学，后长期执教华中师范大学，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他在辛亥革命史、中国资产阶级研究、中国商会史、中国教会大学史、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等研究领域都有开创性的学术贡献，主要著作有《辛亥革命史》《张謇传》等。
章开沅有句名言：“历史是画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其实，章开沅的一生，正是在求学治学和为师为人两个层面，始终进行着永无止境的远航。
他出生于战争连绵不绝、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由于不是革命家庭，祖父又是当地最大的民营企业家，所以尚在襁褓之中的他，就已随家人“逃难”，躲进上海租界。等到他稍为懂事，到城里小学读书时，“九一八”“七七”“八一三”事变等接踵而至。
1937年，章开沅小学毕业，华北危机空前严重，淞沪抗战一触即发，毕业典礼充满悲怆气息。大家噙着泪水，心在流血，齐声高唱《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仿佛稚嫩的肩膀，已经承担了国家安危的重担。
进入中学不到两个月，章开沅便随着父母再次逃难，不过这次不是就近躲进幽美雅静的法租界花园住宅，而是卷进仓皇逃避的难民潮，长途跋涉流落川渝。全面抗战时期，在重庆附近乡间，章开沅先后读过五年中学与不到一年的会计专科，其间还有将近两年失学、失业、打工、当兵的流浪生涯。好不容易熬到抗战胜利，复员后进入金陵大学读书，又赶上了解放战争。向往光明的章开沅投身革命，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作为许多历史事件的亲历者，章开沅自谦说自己“只是这些伟大时代与伟大事件当中极其平庸的一员”。《凡人琐事：我的回忆》中，他略带灰色幽默地写道：“抗战末期当过兵，还来不及上前线日本就投降了。解放战争后期进入解放区，虽然穿着二野军服，却从未见过战场硝烟。进军大西南，解放海南岛，乃至抗美援朝，我一次又一次请缨杀敌，却壮志未酬，只能服服帖帖留在后方教书，顶多只是为前方将士炒过几次米粉或写过慰问信。”
章开沅
每个人的生命史都是由自己书写的，但怎样书写又都离不开主观和客观两方面条件。个体生命的亲身经历，最容易直观感受到生活中悲欢善恶的并存和交织。比如，家乡的山水草木使人产生故园之思，家业的或盛或衰，家人的或聚或散，家庭生活中的亲情温暖或某些刻板的规矩和礼教残余，都是个人欲说还休的乡愁。当敌寇入侵造成家庭离散，自己浪迹异乡时时为失学失业所苦，甚至缺衣少食时，就能体味什么叫国破家亡，就会痛恨侵略，盼望和平。而饥寒交迫时，一顿饭甚至几个红薯，一件旧衣或几文小钱的帮助，都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在茅屋和破庙构成的学校里，校长和老师的一个关爱的眼神或动作，一句亲切鼓励的话语或批语，都会激发少年的上进；师长的传道授业和自己读书得到的知识与希望，更源源不断地哺育着后来人的生命力……在《凡人琐事：我的回忆》中，读者可以看到一个鲜活立体的章开沅。
2
研究辛亥革命
章开沅最重要的学术成就，当数对辛亥革命的研究。
他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原先从太平天国开始，因为罗尔纲、简又文等前辈学者已做过大量学术探讨。1954年，在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的章开沅，迎来了一位重要的客人——民主德国历史学者贝喜发。贝喜发专程到武汉调查研究辛亥革命，章开沅参与接待工作，并借此机会与张难先、李春萱、章裕昆、李西屏、熊秉坤等辛亥老人结交。
一位外国学者，都能够不远万里前来研究辛亥革命，而作为武汉本地的历史老师却对此不大关心，这实在是说不过去。深受触动的章开沅，下定决心把辛亥革命史作为个人的主要研究方向。
《辛亥革命史》（全三册）
章开沅 林增平 主编
东方出版中心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积累，章开沅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筹备召开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对于一名年轻的历史老师来说，难度可想而知。他向系领导作了汇报，系里报到了学校，学校领导认为不错，立即报到了湖北省，不承想得到高度重视，安排省社科联负责此事，并争取到中国史学会支持。
1961年10月，会议在武汉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场以历史事件为主题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吴玉章主持开幕式，一开头就强调“利用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周年纪念来进行学术活动，是推进学术研究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史学家范文澜、吴晗、吕振羽等105名学者参加。
章开沅在会上第一个发言，以《武昌起义与湖北革命运动》为题，回答了一些学者提出的辛亥革命为何在武汉爆发的疑问。他的文章《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被《新华月报》全文刊发，引发史学界的关注。
这次会前，章开沅一直忙于教学工作，科研也是独自摸索，与外界接触甚少。会议使他大开眼界，深感山外有山，自己起步较迟，必须奋起直追。华师校领导也认为他应该外出进修，所以主动给他两年学术休假，以便访师问友，潜心研究撰述。“进修期限是1963—1964年，此后进入一个更为广阔的学术世界，这是我人生中一个很大的转折。”章开沅说。
《张謇传》
章开沅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从此，章开沅投身辛亥革命史研究长达半个多世纪，结出了累累硕果。1976年开始，他与林增平共同担任主编，用了4年时间，写出了三卷本共120万字的《辛亥革命史》。这是世界上研究辛亥革命史的第一部综论性的大型专著，被国内外学术界评价为“最能体现目前中国辛亥革命研究的观点、方法和水平的皇皇巨著”。此后，他继续深入钻研，出版了关于辛亥革命的一系列著作。辛亥人物是其中的一个方向，他把张謇确立为研究重点，出版的《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张謇与近代社会》等著作引发了极大反响。
3
成为一校之长
1983年，华中师范学院迎来院长换届，章开沅被任命为院长｡1985年，学校更名为华中师范大学。
此前章开沅一直从事教学科研，没有做过行政，在任职大会上，他袒露心声：“让我当校长实际上出乎我的意料。这是一个历史的选择，但也有可能历史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不过，既然已经站到这个岗位上来了，那就义无反顾，和大家一起来改变目前的状况，然后再谋求新的发展。”发言结束时，他甚至说“我宁可站着倒下去，也不躺着混下去”。这一通不作修饰、坦诚直白的演说，赢得现场掌声雷动。
正式上任以后，章开沅决心改变角色，要做一个好校长。当时师生抱怨最多的，一是馒头发黄变味，一是到处垃圾成堆，过去多次督促却无改进。在书中，章开沅回忆：“正式就任大会的次日清晨，我就直奔规模最大的第一食堂，但路上我看见新上任的伙食科科长已经进入食堂，接着新上任的后勤处处长在察看沿路垃圾以后也直奔食堂，我心里就有底了，认为自己不必到食堂出头露面。”
果然，没过两天馒头就变白味正了，路旁的那些垃圾堆也一扫而光。其实问题并不复杂，馒头是面粉发酵过度变酸，加碱又过多，乃至变黄涩口，稍加调整就香甜可口了。垃圾是划片包干，发动学生与工人一起突击扫除搬运，校园马上就改变了模样。在章开沅看来：“虽然是两件小事，但干部认真负责，敢抓敢管，确实能够唤起众多师生的前进信心。”
当校长时，章开沅注重在社会底层发现才俊，成就了不少佳话。如陕西下乡知青张应超，对当地辛亥革命历史人物井勿幕等很有兴趣，曾经写过几篇文章并通过《光明日报》向章开沅请教。章开沅利用到成都开会的时机，在西安下车前往探望。当时张应超与妻、子一家三口，租住郊区农家一间小房，不到十平方米，土炕就占了大部分空间，只能靠一台缝纫机当作方桌，连椅子都放不下。白天牛下田耕作，张应超得空就在牛棚下摆张折叠小桌，坐在小凳上埋头写作。章开沅看了非常感动，戏称其为“牛棚作家”。
此后，两人保持书信来往。1981年10月，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举行，张应超的处女作《辛亥革命时期井勿幕的活动》经过评审入选，参与此会的只有他与唐文权不是大学与研究所的专业历史学者。会后，张应超被西北大学历史系破格录取，毕业后分配到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经多年勤奋工作，卓有成就，曾担任该所所长。
《凡人琐事：我的回忆》不是章开沅自述的治学史，而是更接近于生活史或者说生命史。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长成起来的知识分子，既承袭了中国传统仁人志士的基因，又受到从辛亥到“五四”的先辈们的直接教导，还经历过那场时间最长、斗争最残酷的抗日战争的淬炼，成为独具特色的群体。在历史宿命和个人性格的双重作用之下，他们无论是金刚怒目，还是菩萨低眉，都构成了一段不可复制的厚重历史。
章开沅认为把自己亲历亲见的种种真相告诉来者，是历史赋予的一种责任。然而无论是回顾必然的磨难，还是反思不该有的横逆，他始终抱持自己特有的理性精神和冷静心态，不怨不尤地如实直书。而对待诸如全国劳动模范、国际著名学者、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等众多荣誉，《凡人琐事：我的回忆》多是一笔带过，甚至绝口不提。章开沅把自己这本总结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的集成之作命名为“凡人琐事”，更显谦谦君子之风。
如今斯人已逝，这份厚重的精神财富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