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同志出身贫苦，2岁丧父，4岁丧母，年幼时被过继给舅父廖文光，因此一度改名廖陈云。
出身的贫寒盖不住陈云聪慧的特质，1917年，陈云被他的小学校长杜衡伯慧眼举荐，免费进入颜安小学读高小部学习。2年后，陈云家贫无法继续维持学业，于是在老师的介绍下前往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
来到商务印书馆后，陈云开始了解学习书局的商业运作和财务交易，这段经历成了他后来在经济方面有所成就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商务印书馆，是党的联络站和秘密活动基地，在这里，陈云受茅盾、董亦湘等人影响，成了一个革命青年。
走上革命道路的陈云迅速脱颖而出，到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他被推选为商务印书馆罢工临时委员会委员长，领导全馆职工大罢工，不久后他被介绍入党，成为党在商务印书馆总支部的领导之一，此后他连续三次参加上海工人起义。
大革命失败后，陈云离开商务印书馆，前往青浦发动农民运动，后历任青浦县委书记、淞浦特委组织部长、江苏省常委兼农委书记、闸北区委书记等职。
当时的上海，是对中国革命影响最大的城市之一，甚至可以说没有之一，同时，当时的上海还是中央的驻地所在，陈云在上海的工作表现非常亮眼，也能第一时间被看到，于是在1930年9月的六届三中全会上，时任上海闸北区委书记的陈云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1月，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陈云当选中央委员，此后他一直跻身中央委员会长达56年。当时的陈云只有25岁。
陈云进入中委后不久，上海就发生了一件大事——顾顺章叛变事件。此事的影响之大以及危险程度毋庸赘言，而陈云在此期间协助周恩来机智果断地处理了各种善后事宜。不久后，陈云成为中央特科的主要负责人和领导人之一。此后又有向忠发之叛变，陈云负责处理了向叛变后中央机关机关的转移撤离工作，并重建了上海的人际关系网。
此时，由于上海的地下党系统遭到严重破坏，中央决定调王明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前往中央苏区担任书记，这两位核心的领导人物离开后，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主持工作负总责。在这次调整中，陈云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的9位委员之一（3位常委为博古、张闻天、卢福坦）。这是陈云第一次进入政治局。
1932年12月，上海地下党再次遭到破坏。卢福坦等被捕变节，致使张闻天、陈云等险些被捕，临时中央于是决定将机关整体迁入中央苏区。1933年1月，博古、张闻天、陈云等人抵达瑞金。来到瑞金后，这套班子迅速而全面地接管了中央苏区的工作，其中陈云为常委兼全总苏区执行局党团书记。
在1934年的六届五中全会上，29岁的陈云正式当选政治局委员、国统区工作部部长。同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了长征，陈云作为中央代表前往红五军团参加长征，后任军委纵队政委。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陈云开始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熟悉陈云同志生平履历的朋友应该知道，陈云是一位非常资深的组织部长，他后来在不同的时间段里都担任过这一重要职务。长期担任这个职务使得陈云对党内掌故极为了解，被誉为党内的“百科全书”。比如据徐向前元帅回忆，抗日战争初期，陈云就找他谈过一次话，问红四方面军是怎样做出从鄂豫皖撤到川陕苏区的。“我就把部队撤出鄂豫皖到四川的经过情形说了一遍，整整填了一天。”
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时，陈云是渡河司令部政委，负责在南岸指挥部队渡河，确保了3万红军顺利渡江。此后，陈云奉命从四川天全县秘密离开，辗转前往上海负责恢复党的秘密工作，这又和陈云30年代初在特科和中央工作的那段经历有关。这个故事被称为“陈云出川”，八九十年代，中央电视台曾以此为题材拍摄过一部电视剧，播放到一半被陈云打电话喊停。
陈云来到上海后，由于地下组织被破坏得过于严重，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要求陈云等人前往苏联汇报工作。陈云来到莫斯科后，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系统地、实事求是地讲述了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红军主力战略大转移和遵义会议的情况。时任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的曼努伊尔斯基说：“这是极其珍贵和十分重要的材料，多年来我们还不曾有过外国党的这类材料。我认为，迄今为止在我们对中国的态度上有过许多的热情和下意识的爱，但我要让你们相信，我们看到了一个确实在中国成长为一支巨大力量的生气勃勃的党。”此后陈云留在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
这期间，陈云还曾以被红军俘的国民党军医“廉臣”的身份，写出约3万字的《随军西行见闻录》，这成为关于红军长征最早的叙述。
1936年12月，陈云和滕代远等人离开苏联，前往新疆说服盛世才，援助李先念等率领的西路军余部，并将这支仅存的西路军带入迪化休整。
在完成这项任务后，陈云于1937年11月底返回延安，随后他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并任中组部部长。一直到1943年以后，他因操劳过度被安排休养，1944年组织委派彭真担任组织部代理部长。在担任组织部长的7年时间里，陈云用了大量的精力发展和完善党政团队、后备力量，党员人数从3万上升到121万，为全国输送了大批优质的干部。
1944年3月，陈云病愈复出，他没有继续回组织部工作，而是进入西北局当委员，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主任为贺龙），支持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工作。此前的陈云，主要负责工人运动、干部组织等工作，这次职务调动后，陈云首次担任经济管理职务，结果陈云很快以天才般的能力向大家证明，他在这个领域不是一般的擅长。在这个阶段，陈云大量接触到关于生产、货币、黑市、预算、汇率和交易等情况，迅速积累了大量的金融和财经经验，这为他日后领导财经工作打下了很坚实的基础。
1945年七大上，陈云当选政治局委员，同年又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相当于“政治局候补常委”，虽然历史上并没有政治局候补常委这个说法）。
同年，陈云作为东北局的5名委员之一，开赴东北开展工作，在东北建立根据地。到长春后，陈云担任东北局北满分局书记，他和张闻天、高岗联名向中央发出《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这份报告指出我们在东北的工作重心应该放到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和铁路支线，而不应该放在大城市，这份电报对日后东北形势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946年，我军北撤过松花江后，东北局和北满分局机构合并，陈云担任东北局副书记、民主联军副政委。
46年10月，面对蒋介石制定的“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方针，我南满根据地遭遇严酷打击，仅剩下临江县、长白县、抚松县、靖宇县、辑安县五座小县23万人口，三、四万部队，形势十分危机。东北局经中央批准，派遣陈云南下，担任辽东分局书记和辽东军区政委，领导南满地区的工作。
在七道江会议上，面对一些同志悲观消极的情绪，陈云指出：
东北的敌人好比是一头牛，牛头牛身子是向北满去的，在南满留了一条牛尾巴。如果我们松开这条牛尾巴那就不得了，这头牛就要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危险；如果我们抓住了牛尾巴，那就了不得，敌人会进退两难；因此，抓住牛尾巴是个关键……
我是来拍板的，拍板坚持南满……南满一定要坚持，三、四纵队全部留下，一个人都不走，坚持就是胜利。
陈云在七道江会议上的果断决策，是后来“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能够实施的基础，在度过这个相持阶段后，敌我在东北的攻守局面彻底改变。“陈云来到七道江”也因此成为东北革命战争史上的一个经典画面。
1948年，陈云回到哈尔滨，继续担任东北局常委、副书记，同时兼任新成立的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主持东北解放区的财经工作。
到建国前，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以华北财经委员会为基础班底，并加入东北、华东、西北、华中各大区的财经工作负责人为委员，陈云被任命为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主持全国的财经工作。当时上海刚刚解放，陈云通过“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顺利稳定了上海和华东地区的物价，这是他主持全国的财经工作后第一个闪亮的亮相。
新中国成立，陈云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重工业部部长、1950年6月，任弼时病重，中央决定陈云进入中央书记处工作，同年10月，任弼时病逝，陈云正式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这也是陈云首次进入“正国级”序列。（此时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相当于政治局常委，1956年9月八大会议上，原中央书记处改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新成立的中央书记处为政治局领导下处理日常事务的机构。）
1956年八届一中全会上，陈云当选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党内排名第五，成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之一。
1995年4月10日14时04分，陈云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4月17日，陈云的遗体在北京火化，遵遗嘱，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一株雪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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