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公开下达准备对越南的自卫反击战的通知。三天后，中国《人民日报》发表《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文章，同时在中越两国边境线上万炮齐发，正式打响对越自卫反击战。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正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国内百废待兴，本应规避战争，着重发展。然而，当时的世界形势却瞬息万变。越南，恰好集中苏矛盾、美苏冷战的锋芒于一身，成为了大国博弈的一个缩影。
自古以来，越南与我国之间并不总是针锋相对的。在宋朝收复安南失败以前，越南一直被划分在中国行政区划中，两国之间的交往可谓是源远流长。近代历史中，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而我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对抗帝国主义、殖民势力的问题上，两国命运相系，都有共同的苦衷。而越南毗邻我国南方的地理位置，也使两国之间形成了唇齿相依的战略关系，一直以来都情同手足。
1945年到1954年间，越南爆发了抗法战争。1955年，越南战争爆发。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越南此地可谓是战乱不断。然而，在越南的解放斗争期间，中国不遗余力地提供给越南力所能及的援助。除却经济上的援助，在越南抗法战争期间，新中国派出了军事顾问团帮助指挥越军对法作战，取得了奠边府战役的胜利。而在越南战争中，中国更是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抗美援越”，不断地向越南提供了大量人力物力上的支援。
越南战争不仅是在分裂背景下北越与南越之间的冲突，更是以苏联、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支持北越，同以支持南越、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国家之间的冲突。
1962年，应越方要求，中国向其无偿提供了可装备230个营的武器。1965年，中国向北越派遣了铁道兵、工程兵、高射炮兵等部队，大力支援北越抵御空袭轰炸，抢修、建设铁路、公路、机场等重要设施，总共参战32万兵力，大力协助北越统一全国。然而，在援助越南之前，我国刚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以及“大跃进”失误带来的严重经济困难，条件并不宽裕。尽管如此，我国依然履行了作为社会主义阵营成员以及邻国的职责，对越南鼎力相助。
然而，尽管我国对越南可谓是仁至义尽，在越南国内的政权更替以及中苏关系发生变化之后，越南却上演了一系列恩将仇报的挑衅之举。
北越政权即1945年由胡志明宣布成立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并由胡志明本人出任临时政府主席。1951年，胡志明当选为越南劳动党，也就是越南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主席，此后胡志明一直担任越南国内的党政领袖直至逝世。胡志明早年的时候就曾在广东参加过中国的大革命，并在1951年越南劳动党二大的时候将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写入党章。作为越南的开国元首，在胡志明领导期间，“亲中”的倾向十分明显。
1969年胡志明病逝后，越南因南北政权对峙而爆发了越南战争，虽然在我国的大力援助之下北越政权胜利并统一全国，但越南仍为战争付出了十分惨痛的代价。在此情况之下，不论是着眼国内情况，还是沿袭胡志明政策，越南都应休养生息。然而，继任者黎笋却选择公然挑起与我国的矛盾。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当时的世界形势。此时美苏冷战正处于第二阶段：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沼中，且最终不但失败，还出现了巨额财政赤字，遭到了民众的强烈反对。因此，在第二阶段的争霸中，比起苏联开始战略进攻，美国被迫转为战略守势。在此基础上，美国不得不考虑到重新看待新中国。
在新中国成立后二十年间，美国政府一直对中国采取“不承认”政策，自然是因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阵营中，还与苏联交好。然而，六十年代中期，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了在华的全部专家。
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关系更是急剧恶化。面对苏联的陈兵边界的压力，中国也试图在国际关系中寻找新的突破口。与此同时，美国也正着手调整对华政策。尼克松曾在《外交》杂志上刊文称：“从长远来看，我们简直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使十亿最有才华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其意向可谓是十分明显了。
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一年后，中美关系正常化，并在上海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关系出现了巨大转折。1978年，中美正式建交，开始了两国关系的新阶段。
然而，这一切都让苏联、越南看在眼里。身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又是在冷战最具攻势的阶段，苏联不仅自身施加对华压力，还鼓动越南出兵柬埔寨，不断挑起事端。越南的新领导人黎笋也在越南战争之后，不仅自居是东南亚的老大，还因与苏联交好，从而一改胡志明时期的“亲中”，对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的我国采取敌视政策。除了插手柬埔寨，还在国内实行“净化边境”的手段，不断排挤华人华侨，从一开始的压制、剥夺财产到后来索性驱逐出境。
我国对越南的寻衅滋事采取了极大的忍耐度，却使黎笋更加变本加厉。越南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在我国边境挑起事端，不仅越境枪杀我国边防军，还公然偷袭、占领南海六个被胡志明承认为我国领土的岛屿，甚至宣称“凡是有木棉树的地方都是我们的”，觊觎广东广西。
在此情况下，我国领导人开始思考对越自卫反击战的事宜。然而，在邓小平询问诸多我党高层的意见时，曾有人提出了反对的意见，那就是时任国防部长的叶剑英和中央军委常委的粟裕。
叶剑英和粟裕两人最担心的问题便是苏联，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越南黎笋政府的“亲苏”政策，并且苏联也一直挑拨越南滋事。在当时的情况下，谁都会有这样的担心：如果我国宣战越南，而苏联借此机会出兵援越怎么办？
毕竟，中苏关系破裂之后，苏联本就明里暗里对我国采取了许多军事上的挑衅，并在北方边境陈重兵形成压迫威胁。而当时我国国内并不富裕，军事实力并不足以与苏联正面抗衡，如果苏联参战，无疑是雪上加霜。因此两人认为，在没有做好战斗的军事准备之前暂时不应贸然宣战。
叶、粟两人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也具有一定的长远目光的考量。一时之间，邓小平也对是否宣战犹豫不决。随后，他去询问了一个我党元老级别的人物，那就是陈云。
陈云认为，虽然苏联对我国的军事压迫确实存在，但攻打越南是可以通过一个战略实现的，那就是速战速决，让苏联无法及时调兵支援越南。虽然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43万，但就世界形势来看，苏联的战略重心仍然是放在西方的，同时阿富汗地区动荡的局势也一定牵制了苏联的注意力，因此战争开打后苏联大概率无法及时抽身支援越南。这样一来，即使越南仰仗拥有苏式美式军备，自诩所谓“世界第三军事强国”，但对于我国来说，如果仅仅是与越南交战，攻打一个弹丸之地绰绰有余。
这个想法与邓小平不谋而合，当时，国内刚刚结束十年动乱，而1962年以来，军队除1974海军收复西沙群岛之外，十余年间没打过大仗，要速战速决的话，完全可以“杀鸡用牛刀”，调集大量的兵力，以多击少，一击必胜，狠狠给越南一个教训。
因此，邓小平当面任命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作为东线广西边防部队总指挥，调任曾在越南抗法战争中派遣的中国军事顾问杨得志任昆明军区司令员，集结包括陆空海军的大量兵力，积极备战。与此同时，为了防御苏联的袭击，沈阳、北京、兰州、新疆军区均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开战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短时间内占领了越南北部二十余个重要城市、县镇，月余之间便宣称胜利，并在对越南北部的基础设施进行毁灭后撤出越南。虽然越南人民军在中方撤出之后也宣布获得了胜利，但成败胜负已是一目了然。
中方参战五十六万人，死伤2.7万人，而越南参战10万陆军中死伤6万，15万民兵中死伤5万，可谓是损失惨重。不仅如此，在与中国的边境战争中，越南大量的消耗破坏了本就贫瘠的国力，连年战争摧残使国内百姓、经济都得不到喘口气的机会，更是雪上加霜。与此相反，中国达到了预期的作战目的，成功地速战速决，给越南以军事打击，维护了我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此时，回过头再看我国所担心、越南所倚仗的苏联出兵问题。从战争结果来看，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苏联的态度只有四个字：按兵不动。在出兵问题上，苏联不仅是出于战略部署的考量，更是对中国是否会动用核武器力量、以及美国是否会介入战争怀有忌惮。
虽然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撤走所有援华专家，但令其意想不到的是，中国只用了2年就在1966年成功发射首枚导弹核武器，比苏联少用了4年，更比美国少用了整整9年。中国拥有核武器就意味着中国有核战的实力，而核战是谁都不想看到的。
除此之外，更令苏联忌惮的是，苏联并不确定中美关系发展到了何种地步，美国会不会出兵支援中国。之所以苏联会产生这样的疑虑，离不开邓小平在对越战争前作出的一个英明决策，那就是公然访美。
1979年1月29日，时任中国副总理的邓小平应美国总统卡特邀请，正式访美，并在访美期间与美国就交流战略问题中指出：“世界不安宁主要危险来自苏联，而中国愿与美国一起抗苏。”
邓小平在批评苏联军事扩张、煽动越南的同时，向美国暗示将进行自卫反击战。在中越战争打响之后，卡特曾致电警告苏联：“不要采取任何可能恶化目前局势的行动”，这也相当程度上震慑了苏联，使其决定按兵不动，而不是贸然进行可能会扩大战争态势的军事冒险行动。
中越战争的胜利，极大地维护了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沉重打击了一直寻衅滋事的越南。中越战争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而在此之后数十年越南仍没从包括此战在内的连年战火中恢复过来。作为苏联制衡中国的武器，越南走上了错误的道路。与此相反，中国从1979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国家经济等各方面水平不断发展提高，走上了康庄大道，而这都离不开伟人的贡献和正确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