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有什么好复兴的?几乎每个儒生都认定仁是儒家的最高价值。孔子讲仁者爱人,难道爱人的境界还有比“爱人如己”的境界更高的了吗?况且,爱人,哪一家普适文化不讲爱人?墨子讲兼爱,老子讲慈爱,惠子讲泛爱(惠子十事收尾: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基督讲博爱,佛陀讲慈悲,哪一家不比仁爱平等宽泛,博大精深?仁爱是根本不切实际的空想,想当然,毕竟儒家为仁爱设定了血缘限度,在现实中根本无法超越血缘限度,实现普遍的爱人。儒生念兹在兹,朝斯夕斯,不就是自我感觉良好:仁爱能以自我为中心,层层外推,由近及远达于陌生人吗?当然,以庸众的民粹意识和心理,感觉这个难道不是很合情合理吗?殊不知,这是凌空蹈虚的臆测和幻觉,自我设定了血缘限度就不可能突破血缘限度,实现普遍的爱人,更遑论进入爱人如己的最高境界和最高信仰了。相反,兼爱而非攻,非攻作为底线上的主体间互不侵犯权利,岂不是一种切合实际的普遍爱人和爱人如己。兼爱非攻的平等性体现在这个概念乃是主体间性的多中心思维模式,而非仁爱的自我中心主义和单中心思维模式。
有儒生认为,天道是易道。其言虽透露出肤浅,——真正的天道是永恒不变都真理,而不是有时空限度的重演的历史现象和操作技术——也确实说明了儒家的道是经验之道,技术之道,而不是形而上的道。说儒家思维肤浅,其实是抬举了它。它那一套东西也就是一种伦理:亲亲尊尊;爱己多于爱人,慈己亲多于爱别人。这就是动物伦理,动物本能伦理而已!每个动物天生都会的,是动物繁衍必需具有的自然本能。说它思维肤浅,实在也用不上思维,不用什么思维都会这么去做的。当年,周公设计的这套宗法等级制度和秩序就是为了巩固统治阶级核心集团的永久利益,以血缘和联姻团结集团内部,大宗宗长始终为最大最有权势的父,以父为尊,周王或周天子就是最大的父。但是,周公忽略了两个问题:一个是随着代纪增长,血缘关系会越来越疏远。俗语说,一代亲,二代疏,三代四代就一丢。另一个是随着代纪增长,贵族人口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不容易满足全部贵族人口的利益需求,从而就产生贵族内部的不满成员。两个因素结合,这种依赖血缘和联姻的统治制度不需要任何外部压力,迟早都要从内部崩溃。周公利用血缘和联姻之自然关系来巩固统治,有种想当然的味道,恐怕也是考虑到这种方法比较简单易行,毕竟亲亲尊尊本身就是动物本能伦理,不需要任何学习和思维。宗族中,从最聪明的到最愚笨的都好理解和从事,不学而知,不学而能。可悲的是,中国人已经被儒家动物伦理教化得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道德了,以为按照动物本能生活就是道德,亲亲尊尊就是道德,实然爱己就是道德,反而把真正的应然道德,兼爱和爱人如己当做淫词邪说了,当做非道德了,当做无父无亲了。
儒家讲“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之道不过是按照自己的伦理角色来恰当地表达情感及其强度,并在六服角色之间来回切换自如。儒家的至善就是中庸之道,做好符合六服礼制要求的情意角色。这是一种感性审美判断力,并非哲学和科学要求的纯粹理性判断力。做科学的学问,离开纯粹理性判断力不可能有高妙成就和深刻意义,例如,某台湾历史学者和某台湾文化学者,水平都太差,只要看了一篇,对他们所有的其它文章都没了兴趣,完全是一套市面流行的想当然和庸俗的经验看法。做任何学问诸如历史和文化评论没有哲学功底都不行,缺乏思维力度和理性思辨乃是硬伤。究其根源,他们平时接触的应该多半是儒学文献,没有受过良好的哲学和逻辑训练。他们的高明其实就是庸俗民粹。
我们对于“儒家自由主义”、“儒家民主”这样的纯粹主观概念不要去说,毕竟它们无异于我们说钝角等边三角形。儒家文化里压根儿就没有自由和民主这种基因,桃树的种子是绝不可能长成李树;李树也绝不可能在桃树上嫁接成活。儒家文化不仅不能自发长出自由民主,自由民主也不可能在儒家文化上嫁接成活。如此,我们还有必要在民主前面戴上儒家帽子和面具吗?民主就是民主,没有必要给它戴上一个无关紧要的面具,就像人面戴上狗头面具一样。这样不但不利于民主实践,反而还有害于它。对于那些不习惯独立思考的庸众,人面狗具无非就是引诱他们从狗性中找出人性。同理,民主儒帽就是引诱庸众到儒家文化里找出民主因素来!其危害在于:一来那些民主“受害”者(既得利益者)或对民主理解不透者顺势从儒家文献里找出反民主的话语,来冠冕堂皇地以民族主义的叙事方式公开反对民主,从而回归儒家的王道仁政;二来就像儒家制造的道德陷阱——“孔丘陷阱”即道德利己主义,名义上的道德实践实则从事着利己行为。让那些崇尚道德实践者在儒家教化中不知不觉地以道德名义做了亏人利己的反道德事情——一样,再次制造了政治陷阱。让那些对儒家文化没有充分了解的人士或对民主没有透彻理解的人士误以为儒家包含了自由民主因素,带着寻找民主根基的信心钻到儒家的文献里,在不知不觉的文化洗脑中,潜移默化地以民主名义从事反民主的言行,从而在民粹主义的精神激励下,把民主事业转变成专制独裁事业。自由主义者蜕变成儒生就是这种陷阱的现实受害者,而且他们还全然不知因自己的堕落而成为儒家文化的忠实支持者。
儒家文化充斥着专制集权因素,例如,“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 季氏》)、“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中庸》),等等;诸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有人说三纲不是先秦儒家的原创,与先秦儒家没有关系。其实,这种说法是说不通的,一个思想的形成总有它的演化过程。先秦儒家虽然没有直接说出三纲,但在他们思想观念里就已经内含了三纲基因。孝为仁本,顺而不违,这不是父为子纲吗?君臣父子,君父同伦,这不是君为臣纲吗?女子小人,男尊女卑,这不是夫为妻纲吗?就像儒家思想必然生长不出自由民主一样,先秦儒家思想必然生长出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墨家讲人皆天臣,父母、学(师)、君三者不可以为法,再怎么也不会产生三纲三从这种主观概念及其客观化。
儒家仁政就是圣王政治。修己安人而内圣外王,道德上的善修己者,立己达己,以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立人达人,使人民在道德上得到充分发展,在物质生活上得到充分满足。首先我们姑且不论儒家的道德乃是建立在亲亲尊尊原则上的仁义礼智信,一套繁褥的行为规范和情感表达方式(中庸之道)。我们重点考察这套形式道德究竟是统治者的私义,还是达成共识的人民公义?如果是个人私义,那么以这套道德来教化人民,就必然是自上而下的强制同化,不适合用于教育人民。如果是人民公义,就必然是自下而上的层层取同,继而用同。其中的道理很简单,不是人民公义用于人民,人民绝不会心甘情愿地同意和接受。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暴力强迫他们认可和接受。只要他们不暴力反抗,至少也是表面上的认可和接受,双方得以暂时相安无事。但这不是治乱安危,治国理政的长久之计。但是,没有人民的同意,政权就没有合法性。政权更替总是避免了混乱、暴力和流血。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有儒生可能觉得先秦儒家的仁政单薄了。所以就从墨家尚同原则里汲取智慧,发明了“深度和谐”概念,自下而上地取同,并保持多样性。(不管儒生口头上承不承认,扪心自问即可。自古及今,有哪个儒生口头承认过呢?)墨子《尚同》诸篇等讲了两个重要的政治学概念:尚同不下比、上同不下比。前者是指自下而上层层取同,达成共识,形成人民公义。从基层到最高层,家-里-乡-国-天下,层层取同,最后一同天下之义,尚同于天。公义自下而上,内涵越来越少,外延越来越大,即适用范围越来越大,最大范围取同的公义适用于全体国民。这是就立法而言的。下层选出立法代理人携带自己所代表的公义参与上层立法,如此层层取同,直至最上层。后者(上同不下比)是指公义取同以后的自上而下用同,层层执行执行公义(下层公义包含了上层公义而往往又多于上层公义),由各级政长-尚同选举出来的执政代理人负责执行公义。各级政长或执政代理人并不代表个人私义和任何个别利益,而是代表公义和公共利益,所以能够而且也必须要上同不下比。注意,执政代理人和立法代理人的选举都属于尚同不下比范畴。墨论的哲学基础是墨辩和墨经,对墨家尚同的完整理解不可能离开墨学的同异之辩或同异交得律:“有其异也,为其同也,为其同也异。”(《墨子 大取》)尚同是取同存异,而不是求同去异。“尚同不下比”和“上同不下比”概念里都包含了“不下比”,说明私下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是客观存在的实事,是无法取消的,只是在政治意义上,一方面在立法上要求人民尚同公义;另一方面在执法上要求人民上同公义及其代理执行人。无论如何,体现在公共层面的一定是公义或同义,而绝不是多样性和差异性。多样性和差异性的保留应该只在私下层面,即私人或个人与小共同体或小团体层面,而绝无可能体现在公共层面,否则就不可能有和谐和平。
对比墨子“尚同不下比”和“上同不下比”概念,我们就可以看出孔子的政治学概念“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 为政》)和伦理学概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 子路》)的问题。“比”,两个“匕”字并列,说明“比”字具有对偶、并排、一致含义。结合儒家学说重异轻同的倾向:只知人在现实世界中的差异,不知人性的抽象同一性。“周而不比”突显了一个无原则无公义的所谓的君子形象。“不比”就是不取同,不以人民公义为原则,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八面玲珑,完全一副和稀泥,和事佬的做派。所以儒家主张繁文缛节,不同的人适用于不同的礼节和待遇,以至于“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 曲礼》)。没有人民公义,而要自上而下地教化人民,统一思想,除了暴力强制,别无他途。如此,哪来人民同意的合法性?“和而不同”也是如此,没有人民相处的公义底线作为前提条件,人民如何能够和谐和平相处?专制统治必然依赖不平等的秩序和人际关系;反之,不平等的秩序和人际关系必然产生专制恶政。由此可见,依赖礼制等级秩序的仁政,绝不是什么自以为是的善政,义政,而是恶政,力政,甚至暴政。司马迁崇尚儒家,但是,他不知道他受宫刑乃是儒家仁政的必然结果。墨子讲“不下比”有两层含义:“尚同不下比”是指尚同而取同公义,不下同私义,以私义取代公义;“上同不下比”是指上同公义和代表公义的政长,不下同私义,以私义对抗公义。孔子则干脆主张“不比”。“不比”就是“无比”,没有针对人民公义的取同,举同,用同。这符合孔子的一贯思想主张:反对人民公义,主张君王或王公大人以个人私义治国理政。
孟子的仁政说,乃是基于人性善的片面假设。既然人性善,就不可能从善性中产生出恶。人有道德上的恶和善,就说明片面地单纯假设人性善或恶缺乏实事根据。反而说明,人性必然是善恶同体,既善又恶的。人的行为是意志自由的结果,是善的意志和恶的意志即自由意志和非自由意志斗争的结果,是纯粹理性和感性审美欲望斗争的结果。人是有限的存在者,理性及其道德理性(德性)受限于能力有限的感官和经验,人不可能全知全能,或者不学而知,不学而能。犯错误乃是人的常态,因此遵从上帝意志和人民公义,借助国家和政府及其法制克服人性道德软弱与偏私的情感和心理乃是减少人犯错误和知错必改的人间正道。把复杂的政治简单化,交给一个不可能存在的所谓的仁者圣王,是不切实际的幼稚想法。既然人是有限的存在,犯错误是人的常态,有哪个手中集权的仁者圣王不犯错误?——况且权力的淫威足以使一个谦虚的人自尊自大,狂妄无边,做一回齐天大圣——当权者一旦犯错误就会导致政治决策错误,就会酿成人间悲剧和灾难。我们也不可能把每天上演的政治交给偶然性和偶然出现的所谓的道德圣人,我们需要建立一套必然性原则,在这些原则上设计出政治秩序、政治制度及其运作程序,尽最大限度使我们的政治运行具有可预见的确定性和必然性,最强的必然性。墨子讲尚贤和尚同都是为政之本,我们确信墨子已经为我们设定了政治运行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框架。这套原则已经蕴含了三权分立和分权制衡萌芽:“治政”、“刑政”(立法)、“听狱”(司法)三权分立;“左右”制衡以及“万民便利乎其为政长”犹有不便利乎其为政长(墨子语)。这是我们民主政治的理论基础和架构。总之,依赖片面假设的人性善、偶然性以及不可遇不可求的仁者圣王足以进一步说明儒家的仁政就是恶政,力政。没有哪一个所谓的仁者圣王不犯错误!
儒家政治是农耕文化和宗法文化产物,具有极强的土地和血统依赖性,全社会至少有95%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或直接依赖土地生活。与非土地和血统依赖的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现在已经进入原子化社会,完全没有它的生存土壤,如果要强行倒回去实行儒家政治伦理和所谓的仁政,就必须为它制造适合它的生存环境和土壤。那我们还得要再来一次退化性的“文化大革命”,而且不是十年“文革”,而是一场彻底永久的“文革”:城市中大部分人口必需上山下乡,回到乡下做农民,从事农业;恢复阶级出身论或血统论、宗法等级礼制和宗族祠堂,重新塑造普遍的宗法等级意识和精神。把现代文明的一切成果全部抛弃,必要时还要闭关锁国,断绝一切国际往来。这个难度不小,首先儒生自己就要反对自己。
民主就是民主,宪政就是宪政,没有必要戴上儒家的帽子和面具,这既不能说明儒家基因里长出了自由民主,也不能说明儒家民主或儒家宪政不是那种类同于“钝角等边三角形”的自相矛盾的非客观概念。
儒生习惯给“民主”、“自由主义”这些跟儒学毫无关系的东西套上儒家的帽子或面具,他们就以为民主或自由主义是从儒学自然生长出来的,或者嫁接儒学成活了。个个自我感觉良好。他们以为给狗带个人形面具或帽子,狗就变成人了。他们这个习惯归根结底还是来自于孔子对易经思维的继承且无法超越,即肤浅的现象思维,没法突破反思感性即知性,跨入彼岸世界进入真正的理性思维。易经思维只讲究直观的形式同一性,以外在的形式来分类事物(形类),只有有限抽象的直观概念,没有无限抽象的思想概念及其超直观或超感官的抽象同一性,没有包含思想的绝对必然性原则,没有按照事物本质或种类同一性的分类(质类)。所以黑格尔乃至其他西方哲学家对易经的评价并不高,不会超越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阶段。也确实如此,易经思维大致就相当于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阶段都思维,还停留在物质本体或质料本体(形式原则)阶段,没有升华进入理性思维有悟性得来的思想概念阶段。下面我就介绍一下黑格尔对易经哲学的看法。《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 东方哲学 中国哲学 易经哲学:“他们也达到了对于纯粹思想的意识,但并不深入,只停留在最浅薄的-思想里面。这些规定诚然也是具体的,但是这种具体没有-概念化,没有被-思辨地思考,而只是从通常的观念中取来,按照直观的形式和通常感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在这一套具体原则中找不到对于自然力量或精神力量有-意义的认识。”这也符合他的这个评价:“中国人停留在感性的或象征的阶段。”这里我要对几个“-”符号后面的关键概念名词做出解释:(甲)这里的“思想”,不是指思想概念或思悟思想,而是直观概念或观念,即观念性思想;(乙)这里的“概念”,是指思想概念,不是直观概念;(丙)这里的“思辨”,是指理性思辨(无形有层面),不是知性或反思感性思辨(有形的观念层面);(丁)这里的“意义”,是指关于事物本质分类的或基于事物种类同一性分类的含义。接下来,我把该章节中温地士曼的《哲学在世界史上的进展》一书对易经哲学评价也一并录下:“他们是从思想开始,然后流入空虚,而哲学也同样沦于空虚——里面一点概念也没有”;“从对八卦的解释里表示出一种对自然事物加以分类的努力,但这种分类方式是不适合于我们的(注:哲学注重思想上的本质分类,儒学和易经停留于直观的形式分类)”;“那是就外在的直观来说的,那里面并没有内在的秩序”。
对于儒学和哲学,我们一定要掌握它们之间的区别:哲学是客观主义的,理性主义的,二元世界论的,依赖严格的逻辑推理或超验抽象思维和纯粹理性判断力;儒学是反哲学,是主观主义的,非理性主义的,一元世界论的,依赖现象思维和感性审美判断力。儒学作为反哲学,可以把它纳入哲学史作为哲学的反面教材来教育学生,以突显它的思维肤浅和思想观念上危害。
总之,儒生掌权,一定会专制。这是刻在儒家文化基因里的。儒家文化本质就是反科学,反民主,反善政(义政)。需要时刻提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