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8月1日，清政府颁发上谕对日本宣战。同一天，日本天皇下诏对中国宣战。中日甲午战争全面爆发。
日本宣战诏书
清政府在宣战诏书中称：“该国（日本）不遵条约，不守公法，任意鸱张，专行诡计，衅开自彼，公论昭然。用特布告天下，俾晓然于朝廷办理此事，实以仁至义尽，而倭人渝盟寻衅，无理已极，势难再以姑容。”
清政府指责日本“逾盟肇衅”，是因为日本的一系列“不遵条约、不守公法”的挑衅举动，让中国忍无可忍才付诸武力，对日开战。
日本则在宣战的诏书中宣称：“苟不违反国际公法，即宜各本权能，尽一切之手段，必期万无遗漏。”声称是中国首先破坏东亚和平，所以日本才动手，要求臣民竭尽全力对中国作战，并要求“不违反国际公法”。
为了用国际法包装侵略，标榜“文明之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军方将法学教授由贺长雄在陆军大学校授课的讲义编印为《万国战时公法》，同时编印原敬《陆战公法》、藤田隆三郎《海上万国公法》等手册指导日军作战。
日军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指令由贺长雄担任随军法律顾问，主要负责向军队普及战时国际公法知识，并起草与法律相关的文件等。
在公开宣战之前，日本秘密聘请美国《纽约论坛报》记者豪斯，担任舆论战方面的总指挥，豪斯熟悉西方媒体的运作方式，是个宣传方面的行家，在他的策划下，美国报刊发表的文章，绝大多数都是有利于日本，帮助日本塑造“文明”形象，使得美国媒体的亲日倾向最为明显，甚至把日本人称为“东方美国佬”，而把中国人称为“东方黑鬼和犹太人”。
在战争期间，日本国内共有66家报社派出随军记者114人、画师11人、摄影师4人，其中以《朝日新闻》《中央新闻》记者最多。同时，日本军队要邀请《纽约世界》《伦敦时报》《黑白画报》等西方有影响力的媒体记者17人随军采访。
为了拉拢和利用国际舆论，日本政府不惜用金钱收买西方媒体。根据日本文献记载，为了让英国中央通讯社发表1次有偿新闻，日本需要支付2000日元；通过路透社发布有偿新闻，日本每次需要支付606英镑。
1894年11月21日，日军攻陷位于辽东半岛的旅顺，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四天三夜大屠杀，中国死难者近2万人。英国《泰晤士报》、美国《纽约世界》相继报道了旅顺大屠杀事件，《纽约世界》先后发表以“日军的残虐行为”为题的社评和“旅顺大屠杀”配图报道，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引起欧美各国媒体相继转载。
为扭转国际舆论，日本《时事新报》《日本》先后发表社论，对大屠杀进行辩解，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传达应对的统一口径，提示国内媒体不要跟欧美媒体强硬对抗，必须讲究策略。同时，收买《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旧金山纪事》等欧美媒体，发表文章为日本辩护。
1895年2月12日，北洋舰队投降后，日本军队在威海做了一场表演，为受伤的清军“提供医疗服务”，并把自杀身亡的北洋舰队司令官丁汝昌的灵柩“以礼送回”。在西方媒体记者的公开报道和军事观察员私下传播下，日本人通过作秀表演扭转了大屠杀带来的负面形象。英国所谓的国际法泰斗胡兰德更是宣称“这是日本作为成熟的文明国家的标志性事件”。
与日本人积极操控现代传媒工具，反复传播战争谎言达到影响社会公众和国际舆论相比，满清政府几乎毫无作为，清政府不仅不允许国内外记者随军采访，甚至发生两名西方记者因为误闯清军阵地被砍头的事件，平白生出外交风波。
当西方媒体因为旅顺大屠杀出现论战时，满清政府甚至没有发布过任何的正式声明，好像旅顺大屠杀跟它没有任何关系一样，仅限于国内的谴责和谩骂，没有向欧美媒体主动提供任何信息，眼睁睁地看着原本同情中国的西方媒体倒向日本。
日军在旅顺口拍摄掩埋尸体的宣传照
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后，有贺长雄在法国用法语发表《日清战役国际法论》，罔顾日军在旅顺实施四天三夜大屠杀（死难人数近2万人）的事实，宣扬日本军队真的遵守了战时国际公法，而中国军队却没有，一时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
有贺长雄利用自身的外语优势，在国际舆论上为日本争夺“文明战争”的话语权，为日军残暴的战争行为辩护，得到日本政府的褒奖，获得“勋四等旭日章”，民国初年还被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聘请为宪法顾问。
参考资料：《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对国际法运用的历史考察》，海军陆战学院、秦海侠、张传江，《兰台世界》2015年5月下旬。
《路透社发布有偿新闻：甲午战争中日本收买国际媒体》，阚延华，《史海揭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