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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壬午兵变后，日本的当权者中已有人提出中国为假想敌，应针对中国而加紧扩充军备。甲申政变时日军未能迎战清军，日本统治者由此意识到，要夺取朝鲜，在亚洲大陆上扩展，迟早必须同中国进行一场决战。
因而从这时起，日本一面在政治上缓和对华关系，另一面则有计划地大力开展了军活动，当时日本正在强化新的军事体制，参谋本部的设置是一个重要标志原来日本政府陆军省下有一个参谋局，1878年11月该：脱离政府、扩大为独立的参谋本部，原陆军卿山县有朋改任第一任参谋本部长。
1、日本对外扩张的理论
参谋本部长与政府首脑太政大臣一样直属天皇，不受政府的控制，这是日本所谓“统帅权独立”制度的滥觞，参谋本部的建立完全，是为了适应使军队的任务从对内转向对外的需要，它成为扩军备战的鼓吹者、推动者，并日益促进了军国主义势力的成长，1885年5月，日本陆军决定设置监军，以便在发生战争时充任军团长，统率由两个师团编成的军团立即出征；又把陆军编制确定为由常备队、预备队、后备队三者组成，使陆军兵力事实上大了一倍半。
海军方面，1886年5月开始建设吴及佐世保两军港，做大陆作战的准备；又制定以八蟹铁甲舰为主力的庞大打军方案，目标是在1894年以前建成一支精锐的舰队；其中有所“三景舰”，即“严岛”、“松岛”、“桥立”三舰，明确要求具有足够的火力，以穿透中国北洋舰队最先进的战舰“定远”和“镇远”。当时财力有限，在1886-1894年间中央政府财政预算每年支出总领约在8000万日元上下，而每年的军费开支一直保持在2000万日元以上。
这发映出日本为扩充军备，而在用尽国家最大的力量，在这些扩军备战活动积极进行过程中，日本统治阶级中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陆续炮制出各种向邻近国家进行侵略的理论。
首先，一个是日本思想界的泰斗之一福泽谕吉提出的“脱亚入欧论”，1884年10月，当法国扩大侵华战争，中国东南沿海闽台一带正面临严重危机时，福泽在自己主办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东洋之波兰》的社论，预言中国将像历史上的波兰那样被列强瓜分，期望日本也能占有部分中国领土（台湾和福建省的一半）。
次年3月他在同一报纸上发表了《脱亚论》一文，中心论点是：日本不必等待邻国的开明进步去与之共振东亚，而应脱开这些国家，去“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对待中国、朝鲜没有必要“因其为邻邦而有所顾虑，而应按西洋人对待此类国家之办法对待之”。
这个理论指明了日本向外扩充的方向，在社会舆论上与政府的扩军备战做了密切的配合。1890年内阁首相山县有朋，在第一届帝国议会的施政报告中提出国家“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概念：
“主权线”指国家的疆域，“利益线”则是与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的区域，即邻近的国家。他公然宣称，要维护国家的独立，只守护主权线是不够的，“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经常立足于形胜之地位”，也就是说必须侵占邻国。
他明确指出，日本的“利益线之焦点在朝鲜”。这无异于一种新的“征韩论”，鼓吹夺取朝鲜并进而侵犯中国。这个理论的提出，表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正要在朝鲜跃跃欲试。
2、对外战争的缘由
与此同时，日本军事部门为掌握中国、朝鲜的情况而进行了广泛、细致的侦查。日本参谋本部一成立，下面就设置了专门负责调查从我国东三省到西伯利亚、库页岛、堪察加的地志及政情的管东局和专门负责调查从朝鲜到我国沿海的地志及政情的管西局，而且它们马上就展开了活动。1879一1880年，参谋本部派志水直大尉等十余人到我国各地调查军备及地志，又派福岛安正中尉来华，管西局局长桂太郎及局员小川又次少佐并亲自来华视察。
这些人归国后，分别写成《邻邦兵备略》、《与清朝斗争方策》等报告，山县有朋据此向天皇上奏，力陈日本应充实军备。
1836年，参谋本部派荒尾精到中国发展间谍组织；该部升任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再一次来华做广泛调查，最后提出《讨伐清国策》，要求日本在1892年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伺机对中国发起突然攻击，然后吞并一部分中国领土，并分裂全中国。1893年，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亲自出马，从朝鲜的釜山、仁川、汉城到中国的烟台，天津、南京、上海等地做了一番考察，结论是：日本对华作战，有稳操胜券的把握。
这一年日本设立海军军令部，与陆军的参谋部并列，其军事体制益形完备。到这时，日本在大陆发动战争的准备正趋于完成，剩下的只是时机和借口问题了。
日本政府经过多年的策划和准备，这样一场战争已势在必发；但战火恰好在1894年夏点燃，则与日本国内形势的发展密切相关。原来自1893年11月以来，日本议会与政府间的冲突日益加剧，社会舆论也对政府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使伊藤博文内阁感受到很大的压力。
到次年5月31日，众议院竟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案，从而造成严重的政治危机。日本统治者为解决此危机，为把国内人民的视线引开，采用了在对外关系上制造“惊人耳目”之举的办法。初时他们寄希望于在对英国的修约谈判中取得突破，但很快又把主要注意力转向朝鲜和中国，趁机利用朝鲜的一些事情，玩弄种种手法，有意制造了这场对华战争。
1894年初朝鲜相继发生了两件事，即农民武装起义和金玉均遇刺身死。前一件事发生于朝鲜南部的全罗道，那里的农民在一个秘密会社东学道的领导下揭竿而起，口号是“尽灭权贵”、“逐灭夷倭”；它很快就引起日本统治者的注意。
4月，日本军方首先开始采取行动，其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一面派伊地知幸介少佐到釜山，会同日驻朝使馆武官一起调查有关起义的情况；一面命寺内正毅大佐制订出兵朝鲜的计划；一个干预朝鲜的阴谋由此酝酿起来。金玉均被刺发生于上海，他是在日本流亡多年后被朝鲜政府所派的人诱骗到那里于3月28日刺死的；事后中国政府将尸体运交朝鲜，朝鲜政府戮尸示众。
事情一发生，日本一些对中、朝心怀恶意的人便抓住这个题目大做起文章来，他们叫嚷那些做法是对日本的“侮辱”，“清、韩同罪”，日本应实行报复。5月20日，日本一个有势力的右翼团体玄洋社派代表面见外相陆奥宗光，要求立即宣战。
陆奥表示“开战尚非其时”，要他们去找川上研究，川上煽动玄洋社去朝鲜“放火”，随后又同该社头目平冈浩太郎秘密商定办法，由该社社员组织“天佑侠团”，伪装成“同情者”而混迹到东学道起义军中去制造混乱。30日，参谋总长栖川宫炽仁王听取伊地知幸介关于朝鲜起义军情况的汇报，断定朝鲜政府必将要求中国协助镇压，提出日本“也有出兵的必要”。同时陆奥宗光开始就日本出兵朝鲜问题同回国汇报形势的驻华兼驻朝公使大鸟圭介进行商讨。31日朝鲜农民起义军攻下全罗道首府全州。
3、日本的连环计
第二天日本驻朝代理公使杉村濬紧急电告东京，朝鲜政府已请求中国派兵援助。刚被议会的不信任票弄得狼狈不堪的伊藤博文等得此消息，如获至宝，他们在朝鲜看到了摆脱困境的出路，马上做出判断：制造惊人耳目之举的时机到来了。
6月2日内阁会议作出决议：解散众议院；在清政府向朝鲜出兵时，日本也派一个混成旅团前往。这是一个对内对外互相结合而以对外为重的决定，其实质是由出兵朝鲜入手去实现其蓄谋已久的大陆战争计划，以此转移全国的注意力，使内部矛盾及政治危机自行缓解。
从这时起，日本政府的对朝对华关系就向着挑动战争这一目标前进了。
首先，日本极力怂恿清政府出兵“代韩戡乱”。朝鲜政府在东学道起义军的打击下，早已在考虑向清政府求援；及全州失宁，便于6月1日向清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袁世凯秘密提出，3日向袁送交正式公文，援引王午(1882年)、甲申(1881年)先例，要求清政府“酌遣数队，速来代剿”。就在这期间，日本驻朝使馆的译员、代理公使以及驻天津领事等纷纷活动、分别向袁世凯、李鸿章表示“盼华速代戡”，并声明日本“必无他意”。
实际上这正是日本的一个圈套，意在诱清政府出兵，从而使自己派兵可以师出有名。清政府不能拒绝朝鲜的请求，又见日本如此表态，信以为真，因而也就上了日本的圈套。6月4日李鸿章奏请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淮军分批赴朝，6日电令驻日公使汪凤藻按照1885年的中日天津条约将此事通知日本，8-12日，叶志超等军2000人陆续抵达朝鲜，驻屯牙山，南对全州，北护汉城。这支军队除准备为朝鲜国王“平叛”外，丝毫也没有想到其他。
日本鼓动清政府出兵的奸计得逞，便立即组建战争体制，于6月5日在参谋本部内设立大本营。这是一个战时指导作战的机构，完全由陆海军将校参加，直属于天皇，不受政府控制，连首相也不能预闻其事。它一成立，天皇就批准向朝鲜派遣一个混成旅团，参谋总长向驻广岛的第五师团下达动员令。同日，大鸟圭介带领海军陆战队420人离日赴朝，9日到仁川，随即进驻汉城。12日、16日，由大岛义昌少将率领一个混成旅团约4000人马，先后在朝鲜登陆，驻扎在仁川日本居留地内。
这期间，朝鲜农民起义军已经同政府讲和，撤出了全州，局势已平静下来；清军固然已无驻朝的必要，日军所谓保护使馆和侨民的理由也不复存在，因此清政府建议两国军队同时撤走，朝鲜也要求日本撤军。
但日本不仅拒绝撤兵，还源源不断向朝鲜增兵。为了沿着通向战争的道路走下去，日本又制造了一个新的题目：为防止朝鲜再发生内乱而必须使其改革内政。
4、来自列强的“惊人耳目”之举
6月15日，日本内阁通过决议，主要内容是：
同清政府合力尽快镇压朝鲜“乱民”；在“平定乱民”后，中日两国各派常设委员若干名驻于朝鲜，共同改革其内政；就此事与清政府进行协商，在取得结果前，已派到朝鲜的军队不撤回；如果清政府不赞成日本的意见，日本政府就单独使朝鲜政府实行政治改革。
这是一个明目张胆地干涉朝鲜内政的方案，其着眼点是使日本军队继续在朝鲜赖下去，以加强日本对朝鲜的控制。
16日，日本把这一方案向清政府提出。当时清政府正准备借助欧美各国的调停，促使日本同意共同撤军，于21日拒绝了日本的方案。这是日本预料到的，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它所期待的。第二天(22日)，日本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向中国发出绝交书，向朝鲜增派军队。
同一天，日本政府训令大鸟公使，授权他采取一切手段，制造战争借口，接着日本就采取了单独逼迫朝鲜改革的步骤。26日，大鸟公使谒见朝鲜国王，“劝说”改革内政；7月3日、10日接连向朝鲜提出改革“纲领”和“纲目”5条27项，主要是改革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度，涉及到法律、财政、教育、军警等各个方面；并强行规定在10天内动工铺设汉城至各地铁道和架设通讯电线，6个月内完成海汰冗官等10项工作，两年内完成全国土地普查和改革租税等10项工作。
另一方面，日本对清政府企图依靠列强调停，迫使日军自朝鲜撤出采取了严厉态度，14日驻华临时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向总理衙门提出强硬照会，指责清政府是“有意滋事”，声明“嗣后因此即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
这是几近绝交和即将发动战争的一种赤裸裸的威胁。
恰在此时，日本政府原来所希望的对外关系中的一件“惊人耳目”之举实现了，它成功地结束了对英修约谈判，这给予它的战争决策以最后推动。
一个多月来，日本在压迫朝鲜、刁难中国、厉兵秣马向战争目标行进中，有一件事还放心不下，就是不知会不会引起国际干涉。当时列强中对中日朝关系有较大影响的主要有英俄两国，它们在远东是互相对立的，但都不希望中日发生战争，都主张中日军队从朝鲜撤出；英国赞同中日共同改革朝鲜内政，却并不希望由此根本改变中日朝关系的现状及远东国际政治关系的格局。
英俄都在中日之间进行了一些调停活动，日本很顿虑因自己在朝鲜的行动而对英日修约谈判造成不利影响。7月16日，英国终于同日本签订了《通商航海条约》，这成为日本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途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它不论在远东采取什么行动，都不致影响修约问题了；它还看到无论英俄都不会对中日争端进行武力干涉；它感到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发动战争了。
7月17日，即英日订约第二天，日本大本营举行御前会议，决定对华开战，并决定了作战计划。同一天，天皇特诏以主战著称的预备役海军中将桦山资纪恢复现役，接任海军军令部长。他受命后很快就组成以伊东祐亨为司令官的联合舰队。
大本营命令大岛义昌做好战斗准备，并授以独自决定开战的权力；又令伊东祐亨率领舰队到朝鲜西海岸巡弋，在丰岛或安眠岛附近占领适当地点作临时基地。
同一天，大鸟公使向朝鲜提出如下要求：由日军负责敷设京城与釜山间的电线，朝鲜政府为日军修建兵营，废除其同中国的一切条约，使清军撤退；限22日作出答复，逾期不答日本即采取断然措施。限期届满后，23日上午大鸟令日军占领朝鲜王宫，囚禁国王，威逼国王生父大院君出任朝鲜王国摄政，组织傀儡政府。
25日大院君被迫宣布废除中朝条约，勒令代理袁世凯职务的唐绍仪即日返国（袁本人已先期回国），“委托”大鸟驱逐驻守牙山的清军，就在这一天，日本舰队在丰岛海面袭击了清政府因形势紧张而向朝鲜增援的海军“济远”号和“广乙”号军舰，又击沉清政府祖来向朝鲜运兵的英国商船“高升”号，清军七八百人壮烈殉难，23日日军从汉城南下向移驻成欢驿的聂士成部发动进攻，迫使聂部后撤；聂部会同先撤的叶志超部绕道东部山区、历程一个多月辗转退到平壤，从此朝鲜南部已无清军据点。日本不宣而战，偷袭成功，更刺激了扩大战火的野心，8月1日，中日双方宣战，甲午战争正式爆发。
5、平壤战役
按照7月17日日本大本营决定的作战计划，整个作战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由第五师团出击朝鲜，牵制清军，国内陆军扼守要冲，作好随时增援的准备，日本联合舰队则在黄海或渤海寻找与清海军主力决战的机会，力争获得制海权；第二阶段，视海军决成的结果而定，有三种方案：甲案，如果海战胜利，夺得制海权，就把陆军主力运到渤海湾登陆，在直隶平原寻找清军主力作战；乙案，如果海战虽胜但未能控制制海权，则派遣陆军至朝鲜驱逐清军，扶植朝鲜“独立”；丙案，如果海战失败，则在朝鲜固守阵地，击退清军进攻。这个计划的战略目标是侵华和侵朝并举，对中国的进攻首先依靠海军，其出发点是海军取得制海权。
然而，捕捉海军决战的战机及其后果很难预测，因而正式宣战后，大本营决定在冬令以前，不管海战胜负如何，先执行增派陆军入朝、驱逐清军和扶植朝鲜“独立”的方案，首要目标是占领平壤。这就是说，战略目标依旧，而作战方针改变为陆军在朝鲜、海军对中国同时并进。
新方案既定，日本就紧张地从各方面付之实行。
一是向朝鲜大量增兵，8月14日大本营决定把第五师团后援部队和第三师团的兵力全部投入朝鲜战场，合编为第一军，由枢密院议长山县有朋兼任司令官，各军日夜兼程、分别运至釜山、元山、仁川集结。
二是加强对朝鲜的控制，8月20日、26日先后迫使朝鲜签订《暂定合同条款》、《同盟条约》，强行夺取京釜、京（城）仁（川)铁路、电信敷设权，强迫朝鲜承担作战物资粮米柴草、人伕马力的供应。
三是动员日本人民作出更大牺牲，支持侵略战争。8月15日日本公布《军事公债条例》，强迫人民捐献资金，总额预定为5000万日元，实际勒索到7600多万日元。
四是协调文武关系，7月中、下旬，经天皇特许，大本营已先后吸收枢密院议长和首相、外相等人列席会议，强化了内外一致的战时领导体制。9月中，枢密院议长兼第一军司令官山县有朋出征，天皇在首相伊藤陪同下，向出征军发出诏令，明确了大本营与前敌指挥的权限，进一步强调了“文武配合”。12日大本营从东京迁往广岛，15日明治天皇睦仁随营驻跸，亲征督战。就在这一天，日军发动了对平壤的总攻击。
日军一万五六千人分4路发起攻击：
由大岛义昌率领的混成旅团攻打大同江左岸，师团长野津道贯率领的第五师团攻打平壤西南，步兵第十旅团长立见尚文率领元山支队，以及第三师团第十八联队长佐藤正率领朔宁支队攻打平壤西北和东北面，当时驻守平壤的清军有卫汝贵、马玉崑、左宝贵、丰升阿等29营，加上从牙山一带撤回的叶志超、聂士成部3000人，共约一万六七千人。
战争从拂晓打到当天下午，双方不分胜负，进攻大同江左岸的日军死伤400多人，大岛义昌也负了伤，仍未能突破清军阵地；西南方面的战场也相持未决。日军把进攻重点放在北面，经过激烈战斗，摧毁了牡丹台清军阵地，守将左宝贵壮烈牺牲；日军乘势夺取了玄武门，但仍遇到清军顽强抵抗，始终未能突入城内。当晚，畏葸胆怯的清军统帅叶志超自动弃城逃跑，在溃逃中，清军遭到伏击，死伤惨重。第二天，日军进入平壤，缴获弃留的大批武弹药和粮食。在这场战斗中，日军伤亡约700人，而清军被俘、死伤共2000人。
6、黄海海战
9月17日，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大东沟附近发动了对清海军北洋舰队的袭击。
日本为了寻找北洋舰队决战，以夺取制海权，从9月13日起伊东率领的联合舰队本队和第一游击舰队已开始在大同江口和黄海北部海面游弋搜索，17日上午终于在大东沟外与护送援军赴朝后准备启碇返航的北洋舰队遭遇，一场惊心动魄的海上鏖战旋即爆发。
日本参战的舰只共12艘，约41000吨，兵力3500人；清海军北洋舰队有军舰14艘，约35000吨，兵力2300多人。从表面看，双方实力相差无几；但日舰多快炮、快艇，在火力和航速上占有优势；北洋船只一般舰龄较长，装备陈旧，尤其缺乏时新的快速炮，日本没有中国“定远”、“镇远”号那样的巨舰，重炮短缺；但也拥有“松岛”、“桥立”、“严岛”等4000吨以上的战舰，而且舰龄比中国巨舰短10年，速度快，灵活性强，在进攻时能发挥更大作用。
经过5个多小时的激战，临近傍晚，日舰先退出战场，战斗,是在未决胜负的情况下结束的。但从军舰损失来看，北洋舰队比日本舰队要严重得多：被击沉5艘，约9000吨，相当于参战舰只总吨位的1/4，重创致残的6艘，大都须经过大修才能重新服役；日舰没有一艘沉没的，受创的四艘，除旗舰“松岛”号外，其他伤势都不太严重。
从人员伤亡来看：北洋将士伤亡约1200人，占参战兵力的一半左右；日海军伤亡约300人，不到总数的1/10。总之，在这场海战中，北洋舰队损失惨重，从此以后不敢也无力出海应战了。日本虽未能全歼北洋舰队，取得主力决战的完全胜利，但经过这场对北洋舰队的沉重打击，基本上控制了黄海、渤海广大水域的制海权，达到了大本营作战计划的第一阶段的目标。
平壤、黄海战役在整个中日战争中是两次关键性的战争。日军既控制了整个朝鲜并基本上取得制海权，我国东北和直隶就暴露在它的面前了，日本军国主义者们按捺不住其狂妄野心，立即决定把战火烧向中国大地，并发出“旭日军旗何时进入北京城”的叫嚣。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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