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喜欢炫耀文化，尤其喜欢用古诗词忽悠人。虽然古诗代表古代灿烂的文学成就，但并没有文化人吹嘘的那么高雅，也没有独一无二的地位。
一些古诗词被编选入语文课本，让很多学生学习背诵，算是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本身无可厚非，但诗词有很多写得比较偏激，尤其是思想境界不高，专门写个人的小情绪，而且雷同的比较多。编选者并不会编选所有的古诗词，而是挑选一两首代表作选入语文课本，就算是一种传承文化的表现，却往往传承得过于偏颇，以至于给学生造成了误解。学生以为学了李白的几首诗，就懂李白了，学了杜甫的几首诗，就知道杜甫的心情和人生况味了，其实并没有真的弄懂，而是浅尝辄止，甚至学的古诗都不是他们的代表作，只是被编选者认为是代表作而已。编选者选择古诗词的时候，会搞一些意识形态指导，就是用当朝的意识形态来框定选择范围。倘若有的古诗词写的和统治者的意图不一样，那么这样的古诗词就不会被选入课本，不会在市面上流传。明朝的朱元璋删掉了《孟子》里面的民本主义思想，还要对《孟子》大动手脚。如此的行为很容易造成主流意识形态的偏差，也很容易让文化人在编选古诗词的时候带有这种意识形态，选择具有极大的片面性，以至于给后代读者造成误解。
古代诗词历来是古代文学的主流文体。文人士大夫喜欢写诗作词，而不喜欢写小说。他们写诗词互相酬唱，算是一种吹捧的表现，可以互相蹭名气，互相蹭流量。获得名气之后，他们写的诗词就成为名作了，也容易获得人们的追捧。而名气恰恰不能当饭吃，尤其从文学表现来看，其艺术性是第一的，而名气却不是第一的，甚至有很多有名气的大诗人写了打油诗，写了游戏之作，也就不被人欣赏了。倘若文人编选他们的诗集，选择了打油诗或者游戏之作，就容易给后人造成误解。文人编写诗集，让一些古诗词流传下去，在编选的时候就已经受了意识形态的影响，受了自身思想局限的影响，很容易选了自己喜欢的诗歌，也符合主流意识形态，但这样的诗词并不能代表诗人或词人的最高成就，甚至不能代表诗人或词人的思想，选择之后有着愚民的倾向。只是让人们看到写诗作词的美学境界，看到个人小情绪的写法，看到风花雪月的描写，却忘记了现实的苦痛。倘若文人士大夫写诗作词，传播诗词，可以怡情遣兴，那么普通人就无法读懂诗词了，因为普通人大多都是农民，不读书，不识字，整天耕种，哪里会欣赏高雅的诗词呢？
书生会读诗词，也会写诗词，不过要等到他们成名之后，他们写的诗词才会得以传播。书生考中之后会做官，就有名气了，写的诗词就可以传播了。他们往往自视甚高，还没有考中之前，就把自己视为统治阶级的人物，因为他们懂文化，而老百姓不懂文化。文化以及识字能力成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即便书生没有考中，也总是认为自己以后会考中，迟早要做官，就要接连不断地考下去。他们喜欢吟诗作赋，有别于普通农民。他们甚至可以用诗词来教育人，用写诗作词的能力忽悠人，以至于很多人都被他们忽悠了。唐代有“行卷”之风，就是民间的书生写成诗词之后，投递给王公大臣，王工大臣觉得他们写得好，就推荐他们做官。他们把写成的诗文弄成卷轴，投递出去，就算是“行卷”了。李白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做官的，而事实证明他不适合做官，他只是一个浪漫的诗人而已。而那些做了官的大多有些门路，也会写诗，却并不敢抨击社会的阴暗面，也不敢指斥皇帝的缺点和毛病。
诗词成了文人们玩弄的工具，老百姓却不会写诗词。即便在旧社会，一些文人仍然自视甚高，要用诗词来忽悠人。甚至有军事统帅用诗词来号召人，凝聚人心，云山雾罩地指导一番。却往往不一定奏效。能打胜了就说明他们腹有谋略，胸藏百万兵；打不胜就只是用诗词忽悠人了。就好像古代的书生考中了以后，被人们看成官老爷，而考不中就是“百无一用”之人一样。诗词用对了地方，尤其是用诗词指导人们生活或打仗，只要能够成功，就算是有雄才大略，而不能成功，就算白风雅了一场，被人看不起了。伟大人物随口胡诌几句也能成为诗词，被后代人效仿，却往往误入歧途。倘若屎尿屁都能进入诗词，那么诗词的审美将会大大受损，发展成为骂人的东西，而不是高雅的文体了。
文化人喜欢用诗词忽悠人，不但自己写诗词，而且要发表出去，互相吹捧，以此增大名气。一些老干部写诗词，很容易发表，因为他们曾经有权力，退休了之后还有人脉资源存在，写的诗词却乏善可陈，被称为“老干体”。忽悠人是可以的，就仿佛学习伟人经常吟诗，却并不能指挥战斗，也只是自恋或自大罢了。人们看到用古诗词忽悠人的人还是离他远一些吧，以免被他误导。而对于古诗词的鉴别，也要有自己的思想，能够读很多的古诗词，尽可能多地了解古代诗人或词人的创作全貌，而不能只是看了一两首古诗词，就以为了解诗人或词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