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封建”的“秘密的形态”，是从战国到秦汉时代的学者所裁制的一件神秘的外衣。在中国古代信而可征的文献里，它具有另外一种意义，并没有秦汉儒家所渲染的那样一套严密的等级制度。研究历史的人，自然要把历史的生产条件和相应于这种条件的文物思想分析辨明。但是古代一切制度和思想常常是在它的“秘密形态”的外衣里面，所以，发现这些秘密形态是历史家的重要任务。马克思说：“人类的先天诡辩是用改变名词来改变事物的。”（马克思语，引自《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参看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版，54页）“封建”一词，第一次出现在春秋时颂宋襄公的《诗经·商颂》里（据王国维、顾颉刚诸家考证）。但是从“封建厥福”的上下文句里，我们并看不出中古的封建制度。在《商颂》里是这样讲的：天命多辟〔指群侯〕，设都于禹之绩，岁事来辟，勿予祸适〔谪〕，稼穑匪解。天命降监，下民有严，不僭不滥，不敢怠遑。命于下国，“封建”厥福。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赫赫厥声，濯濯厥灵，寿考且宁，以保我后生。——《殷武》当作春秋的文献来看，我们只知道下面的几点意义：（一）“封建”是为了监视下民（直接生产者）的制度；（二）“封建”是以土地耕种为要件的制度；（三）“封建”是在土地和生产者结合的“邑”（参看本书第二章田、邑区别一节）之中，来保持氏族贵族延续的制度。
封建亲戚以蕃王室的说法，是战国时代造作出来的。例如孟子把周室班爵禄井田制度和巡守述职，说得有声有色，却不得不露出荀子批评他的“按往旧造说”的马脚，因为他说“周室班爵禄，其详不可得而闻”，“闻其大略也”。战国学者和春秋学者是不同的。春秋的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在《论语》里“郁郁乎文哉”的周制文献，也只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作为《论语》的中心文献，只是“邦有道”到“邦无道”的政权下移的材料，没有战国诸子的封建理想。在战国末年儒家改编《国语》所凑成的《左传》才把周代“封建”的制度有源有本地描画出来。到了汉代，儒家更把封建制度造作到三代，一直推到黄帝。《左传》说：
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
——僖二十四
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
——昭二十八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而封于少皞之虚；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而封于殷虚。
——定四
《史记》更把周室封建的制度润色起来，例如：
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
——《周本纪》
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邱。
——《齐太公世家》
楚之先祖……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当周成王之时……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
——《楚世家》
越王勾践，……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
——《越王勾践世家》
周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
——《秦本纪》
事实和臆造越来相距越远。孔子在他的时代认为夏、殷文献不足徵，只有阙文，到了荀子，他批评那些想要师法不能证明的古代先王的人们是“非愚即妄”，他虽然传说周代“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荀子·儒效》篇），可是他还说“道过三代谓之荡，法二后王谓之不雅”。然而，到了汉代，讲封建却必须提到神农黄帝，才能过瘾。《史记》说：
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
——《五帝本纪》
禹……即天子位……封皋陶之后于英六。
——《夏本纪》
至于《周礼》、《尚书》，除了十几篇《周书》的信史之外，都被汉儒匠心裁制的手腕，把五帝三王的封建外衣，出落得鲜丽夺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