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27日晨，著名学者、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开拓者、奠基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乐黛云教授在京逝世，享年93岁。
乐黛云教授，1931年出生，1948年进入北大，1952年留校任教，系中国语言文学系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教授，并曾经担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CCLA）会长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ICLA）副主席。著有《比较文学原理》《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知识分子的形与神》《跨文化之桥》《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英文版）、《比较文学与中国 — 乐黛云海外讲演录》（英文版）等。
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拓荒者，乐黛云的人生充满了坎坷曲折。中年之后，她重新焕发学术活力，在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和理论开拓中披荆斩棘，取得了斐然成就。乐黛云不仅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培养出了一批目前活跃在国内外学术界的知名学者专家。
2021年，乐黛云教授带来的作品《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以回忆散文的方式，先生将自己一生的真实经历、真情实感、真切体察用隽永的文字娓娓道来——九十年历经沧桑，却始终坚韧如初。她在书中写道：“生活的道路有千万种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却只是其中之一。转化的关键是选择。”
今天再次为大家带来书中的篇章，以作纪念。
《九十年沧桑》新书发布会上的乐黛云教授
闲顿与转机
我们一家凄凄惶惶地回到了贵阳。原来的房子已租给别人，我们无处可去，只好挤进“老公馆”。所谓“老公馆”，就是祖父去世前与他的五房儿子共居的处所。老屋很大，共有六进，从一条街进去，打从另一条街出来。
当年祖父去世，五兄弟分家，有的分了田产，有的分了商号，父亲放弃了其他一切，只要了祖父晚年刻意经营的小小的后花园。
8岁的乐黛云
父亲与乐黛云
我记得当时的“乐家大院”是一座很长的大建筑，横穿两条街：大门开在普定街，后花园出口是毓秀里。房屋有五进：第一进是办公待客的地方；第二进是祖父的书房，这两处后来改建为伯父临街的诊所；第三进是祖父原来的起居室，祖父去世后，设有乐氏族宗的牌位，由祖父的姨太太掌管，每天按时进香、敲磬、祭祀；第五进是一些无人居住的旧房。穿过这些荒凉地带就是后花园。
花园里原有一座带飞檐的旧楼，挂着“湘雪堂”的牌匾，有许多玉兰花、紫荆花和古老的银杏树，还有一口养金鱼的大石缸。父亲对这个花园进行了彻底改造，他买来许多外国建筑和室内装饰杂志，自己设计了一幢美丽的小洋楼。那还是1930年代初期，在贵阳确是绝无仅有。父亲对自己的杰作满意极了！他常常举行周末家庭舞会，宾客云集，华尔兹、狐步舞、探戈都从这里传播开去。他们在里屋舞兴正酣，我们几个小孩则在外屋把准备好的糖果点心吃个够！
这是父亲一生中最快乐的几年。可惜好景不长，政府决定要新修一条马路，通过毓秀里，直达体育场。后来父亲告诉我，曾有人来联系，说是只要自愿出一点“捐赠”，马路就可以绕开一些，不一定从父亲的花园穿过。父亲认为如此公然让他行贿，简直是奇耻大辱，不仅拒绝，还把来人大骂了一顿。据说原来计划修的马路并非像后来那样，就是因为父亲坚决拒绝行贿，惹恼了父母官，一条大路硬是从我们的花园中央蛮横地穿了过去。花园中的这个厅，那个楼，当然全都被拆得七零八落，林木花草更是一片凋零。父亲已不再有钱修复破败的花园，只好将房子和地皮都交给当时正在发展的“信谊药房”经营。相约八年内由他们使用，八年后他们占一半，交还父亲一半。
“老公馆”堂屋旁边还有间空屋，我们一家四口就搬了进去。和原来的大花园相比，自然是天上地下。
我们真是过了一段非常穷困的日子。我常陪母亲到贵阳专门收购破烂的金沙坡去卖东西。几乎所有能卖的东西都卖光了。记得有一次，母亲把父亲过去照相用作底片的玻璃片洗得干干净净，一扎扎捆得整整齐齐，装了一篮子，拿到金沙坡旧货市场去卖，但人家不愿买，说了很多好话才卖了五毛钱。母亲和我真是一路滴着眼泪回家。更难堪的是，当时已是贵阳名医的伯父，事业非常发达。他的私人医院占据了大部分老宅，而且修缮一新。许多权贵都来和他结交。就在同一院内，他们家天天灯火辉煌宾客盈门。我的六个堂兄弟都穿着时髦，请有家庭教师每天补习功课。我和他们常一起在院子里玩，每到下午三点，就是他们的母亲给他们外发糖果点心的时候。这时，母亲总是紧关房门，把我和弟弟死死地关在屋里。在这一段时间里，父亲很颓丧，母亲和我却更坚定了奋发图强，将来出人头地的决心。
生活的转机有时真是来得好奇怪！父亲偶然碰到了一个北京大学的老同学，他正在为刚成立不久的贵州大学招兵买马，一谈之下，父亲当即被聘为贵州大学英文系讲师，事情就是那么简单！我们一家高高兴兴地搬到了贵州大学所在地花溪。说起花溪，也真是有缘分。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小镇，一湾翠色的清溪在碧绿的田野间缓缓流淌，四周青山环绕，处处绿树丛生，离贵阳市中心四十多里地，但多少年来，这块宝地却不为人知。
还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三四年，喜爱爬山越野的父亲就发现了这一片世外桃源。那时这里还是一片不为人知，只是仲家族聚居的荒山僻野。如果你不能步行四十里，就绝无可能亲自领略这一派人间仙境。父亲一心向往西方生活方式，也想在城外拥有一间幽静的别墅。他花了很少一点钱在花溪（当时的名称是“花格佬”）买了一小片地，就地取材，依山傍水，用青石和松木在高高的石基上修建了一座有三个房间长的房子，前面有宽宽的阳台，两边有小小的耳房，走下七层台阶，是一片宽阔的草地，周围镶着石板小路，路和草地之间，是一圈色彩鲜艳的蝴蝶花和落地梅。跨过草地，是一道矮矮的石墙，墙外是一片菜地，然后是篱笆。篱笆外便是那条清澈的小溪了，它是大花溪河的一道小小的支流，把大河里的水引向脚下一大片良田。草地的左边是一座未开发的、荒草与石头交错的小山。最好玩的是在篱笆与小山接界之处，有一间木结构的小小的厕所，厕所前面有一块光滑洁净的大白石。后来，我常常坐在这块大白石上，用上厕所作掩护，读父母不愿意我读的《江湖奇侠传》和张恨水的言情小说。草地的右侧则是一间厨房和一间储藏室，父亲雇来看房子和种花草的一个孤单老人就住在这里。
这次重返花溪的机缘简直使父亲欣喜若狂。虽然他的别墅离贵州大学足有十里之遥，他也宁可每天步行上课，而不愿住进大学的教师宿舍。后来他为此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和母亲在这里一住就是三十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当我们兄弟姊妹都在北京念书或工作时，他忽然得了脑血栓，人事不知，昏迷不醒。那幢别墅修建在土家族聚居的一座小山的半山腰，离镇上的小医院还有十多里路，既没有车也没有电话，一时间更叫不来帮手。母亲怎么把父亲弄到医院，父亲又怎么能全无后遗症地恢复了健康，对我们来说，始终是百思不得其解！
我快乐地在花溪度过了我的初中时代。母亲因为在我就读的贵阳女中找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心情比过去好多了。她担任的课程是美术和劳作。她教我们用白黏土做小器皿，并用铜板磨上淡淡的绿色。我知道这是为了纪念那位被枪杀的年轻美术教师吴夔。母亲还教我们用粗毛线在麻布上绣十字花，她也教我们铅笔画、水彩画、写生和素描。总之，她的教法是相当新潮的。她非常爱艺术，也爱她的学生。据说她和父亲结婚的条件就是婚后送她到上海读书学画，但是由于过早地怀上了我，一切计划都不得不付诸东流！后来母亲和父亲吵架时，总是恨恨地骂他毁了她的一生。其实父亲也并非不感到内疚，在我两三岁时，父亲曾带着我和母亲到杭州，让母亲在那里上了著名的杭州艺专。但是不到半年，由于我不知道的什么原因，我们一家又回到了贵阳。
总之，我们在花溪的生活又恢复到过去的情调：在小溪边野餐，看日落，爬山，做点心，赶集，只是这里的集市要比乌当大得多了，父亲又开始快乐地唱起他那些永远唱不完的老歌。
山城中学生活一瞥
抗战初期，我在从贵阳疏散到花溪的贵阳女中念完了三年初中。这所刚从城里迁来的学校集中了一批相当优秀的老师。我最喜欢的一门课是国文。老师是刚从北方逃难南来的一位“下江人”。我还清楚地记得她的名字叫朱桐仙。她也不愿住在学校附近，就在我们家那座小山上，比我们家更高一些的地方，租了两间农民的房子。她单身一人，家中却很热闹，常有许多年轻的来访者。母亲不大喜欢她，常在背后指责她走起路来扭得太厉害，有故意卖弄风情之嫌。
朱老师很少照本宣科，总是在教完应学的单词、造句和课文之后，就给我们讲小说。一本英国托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讲了整整一学期。那时我们就知道她的丈夫是一个著名的翻译家，当时还在上海，《德伯家的苔丝》正是他的最新译作。朱老师讲故事时，每次都要强调这部新译比旧译的《巅丝姑娘》好得太多，虽然她明知我们根本听不懂翻译好在哪里。在三年国文课上，我们还听了《微贱的表德》《还乡》《三剑客》《简爱》等。这些美丽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几乎每天都渴望着上国文课。
初中三年，我们每学期都有国文比赛，每次我都是尽心竭力，往往几夜睡不好觉，总想得到老师的青睐，然而，不管我如何奋斗，我从来就只是第二三名，第一名永远属于老师的宠儿“下江人”葛美。她穿着入时，皮肤白皙，两只大眼睛清澈明亮。我对她只觉高不可攀，似乎连嫉妒都不配。她也一向只和“下江人”说话，从来不理我们这些乡巴佬。
我们的国文课越上越红火了。大约在二年级时，朱老师在我们班组织了一个学生剧团，第一次上演的节目就是大型话剧《雷雨》。
我连做梦都想扮演四凤或繁漪，然而老师却派定我去演鲁大海。我觉得鲁大海乏味极了，心里老在想着繁漪和大少爷闹鬼，以及二少爷对四凤讲的那些美丽的台词。由于演出相当成功，朱老师甚至决定自己来创作一出歌剧。她在课堂上大讲中国京剧如何落后，意大利歌剧如何高超。她终于和一位姓李的贵州农学院的讲师合作，写出了中国“第一部可以称为歌剧的歌剧”。在他们合作的过程中，李先生几乎每天都来朱老师家，他俩为艺术献身的精神着实令人钦佩。李先生会拉手风琴、会弹钢琴，朱老师构思情节并写歌词。他们常常工作到深夜，于是，人们开始窃窃私语。每逢李老师过我家门口，母亲总是对父亲悄然一笑。有一次母亲还一直熬到深夜，就为看看李先生究竟回家没有，我也使劲撑着眼皮，但很快就睡着了，到底不知结果如何。
不管怎样，歌剧终于完成，并开始大张旗鼓地排练。朱老师要求全班都学会唱歌剧中所有的歌，我们大家每天都得练到天黑才回家，这些歌也都深深刻进了我们年少的记忆。记得演出时，帷幕拉开，就是伯爵登场，他轻快地唱道：“时近黄昏，晚风阵阵，百鸟快归林。荷枪实弹，悄悄静静，沿着山径慢慢行……”他随即开枪，向飞鸟射击。一只被击中的小鸟恰好落在树林深处伯爵夫人的怀里，她于是唱起了凄凉的挽歌：“鸽子呀，你栖息在幽静的山林，你整天在天空飞翔，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没有一些儿阻挡；鸽子呀，你哪知凭空遭祸殃，可怜你竟和我一样，全身战栗，遍体鳞伤，失去自由无力反抗。”正在此时，一位流浪诗人恰好走来，他唱着：“异国里飘零，流亡线上辛酸，这生活的滋味像烙印般刻在我心上。每日里，痛苦鞭打着我，我饱受人间的冷眼讽言。我只能忍气吞声，我只能到处飘零。如今，我不知向何处寻求寄托，何处飘零？！”当然，两个不幸的人立刻同病相怜，随即坠入情网。
后来，当然是伯爵一枪将诗人打死，伯爵夫人也就自杀身亡。
当时，这出“千古悲剧”真使我们心醉神迷！虽然所有角色照例都属于漂亮入时的“下江人”，但我们对于分配给我们的任务却是十分尽职尽责。记得我当时负责管道具，为了打扮那位伯爵夫人，我把母亲结婚时用的银色高跟鞋和胸罩（当时一般女人不用胸罩）都背着母亲翻了出来。演出当然又是非常成功。露天舞台设在高高的土台上，后面是一片幽深的松林，当年轻美丽的伯爵夫人穿着一身白纱裙（蚊帐缝的），头上戴着花冠从松林深处幽幽地走向前台时，大家都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
我就是这样爱上了文学，爱上了戏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