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小说能发现的东西

小说是文学的一种体裁，和诗歌、散文、戏剧并列，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在各种题材的对比中，小说具有更大的丰富性，也只有小说能够发现一些东西。

诗歌的源头只是人们田间的呼喊，并不一定具有特殊的意义。后来社会分工之后，有专门的诗人写诗，写出来的诗歌大多书写个人的小情绪，也就成了文人们怡情遣兴的工具。即便有一些叙事诗出现，也只是写了一些简单的事，事中缺少细节。诗歌本身的韵律适合歌唱，却有失叙事的庄重。散文可以叙事抒情，但大多篇幅不是很长，没有太多强烈的故事性，也不一定能发现人性的秘密。而剧本由于格式的限制，适合舞台演出，却并不一定适合很多人阅读。剧本能够发现人性的秘密，却没有小说那样精巧的结构，没有小说语言的开创性，也不一定有小说引入的哲学意义。剧本适合演绎通俗文学，适合舞台表演，更能贴近底层人的生活，也容易引起底层人的共鸣。但剧本不是小说，不一定获得读者的认可。很多人喜欢读小说，但并不一定喜欢读剧本。小说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存在于文坛，被很多作家青睐。

小说似乎是一个很大的布袋，里面可以装入很多东西。米兰·昆德拉以小说家的直觉，敏锐地发现布洛赫追逐着“只有小说能发现的东西”。布洛赫认为，“小说有非凡的合并能力，散文或哲学没有能力把小说合并进去，小说却有能力把诗与哲学合并到它的里面。”昆德拉认为布洛赫“动用所有的精神手段和所有诗的形式来阐明‘只有小说能够发现的’：人的存在”。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和政治关联不大，他们似乎都是无罪者，但政治上无罪，并不代表他们道德上无罪。他们很容易成为与魔鬼共处的人，对恶人盲从，对恶行无动于衷，对他人麻木不仁，见死不救，落井下石。这样的人物才会制造矛盾冲突，会成为众矢之的，成为人们愿意看的东西。倘若小说中的主人公平淡无奇，过了庸庸碌碌的一生，没有大起大落的人生波折，那么这个人物形象就是一个塑造失败的人物形象。就好像是剧本中的矛盾冲突一样，是必不可少的。小说中的矛盾冲突处处存在，不管是非常激烈的矛盾冲突，还是小的矛盾冲突，都存在。不管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也都存在，而且通过一定的实践，彰显人物性格，体现人物精神，甚至会揭示人性的秘密。

《三国演义》中有类型化人物的刻画方法，弄得人物性格单一，关羽是忠义的代表，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张飞是勇猛的化身等等。即便如此，也有很多丰富的故事情节，让人在阅读中获得一定的享受，也获得很多人生经验。甚至元朝的统治者发给部下的大将一人一部《三国演义》，让他们当成兵书战策来读。当然，《三国演义》并非只是凸显了兵书战策的知识，而且有人生的经验在里面，只是开篇的《临江仙》一首词就能够体现历史与人生的感触。其中有“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道尽了历史的沧桑和人生的无奈。作家并不仅仅在写小说，而是在说每一个人的人生。小说中可以容纳诗词，可以容纳散文，可以把哲学、科学、艺术、宗教、人文、科幻等等容纳进来，甚至可以容纳很多数学演算公式。就像一个硕大无朋的口袋，可以装下世间所有的学科，装下世间所有的知识和经验。每一个人都可以写小说，从自己的感受来写，写自己的人生，写他人的人生。可以运用虚构的手法，也可以运用写实的手法，但不管怎样写，都是自己经验的描述，或者说经过了自己的思想加工，用语言呈现出来。

虽然语言会出现变异，会让读者产生歧义，但语言描述人生况味，描述事件恰如其分，却非小说莫属。《水浒传》写了大悲剧，是英雄群体的悲剧。《红楼梦》写了大悲剧，是大家族的悲剧。《阿Q正传》也写了悲剧，是个人的悲剧。不管怎样的悲剧，都有震撼人心的意义，也都有个体受难的过程，虽然受难的事件不同，过程不同，情感也不同，但悲剧意义却昭示人心，甚至有着哲学意义。倘若把《水浒传》写成一首叙事长诗，就会失去很多生动活泼的细节，会失去整个社会层面的悲剧意义，也会失去人生的悲剧意义。倘若把《红楼梦》写成散文，那么《红楼梦》中的悲剧意义也会被稀释，哲学与人生的意义会荡然无存。倘若把《阿Q正传》写成剧本，阿Q的喜剧会展现得淋漓尽致，而悲剧也似乎淡化了许多。况且用舞台上固化的形象来代替人们阅读文字之后产生的丰富想象，本身就是一种误解误读，会消解人们想象的丰富性，也会让人们感觉索然无味。但人们更容易接受舞台上的形象，更容易接受视频形象，以至于很多人愿意花大量的时间刷短视频，也不愿意读书，即便让他们读生动的小说，他们也不愿意。